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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我住到了荷里得公园公寓大楼，横过19号公路那边就是俱乐部。公寓楼4层，我住2层的一个单室房间。罗西也住在这层楼的一个房间。我从卧室的窗户上就可以看到俱乐部，我的电话上设有录音装置。早先在黑手党的隐蔽工作中，无论是在密尔沃克还是在佛罗里达，如果想把电话中的谈话录音，我就用一个简单的吸杯麦克风和常规的磁带录音机，吸杯麦克风就附在电话听筒上。现在我有了寓所，房间里会有客人来，因此就不好随便摆录音装置。录音机藏在墙壁里，电线直接接通在电话线上。

有时候，我或者罗西要戴上“线路”，要么带的是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要么是T…4发射机。

我用的是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6英寸长，4英寸宽，4分之3英寸厚度。使用的是三个小时磁带。机子只能录音，没有回放装置。麦克风大小像一支铅笔顶端的橡皮，线路较长，这样可以藏在身体的任何部位。录音机有开关装置。使用前，可以试用一下，看看磁带是否转动。由于没有回放或取带装置，因此不能作录音试用。

T…4发射机大小相当于拿格拉牌磁带录音机的一半；3又2分之1英寸长，2英寸宽，4分之1英寸厚。发射机本身有录音装置，播出声音，待在附近的监听特工可以听、可以录。机子没有开关装置，但有一根很灵活的小天线。天线一两英寸长，线的尖端上有个很小的球状物，那就是麦克风。旋转天线的时候，发射机就打开了，新电池可以连用大约4个小时。使用前，可以对发射机进行试用，让一名监听特工拿起电话，问他是否收到你发出的信号。但是，对于拿格拉牌录音机，你一旦不在监视，就无法知道录音机是否还在工作。

拿格拉牌录音机的优点是：你走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无需要特工配合。发射机的优点是：体积小，隐藏方便；使用时，附近有监听特工直接收到发射机的信号。使用发射机时，如果情况不妙，或隐蔽特工陷入危险之中，别的特工立即可以赶到现场。而使用拿格拉牌录音机时，遇到麻烦别人都不知道。

带着拿格拉录音机，你到任何地方都可以录音，而在城市里，发射机的播送大概只有两个街区的距离。如同大气层和车辆行驶一样，钢筋建筑也同样影响传播。监听工作人员要么和你失去了联系，要么收不到你的信号。T…4发射机的危险性在于：播出的声音可能被电视机接收而播放出来。你在房间里坐着和几个老练党徒谈话，电视机突然会把谈话向你播送出来。这样，个个都知道有人身上带了无线电装置。

无论你是用录音机还是发射机，你都是在冒着生命的危险。带着窃听装置，一旦被逮住，通常要被处死。另外，机器并不总是正常运转。电视上看到的窃听好像很容易，只要把身上的装置打开进门就能把有关的谈话录下来。事实上，你用的装置尽管说是技术完美或接近完美，可一旦使用起来并非那么完全奏效。当你设法使用小型东西的时候，效果上总要受到一点损害。

我们隐蔽特工并不总是配有这种高级的秘密技术装置。这是一种终极的措施，间谍可能都采用。我们在破案中使用的电子装置所录下的东西，最终在法庭上作证时还要一五一十地重新显露出来。间谍不用走上法庭，因此他们所用的手段不需要再现。政府并不想把要保密的电子装置给隐蔽特工使用，因为他办的案子要诉诸法庭。

这些电子装置录音性能灵敏，这就是说，不管什么声音全部都能录下来。藏在身上的装置连你的打嗝声、衣服摆动的声音、房间里或附近的任何别的声音，如谈话声、脚步声、搬动椅子声、收音机声、电视声、空调声以及大街上的嘈杂声，等等，全都能录下来。由于党徒们心里多疑，以为到处都安装了窃听装置，因此，他们无论是在旅馆房间里、汽车里，或是在任何地方，总要打开电视机或收音机，以便掩盖谈话声。

还有，即使其他方面都很顺当，你可不能要别人在谈话中按照你的要求谈论你想知道的话题。我们在使用录音机或发射机所遵循的原则是：你一旦打开了窃听装置，你就让它一直开着，录下谈话的全过程。无论是通过电话、或是在现场、或是由监听传输的特工所录的音都是作为证据。所录的谈话内容是无关的或是包括了无关的部分，这都不要紧；整个录音都要交给法庭。只有谈话中有关的部分才可能用来作为证据，而整个谈话内容辩护律师都可以用，以免他们声称：我们在现场录音的时候，企图歪曲谈话内容，作了不公正的选择。

在赶到现场以前，你就要把录音机或发射机打开。可是，你想要听的谈话说不定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听到。这时磁带录完了，电池也用光了。

