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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2页）

忽然，她的心收紧了，在《中央日报》上看到一个熟悉的名字——姚蓬子！

那是一九三四年五月十四日的《中央日报》，赫然登载着《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姚蓬子是资本家，这，人们是知道的；然而，姚蓬子是叛徒，红卫兵们还是第一次知道。

于是，他们全文抄录了《姚蓬子脱离共产党宣言》。

于是，红卫兵们组成“姚蓬子专案组”。

于是，上海师范学院里出现大字报《揪出大叛徒姚蓬子》！

心惊肉跳，肉跳心惊，（足卷）缩在小楼里的姚蓬子，意识到大事不妙。

消息马上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

上海师范学院接到来自康平路的电话：一切群众组织，都不得成立“姚蓬子专案组”。外调姚蓬子，必须经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批准……姚蓬子历史材料，列为“防扩散”材料。

“康办”的一道命令，保住了姚蓬子。

“姚胖子”以手加额，松了一口气。

然而，一九六八年四月，从青海省公安厅打来的长途电话，不仅惊动了张春桥、姚文元，连江青都过问此事了……

西宁。青海省公安厅。两个穿军大衣的年轻人，手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外调介绍信，提审那里在押的一个历史反革命罪犯。

罪犯写了外调证明材料。按照规定，外调材料要经青海省公安厅盖上公章。

就在盖公章之际，两个年轻人受到盘问。因为青海省公安厅公安人员看到外调材料上，写着这么一句：“姚蓬子是姚文元的父亲。”

“你们为什么要整无产阶级司令部的黑材料？”公安人员扣留了两个年轻人。

“我们是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的！我们是经公安部同意到这里外调的。？”两个年轻人挥动手中的介绍信。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公安部。公安部一位副部长在电话中明确地答复：“这两个人是经我同意，前往青海外调的。”

青海省公安厅电询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上海答复：“派往青海外调的杨、刘二人，确系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专案组成员。”

青海省公安厅无奈，只得放掉那两个年轻人。

两个年轻人知道了这回惊动了公安部，惊动了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头头，虽然未被青海扣留，也不敢马上回上海。他们到重庆、武汉避风头。过了好一阵子，才悄然返沪……

青海公安厅的电话，惊动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的一名主犯——当时的公安部部长谢富治。

谢富治怒气冲冲地问那位副部长：“他们去青海外调，是你同意的？”

“是的。”副部长答道，“他们持有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正式介绍信，是符合组织手续的。何况外调的是姚蓬子问题，他

“他是姚文元的父亲！”谢富治的肺都快要气炸了，他训斥副部长道，“你敢答应人家外调姚文元的父亲，你的胆子不小哇！你这个副部长还想当不想当？你的脑袋还要不要？”

谢富治当即报告江青。

江青大发雷霆：“这是一个严重的政治问题，是反革命罪恶阴谋！”

江青转告汪东兴，要他以中共中央办公厅名义，电召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赴京，责问为何派人前往青海外调姚蓬子？

与此同时，谢富治下令：“公安部档案中有关姚蓬子的材料，未经部领导小组批准，任何人不得查阅。”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负责人带着文件，飞往北京。

他当面把文件交给了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

文件说明了来龙去脉：

一九六七年十月，由中共中央审查小组第一办公厅周扬专案组向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建议，应对上海的三十年代文化界人物进行审查，以便为周扬专案组提供材料。这位负责人根据掌握的情况，开列了三十多名审查对象，内中包括姚蓬子。这份报告送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张春桥审阅。他批了“同意”两字。于是，在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设立了“姚蓬子专案组”，该组属上海市革命委员会材料组（后来改名为“上海市专案办公室”）第六组。张春桥曾三次听取过“姚蓬子专案组”的汇报。到青海外调的两个人，确系上海“姚蓬子专案组”成员。

原来，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是姚蓬子的保护伞！

这个“姚蓬子专案组”，有如下“保密”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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