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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巴金怒斥“姚棍子”

写过“爱情三部曲”——《雾》、《雨）、《电》，写过“激流三部曲”——《家》、《春》、《秋》，巴金的作品使巴金在上海文艺界具有崇高的声望。鲁迅在一九三六年写的《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一文中，曾称赞巴金：“巴金是一个有热情的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的作家。”受鲁迅赞誉时的巴金，不过三十二岁。

巴金素来埋头于创作，是一个擅长于文笔却不善于言谈的作家。几乎没有见到过他厉色疾言。

在上海第二次文代会的讲坛上，巴金破例作了充满火药味的长篇讲话，题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他的发言稿，经删改后，载于《上海文学》五月号。二十四年之后，当《巴金六十年文选，一九二七——一九八六》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时，巴金根据原稿，把当年被迫删去的文字补齐，成为完壁。

巴金的讲话的主题，便是拿出“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批判了姚文元之流的棍子。

按照巴金发言原稿，摘录如下，从中可以窥见一位中国当代卓有成就的作家对于“棍子”们的温怒：

我有点害怕那些一手拿框框、一手捏棍子到处找毛病的人，固然我不会看见棍子就缩回头，但是棍子挨多了，脑筋会给震坏的。碰上了他们，麻烦就多了。我不是在开玩笑。在我们新社会里也有这样的一种人，人数很少，你平日看不见他们，也不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但是你一开口，一拿笔，他们就出现了。他们喜欢制造简单的框框，也满足于自己制造出来的这些框框，更愿意把人们都套在他们的框框里头。倘使有人不肯钻进他们的框框里去，倘使别人的花园里多开了几种花，窗前树上多有几声不同的鸟叫，倘使他们听见新鲜的歌声，看到没有见惯的文章，他们会怒火上升，高举棍棒，来一个迎头痛击。他们今天说这篇文章歪曲了某一种人的形象，明天又说那一位作者诬蔑了我们新社会的生活，好象我们伟大的祖国只属于他们极少数的人，没有他们的点头，谁也不能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他们人数虽少”，可是他们声势很大，写稿制造舆论，他们会到处发表意见，到处寄信，到处抓别人的辫子，给别人戴帽子，然后乱打棍子，把有些作者整得提心吊胆，失掉了雄心壮志。

……无论如何，我们要顶住那些大大小小的框框和各种各样的棍子。棍子决不会自己消灭，我们也无法要求那些用棍子推销框框的人高抬贵手，检讨、沉默和懦弱都解决不了问题。做一个作家必须有充分的勇气和责任心。只要作家们有决心对人民负责，有勇气坚持真理，那么一切的框框和棍子都起不了作用，而且会逐渐销声匿迹。本来嘛，在我们的光辉灿烂的新社会里，它们早就应该销声匿迹了。

说到这里，我还应该加一个说明：我在上面提到的并不是批评家。对于批评家我是怀着很大的敬意的。我们的确有不少很优秀的批评家。但是不必讳言，我们也有一些专门看风向、摸“行情”的“批评家”，对于他们，我要提出一个小小的要求：希望他们能够以平等的态度对待作家，好的批评家是作家的朋友，并不是作家的上级。我们国家并没有这样一种法律，指定批评家比作家高一等。可是我们有些“批评家”写文章，不管说好说坏，总是把自己放在居高临下的地位，不用道理说服人，单凭一时“行情”或者个人好恶来论断，捧起来可以说得天上有地下无，驾起来什么帽子都给人戴上，好象离了捧和骂就写不成批评文章似的。我只知道真理越辩越明，却未听说真理越骂越显。谩骂决不是批评，盛气凌人更解决不了问题。……

痛快！淋漓！痛快淋漓！巴金的不讳直言，赢得响雷一般的掌声。

骨鲠在喉，对于“姚棍子”，作家们往日敢怒而不敢言，或者只在私下里数落他，如今巴金在广众大庭，痛斥“姚棍子”，个个欢跃，吐出了胸中积愤。

姚文元听着巴金的发言，肺都快要气炸了。

此后，在姚文元棍下，巴金的发言稿成了“大毒草”；

此后，在“文革”中，巴金被打成上海文艺界的“黑老K”。

一九八○年六月十五日，年已古稀的巴金，用笔写下痛楚的回忆：

“我写作了几十年，对自己的作品不能作起码的评价，却在姚文元的棍子下面低头，甚至迎合造反派的意思称姚文元做‘无产阶级的金棍子’，为什么？为什么？今天回想起来，觉得可笑，不可思议。反复思索，我有些省悟了：这难道不是信神的结果？”（《探索集》之四十五；《灌输和宣传》）

