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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2部分（第1页）

小组负责人李达跟共产国际代表马林之间有所龃龉，当即乘隙而入，反客为主，成为中共“一大”的主持人。后来中共“一大”选出陈独秀为书记，张国焘为组织主任，李达为宣传主任——张国焘成为中共最早的三位领袖人物中的一个。虽说张国焘在中共“一大”之后的地位时浮时沉，不过，在一九三一年一月十日，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产生的政治局推选三人为常委，张国焘仍是三常委（向忠发、周恩来、张国焘）之一。此后不久，决定张国焘赴鄂豫皖根据地，周恩来赴江西中央苏区。

张国焘和陈昌浩一起于一九三一年四月下旬由顾顺章护送前往鄂豫皖根据地。不久，张国焘担任鄂豫皖中共中央分局书记兼军委主席。从此，他一直是那里的首脑。鄂豫皖根据地是当时仅次于江西中央苏区的红色区域。正因为这样，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当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宣告成立时，张国焘是中央政府副主席兼“副总理”，地位仅次于毛泽东。后来，由于蒋介石一次次“围剿”，张国焘的鄂豫皖根据地不断西移，一九三二年底移至川陕边区，改称川陕根据地。

当朱毛红军整编为红军第一方面军时，张国焘所率红军整编为红军第四方面军，成为红军三大主力之一——红军第二方面军由贺龙为总指挥，任弼时为政委（无第三方面军）。红四方面军以徐向前为总指挥，陈昌浩为政委，而张国焘为军委主席。红一方面军在湘江之役后，损失过半，兵力只有三万多人，而红四方面军因在川陕根据地未动，所以拥有五个军八万多人，超过红一方面军一倍多！

一九三五年三月，红四方面军也开始长征，进入四川。六月十六日，红一方面军和红四方面军会师于四川懋功。张国焘在一九六六年发表于香港《明报月刊》的《我的回忆》中这么写及：毛泽东率领着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们和一些高级军政干部四五十人，立在路旁迎接我们。我一看见，立即下马，跑过去，和他们拥抱握手。久经患难，至此重逢，情绪之欢欣是难以形容的。毛泽东站到预先布置好的一张桌子上，向我致欢迎词，接着我致答词，向中央致敬，并对红一方面军的艰苦奋斗，表示深切的慰问。

两大主力会师后，决定由中革军委统一指挥。遵义会议后，虽成立了新的毛、周、王“三人团”，但中革军委未动，仍以朱德为主席，周恩来、王稼祥为副主席。此时，增加张国焘为副主席。然而，在“拥抱握手”之后，张国焘自恃兵多势强，便要与毛泽东相对抗。张国焘先是提出“向南攻打成都”，毛泽东主张“北上抗日”。六月二十六日，在四川两河口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毛泽东的意见得以通过，否定了张国焘的意见。

七月十八日，张国焘策动陈昌浩致电朱德，毫不掩饰地提出：职坚决主张集中军事领导，不然无法顺利灭敌，职意仍请焘任军委主席，朱德任总前敌指挥，周副主席兼参谋长。中政局（指中共中央政治局——引者注）决大方针后，给军委独断决行。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党史教研室编：《中共党史教学参考资料》，第十五册。

这就是说，要以张国焘为中央军委主席，由他“独断决行”！张国焘向毛泽东发起了挑战。斗争越来越激烈。

一九三五年十月五日，张国焘率红四方面军及原红一方面军建制的五军团南下，在四川北部的卓木碉（今马尔康县东南），自行成立“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和“中央军委”，自封“主席”。他还以他那个“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名义，通过了《决议》，宣布撤销毛泽东、周恩来、博古、张闻天的工作，开除中央委员及其党籍！这时，毛泽东所率红一方面军坚持北上，于十月十九日到达陕北吴起镇，与陕北红军会师。这样，终于结束了历时一年、经历十一个省、长驱二万五千里的长征。十一月十二日，中共中央致电张国焘：“不得冒用中央名义，只有一个中央。”十二月五日，张国焘致电中共中央，宣称：

甲、此间已用党中央、少共中央、中央政府、中央军委、总司令等名义对外发表文件，并和你们发生关系；

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名义，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

丙、一、四方面军名义已取消；

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和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

张国焘的口气是如此咄咄逼人。

中共面临着大分裂！红军面临着大分裂！毛泽东面临着严酷的局面！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当然不可能接受张国焘那个“党中央”的“领导”；以张国焘为首的那个“党中央”，也不会服从于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于是两路兵马，背道而驰。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林育英鼎力支持毛泽东