许多情况你都难以控制。你不能在现场测试音量的高低；不能为了录音对谈话的人按照你的心愿作出安排；你不能要求谈话的人把声音说大一些；对于混淆谈话内容的其他杂音，你无法控制。还有可能，谈话中一谈谈了几个小时的基本情况以后，才进入你想要听的实质内容。到谈话的最后阶段你才听到你想要听的一切。等到调查局放录音带的时候，你只录下了一部分内容，甚至毫无所获，等到磁带放完了你才知道。对于所录的音你不能重新调整，不能跑回去对歹徒说：“昨天的谈话内容你还记得吗？我们再谈一遍。这次谈话不在原来那间房子进行，因为那建筑物钢筋太厚……我们的步子不要迈得太快，因为正在录音的车子已渐渐失去了目标。”你也不能对他说：“我们的谈话再重复一次吧，因为上一次的电池失效了，或心轴用坏了，要么是磁带出了故障。”

这一类的事常常使我感到精神上的负担，也比其他隐蔽工作带来更多的心理压力。

我不喜欢带窃听装置。隐藏东西很困难。我和那些党徒混得很熟，我们在一起总不离那种习惯性的拥抱和接吻。赛马场上，摔跤场上我们常去。我和那些党徒白天黑夜混在一起，和勒菲蒂在一起的时候，一天24小时都不分离。我们住在同一个旅馆；在房间里换衣；打着赤膊，只穿一条游泳裤坐在池边。

到了确实要用录音机或发射机的时候，我从来不带在身上。我只带过一次，那是在1975年，刚刚开始对重型装备盗窃团伙进行破案的时候。我带的是拿格拉录音机或T…4发射机，就装在甲克衫的口袋里。带着拿格拉录音机的时候，我不肯冒险把麦克风放在衣服里面，通常用细绳把机器包扎起来，整个装置都放在口袋里。如果身上没有穿甲克，就把录音机放进牛仔靴里，然后把接通麦克风的细线牵到衣服上，磁带和话筒贴在胸口。

我从来不想把窃听装置带在身上到处跑，因为随时有可能有人搜查你的寓所或汽车。因此，当我想用窃听装置时，我就作好安排让办案特工和我见面，在什么地方为我拾音，然后秘密传递过去。

携带窃听装置的明显的最大优点是：你可以为某一件案子获得至关重要的录音谈话。因此值得冒一下风险。在任何情况下，带不带窃听装置由我自己决定。在着手“冷水工程”这一行动中，我总共使用了十几次窃听装置。

孙尼在加紧把情况向特拉弗坎特那里介绍。他派勒菲蒂到荷里得那里执行一项使命：试图通过中间人来引见。我们估计，勒菲蒂可能要谈到重要的人和重大的事。窃听装置如放在甲克上衣里太显眼，我把它放在牛仔靴里。

他曾对我说过：我们要乘飞机去迈阿密，要见梅尔·兰斯基①的女婿，那是党徒里臭名昭著的财阀，管理赌场的魁首。据说他是特拉弗坎特的朋友。

①　兰斯基（Lansky，Meyer，1902…）：原名梅尔·舒乔尔·杨斯基。美国最有实力、最富有的犯罪辛迪加首脑和银行家之一。1973年，他以藐视大陪审团罪和偷漏所得税罪被判罪。

吃早饭的时候，我问勒菲蒂：“我仍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要到那儿去。”

他说：“因为我们想要见见这个家伙，他在迈阿密海滨。他要把我介绍给那个家伙，那家伙就介绍我去会见那个大家伙，他就在这一带。”

勒菲蒂像以往一样，老是在抱怨罗西没有给他足够的钱。罗西给他买了来往纽约的机票，但并没有提出付从荷里得到迈阿密的机票，也没有提到要付他可能要花的费用。

我说：“好好坐下来，把情况向他作些解释。”

“解释的事，应由你来说。他应该想到这儿的情况。”

“我知道，这儿的情况他应该想到。可是，他实在也没有弄得什么钱。”

“我不想麻烦了。你就对他说：我们要见梅尔·兰斯基的女婿，他要给我钱。”

勒菲蒂派人叫罗西到俱乐部去，替他找一下他的纽约——坦帕来往飞机票。他说，他把飞机票丢在什么地方了。但是他并没有丢。他向我透露：他想试探一下罗西的态度。

孙尼早先到俱乐部来的时候，发现罗西的汽车用的是宾夕法尼亚州的牌照，他对勒菲蒂说，他对此有怀疑。勒菲蒂就问我，我解释说：那是一辆租车，原来车上挂的是什么牌照，租来以后还是那个牌照。

但是，勒菲蒂还想对他作更多一点的检查。罗西用自己的美国运通信用卡为勒菲蒂购买了纽约——坦帕之间的往返机票。勒菲蒂假装把机票弄丢了，想看一看罗西有什么反应。勒菲蒂分析：如果罗西是个特工，他就会感到紧张，因为他可能要向其办事处报销机票钱；另外，他会担心：可能有“搞地下工作”的人在此期间发现了那张机票，去核实一下运通信用卡的号码，以了解他是不是政府特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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