一九八○年十月十五日，巴金用锋利似刃的笔，剖析了“姚文元道路”。巴金毕竟经历了“文革”炼狱的磨砥，他的话令人久久思索。那是出自他的肺腑的真话。唯其真，才显得那样的深刻：

……第二年下半年（指一九五八年，引者注）就开始了以姚文元为主力的‘拔白旗’的‘巴金作品讨论’。‘讨论’在三四种期刊上进行了半年，虽然没有能把我打翻在地，但是我那一点点‘独立思考’却给磨得干干净净。你说写十三年也好，他说写技术革新也好，你说文艺必须为当前政治服务也好，他说英雄人物不能有缺点也好，我一律点头。但是更大的运动一来我仍然变成了‘牛鬼蛇神’，受尽折磨。张春桥恶狠狠地说：‘不枪毙巴金就是落实政策。’他又说：“巴金这样的人还能够写文章吗？”

“其实不仅是在‘文革’期间，五十年代中期张春桥就在上海‘领导’文艺、‘管’文艺了。姚文元也是那个时候在上海培养出来的。……这些人振振有辞、洋洋得意，经常发号施令，在大小会上点名训人，仿佛真理就在他们手里，文艺便是他们的私产，演员、作家都是他们的奴仆。……尽管我已经丧失独立思考，但是张春桥、姚文元青云直上的道路我看得清清楚。路并不曲折，他们也走得很顺利，因为他们是踏着奴仆们的身体上去的。我就是奴仆中的一个，我今天还责备自己。我担心那条青云之路并不曾给堵死，我怀疑会不会再有‘姚文元’出现在我们中间。我们的祖国再也经不起那样大的折腾了。

“张春桥、姚文元就要给押上法庭受审判了，他们会得到应有的惩罚。但是他们散布的极左思潮和奇谈怪论是不会在特别法庭受到批判的。要澄清混乱的思想，首先要肃清我们自己身上的奴性。大家都肯独立思考，就不会让人踏在自己身上走过去。大家都能明辨是非，就不会让长官随意点名训斥。

“文艺究竟属于谁？当然属于人民！……”（《探索集》之五十七：《究竟属于谁？》）

从一九六二年批判姚文元，到一九八○年进行再批判，巴金的声音代表着中国正直的作家们的声音。

发人深思的是，挨过姚文元的棍子的作家，从巴金、丁玲。冯雪峰、艾青、姚雪垠、秦兆阳，到王蒙、刘绍棠、流沙河、邓友梅……受尽磨难，没有一个被打倒；而被押上历史审判台的，却是“姚棍子”其人！

“骆漠”是谁？

杂文是政治气候的温度计。民主兴，则杂文旺。杂文是“百家言”。在噤若寒蝉的日子里，杂文总是收声敛息。一九六二年的“回暖”，使杂文创作也活跃起来。

春风吹入位于上海南京路上的华侨饭店。《文汇报》社在那里召开杂文创作座谈会。因为《北京晚报》的杂文专栏《燕山夜话》已经开张，《前线》杂志的杂文专栏《三家村札记》和《人民日报》的《长短录》也很活跃，可是上海的杂文界却还冷冷清清，该鼓一把劲了。

大抵是受“出气会”的影响，会场空前活跃。姚文元也算是杂文作家中的一员，静坐一侧，那凸出的眼珠不时在会场上来回扫描，仿佛猎人在搜索猎物。

“繁荣杂文创作的关键，在于‘打倒棍子’！夏衍同志是杂文老作家，几年前在《人民日报》副刊上发了一篇杂文《废名论存疑》，挨了棍子，弄得他这几年一篇杂文也不写——不是不会写，也不是没东西写，是不敢写！”有人开始“出气”了。

“我刚从北京回来。在北京，我见到夏衍，他说在七千人大会之后，他‘老病复发’，手痒了，又想写杂文了！”有人马上补充道。

“凭一篇杂文，就定为‘右派’，太过分了。这样做，使杂文作者心寒。上海没有人敢带头写杂文，原因恐怕就在这里。”

“北京的‘带头羊’是马南（屯阝）。他的《燕山夜话》，老舍很称赞，说是‘大手笔写小文章’。你们知道马南（屯阝）是谁吗？就是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呀！”会议的主持者一听，赶紧趁机鼓动说：“我看，上海只要有人带头写杂文，一呼百应，杂文创作一定会象北京一样繁荣。”

“杂文讲究一个杂字，最忌‘步调一致’……”有人在那里发话，言归正传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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