就在这个节骨眼上，林育英出现在陕北。他出席了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在陕北瓦窑堡举行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林育英除了传达共产国际“七大”精神之外，明确表示支持毛泽东。林育英既是毛泽东的老朋友，又跟张国焘有着患难之交，而这时他是共产国际特使。中共中央决定，由林育英出面，以共产国际派员的身份，对张国焘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不服从中共中央，对共产国际总应服从了吧。

林育英在中共党内，具有很深的资历。曾任中国共青团书记的林育南，就是他的胞弟。林育南还是中国苏维埃中央准备委员会秘书长。在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后的那次突遭国民党特务大搜捕时，林育南在上海东方旅社被捕。一九三一年二月七日，林育南死于上海龙华刑场。林育英早在一九二二年二月加入中国共产党，跟恽代英、陈潭秋过从甚密。一九二四年秋，他和李求实一起到莫斯科共产主义大学学习。翌年回国，化名林春山，先在上海工作，不久出任中共汉口市委书记。当毛泽东上井冈山时，他是中共湖南省委成员，两人结下友谊。此后，他又在上海、东北从事秘密工作，出席过中共六届三中全会。一九三○年十二月，他在抚顺的火车上遭捕。寒天腊月，他被泡在冰水中受刑，仍坚不吐实。在狱中十三个月，遭受百般折磨，以多病之身获释。他被中共送往莫斯科，一边治病，一边担任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此时，他担当起说服张国焘，防止中共大分裂的重任。他以共产国际特派员的身份，不断给张国焘发电报，进行说服工作。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这样记叙：

林育英到达陕北后，立即致电给我，大意是：他和王明等曾参加一九三五年七月间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大会对中国问题的讨论，有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新策略的决定。他奉命携带密码，经蒙古来寻找红军，已于某日到达陕北，完成了第一步使命。他拟由陕北继续到川康地区来，与我和其他同志会晤，但因交通阻隔，尚不知能否如愿等语。

我接到这个电报，一时喜出望外。立即回电表示欣慰，并请他暂留陕北，以免途中遭受袭击的危险，彼此可用电讯商谈各项问题。林育英同志系湖北籍的知识青年，林彪的叔父（应为林彪的堂兄——引者注），他和他的弟弟林育南曾与我共过患难。他于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共后，即随我从事职工运动，也曾在汉口一间工厂里做工。一九三三年他代表中国工会到莫斯科，参加赤色职工国际工作，成为中共中央驻莫斯科代表团的一员。他回陕北后，为了保密的理由，他用“张浩”的名字出现。

接着，林育英的电报源源而来，主要是告诉我们共产国际改采新政策的经过，并提出党内团结的步骤……林育英那“源源而来”的电报，迄今仍可从档案中查到。如其中的一份，全文如下：

请转电四方面军国焘同志：

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我已会着毛泽东同志，询问一、四方面军通电甚（少），国际甚望与一、三军团建立直接的关系，我已带有密码与国际通电，兄如有电交国际弟可代转，再者我经过世界七次大会（指共产国际“七大”——引者注）对中国问题有详细新的意见，准备将我所知道的向兄传达。

林育英十六日九时据考证，这“十六日”应为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十六日。从电报中可以看出，林育英是以“共产国际派我来解决一、四方面军的问题”出面的，而且他“带有密码”，可以在陕北与共产国际直接通电报。密电码是刘长胜带回来的，他稍晚于林育英从莫斯科到达陕北，从此陕北与莫斯科有了电报联系。这样，张国焘也就致电林育英，称“党中央表示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虽然张国焘仍坚持他那个“中央”是“党中央”，但已愿“一切服从共产国际的指示”。经过电报一次次切磋，林育英告诉张国焘，“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于中国党中央（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的政治路线”，“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指共产国际代表团——引者注）”。这么一来，张国焘不得不取消他那个“中央”。如他在回忆录中所写：他们（指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引者注）既与共产国际联络上了。我们也就不必旧事重提，斤斤于谁是谁非，大家团结要紧。

这样，中共避免了大分裂，红军避免了大分裂。

一九三六年六月，贺龙、任弼时所率红二、六军团改编为红二方面军，与张国焘的红四方面军会师于西康甘孜。接着，一九三六年十月，红二、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接应的红一方面军会师——红军的三大主力终于大会师，变成一支统一的军队。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张国焘终于率红四方面军来到陕北保安。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写道：保安的红军学校校长林彪率领学生队伍到郊外欢迎我们，毛泽东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会时一样，站在学生们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个预先布置好的讲台上，我们都发表演说，互致祝贺。我的演词是强调对外抗日对内团结。那时我们所谈论的，不是那些过去了的事，而是策划未来。

会师之后，十二月七日，中革军委调整、扩大为二十三人，成为红军最高指挥部，毛泽东任主席，周恩来、张国焘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为红军总司令，张国焘为红军总政治委员。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张国焘作了检查，承认自己“是路线的错误，是退却逃跑的错误，是反党反中央的错误”。会议作出了《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这样，毛泽东完全战胜了张国焘。张国焘的错误被定为“右倾分裂主义”。此后，张国焘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副主席。他虽口口声声承认错误，但实际上却耿耿于怀。终于，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黄陵之际，投奔国民党。他随身只带警卫员张海一人。当张海发觉张国焘反叛中共时，不愿跟他走。张国焘后来成为国民党的特务，晚景凄凉，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冻死于加拿大多伦多城养老院医院。

林育英则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于延安，毛泽东、朱德亲自为他执绋。毛泽东亲笔为他的墓碑写了“张浩同志之墓”六个大字。

第八部分：党的领袖“神仙”王明从天而降

在战胜了张国焘之后，毛泽东又面临着一次严重的挑战。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机场戒备森严，人们不时仰视着黄土地之上的那顶蓝天，希冀找到飞机的影子。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博古、张国焘等延安党政军要人，都在机场上伫立静候。不言而喻，将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终于，一个黑点在天际出现，隆隆机声响起来了。哦，一架苏制军用运输机由远而近，降落在机场上，引起了一片欢呼。飞机来自莫斯科。只是由于续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甘肃兰州降落、加油。根据苏联政府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签订的协定，开辟西北航线，从苏联运输军用物资，帮助中国抗日。这架军用运输机是秘密地由兰州飞来延安的。

从机舱里走出一位个子矮小的人物，那双高统、发亮的黑皮靴显得格外醒目。他摆着一副领袖的架势，在机舱门口站了片刻，频频向欢迎的人们招手，留下充分的时间给摄影记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陈绍禹）。自从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庆树在上海登上赴苏海轮起，已匆匆六个春秋。离去时，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陕北不仅拥有南北长九百里、东西宽八百里的红色区域，有十几万人的红军，而且红都延安居然有飞机场，虽说这机场那般简陋，不过是一片山间平地罢了。

和王明同机归来的，还有陈云和康生。当时在场的张国焘，用“握手拥抱，一堂欢叙”形容王明和毛泽东见面时的情景。在机场上，举行了热烈的欢迎仪式。毛泽东以《饮水思源》为题，发表热情洋溢的欢迎词：欢迎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欢迎我们敬爱的国际朋友（指苏联机组人员——引者注），欢迎从苏联回来的同志们。你们回到延安来是一件大喜事，这就叫“喜从天降”。王明呢？当然也欣喜万分。这位“从昆仑山下来的‘神仙’”，是来摘“桃子”的。在苏联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统特务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蒋介石“围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千难万险，眼下正是回来坐“帅椅”的时候。虽说毛泽东已经是中共的领袖，然而，王明却是共产国际的执行委员会委员、主席团委员、政治书记处书记，明摆着是毛泽东的上级。初来乍到，王明俨然钦差大臣，在延安作长篇报告，毛泽东等“洗耳恭听”。就连张国焘，也有点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忆》中写道：

王明当时俨然是捧着上（尚）方宝剑的莫斯科的“天使”，说话的态度，仿佛是传达“圣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个无经验的小伙子，显得志大才疏，爱放言高论，不考察实际情况，也缺乏贯彻其主张的能力与方法。他最初几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脑们一些不安的情绪……

王明回国之初，毛泽东曾对他谦让。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段时间里中共中央首脑们的合影，就会看到居中的总是王明，而毛泽东总是站在最旁边的位子。偶然有一两张是王、毛并列站在正中的照片，王明的脑袋只及毛泽东的肩胛。

王明回国不久，他和陈云、康生一起被增补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成立了筹备中共“七大”的委员会，以毛泽东为主席，以王明为书记。三天之后，王明和妻子孟庆树同周恩来夫妇及博古一起去武汉，同国民党代表陈立夫进行国共合作秘密谈判。从此，王明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

王明和毛泽东之间的分歧和斗争，日益表面化。

那时，日军大举侵略中国。大敌当前，中共表示愿和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共同抗日。王明提出了“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口号，而毛泽东则坚决主张中共在统一战线中必须保持独立自主。毛、王之间，不光是政见不同，而且王明明显地表现出对毛泽东领袖地位的觊觎。他擅自拟订了中共中央委员名单。他在武汉时，经常以中共中央名义，擅自对外发布宣言，甚至以毛泽东名义发表谈话。他还提出要求，把中共中央机关刊物《解放》从延安迁往武汉……由于他的政见与毛泽东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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