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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0部分（第2页）

王敦退兵的条件是：一要大赦他起兵的罪名；二要晋升他为丞相，都督中外诸军事，隶尚书事，封武昌郡公，领江州牧。

晋元帝没有办法，只得一一照办。

王敦起兵的目的，就是要篡权，因此，他对王导说：“朝廷中刁、刘余党还在，我看得斩草除根。主位移动与否，另当别论，但朝政务必得改革。”王导知道他心怀不轨，就劝他说：“朝廷经过这次变故，也势必悔过了。只要不再疑忌我们兄弟，我们的祖业得以为继，我看就到此为止吧！”王敦这才打消了废立之事，东晋危而复安。

但他的权势却膨胀起来了，他不经过朝廷同意，就擅自任免了一批大臣和州郡长官，也根本不去朝见晋元帝，一切安排妥当后，就直接带兵返回武昌。

司马睿见无法动摇王家的势力，于当年11月，忧愤而死。太子司马绍继立，是为晋明帝。

晋明帝聪明英武，为改变东晋主弱臣强的局面，他从即位之初就在做着努力。他命华恒为骠骑将军，都督建康水陆诸军事，命郗鉴为安西将军、兖州刺史，都督扬州、江西军事，西镇合肥，防范王敦的意图非常明显。

王敦于是进行了第二次叛乱。明帝太宁元年（323年），王敦移镇姑孰（今安徽当涂），正谋起兵，夺取建康。可正在这时，王敦病倒了。太宁二年7月，明帝乘王敦病重，决定先发制人。但明帝因担心众人惧怕王敦余威，便假称王敦已死，下诏历数王敦罪行，并任命王导为大都督，传檄征讨。王导此时与上次的态度相比，大相径庭，明朗且坚决，宣称“宁忠臣而死，不无赖而生”，声明讨逆。王敦首战失利，不久，便忧愤而死，余党立即作鸟兽散，叛乱得以平息。

王敦临死，对羊鉴及其子王应嘱咐道：“我死后，宜即刻立王应为帝，先立朝廷百官，然后再安排葬事。”而王应是一个纨绔子弟，扶不上墙的一堆污泥，他将王敦的尸体用席子一裹，涂上防腐油蜡，草草的埋在议事大厅下面，就与一帮公子哥们上街狂饮豪赌去了。

晋明帝平叛之后，余恨未消，掘出王敦的尸体，焚毁衣冠，绑赴刑场，砍头示众，算是报了父子两代帝王被欺负的仇恨。

门阀世族

东晋朝廷对在战乱中大量南下的北方大族和流民，设置侨州、郡、县，一仍北方###之前的政治格局，以维护侨迁士族的特权和利益。北方原有的徐、兖、青、司、豫、雍、秦、幽、冀、并等州，在南方也都有相应的侨州。其中大族的显姓就有100多家，这百家大族就是东晋政权的支柱。司马睿到南方后，即以王导为谋主。在王导的建议下，司马睿最初大量启用北方大族，使北方士族在政治上长期凌驾于南方士族之上。

在门阀政治中，门阀士族对皇权起着限制和制衡作用，门阀之间也互相制约。皇权离开门阀士族的支持，就会倾覆；反之，门阀士族如果抛弃皇权，也就不能和平相处，大家共同遵守着这一游戏规则，从而形成东晋门阀政治的特点。因此，当司马睿试图要打破这种格局时，无形中就侵犯了这些士族大家的利益，于是就发生了王敦的叛乱。而王敦的叛乱以及其后桓玄的叛乱，之所以不能成功，实际上也是高名第士族与一般士族之间、南北方门阀士族之间互相牵制和平衡的结果。

据《世说新语？仇隙》记载，当年元帝任用谯王司马承为湖州刺史以防备王敦时，就为王敦之弟王廙所杀。王敦死后，司马承的妻子才敢哭着对其子司马无忌兄弟说：“是王敦假借王廙之手杀了你们的父亲。我所以多年没有告诉你们，是因为王氏门强，你们兄弟年幼，我不想因此使你们遭到灾祸啊！”由此可见，琅琊王氏势力之大，以至宗室也不敢道其杀亲之仇，这正说明了门阀政治的特性：“主弱臣强”。

虽然东、西晋实行的都是门阀政治制度，但却有着本质的区别。西晋是宗室诸王掌权，门阀士族多依附于其门下，更多的是作为皇权的装饰品而存在。而东晋却正好颠了个个儿，门阀士族成为权臣，宗室王公反倒要仰食于门阀士族了，皇权成了门阀政治的遮羞布。譬如当时随晋元帝一起到江南的除他本人外，还有彭城王、汝南王、南顿王、西阳王，号称“五马渡江”。但这些宗室诸王，皆因不满士族当权而先后丧命。可见皇权政治的衰落，门阀政治的强大。

琅琊王氏以后，犹有颍川庾氏、谯郡桓氏、陈郡谢氏等门阀士族相继执政，这种主弱臣强的“共天下”之局一直终东晋一朝都不曾改变。

门阀士族拥有优厚的政治、经济特权。只要凭藉门第，就可青云直上，轻易位至公卿。当时的中央和地方的文武要职都由士族担任，依旧是“上品无寒门，下品无士族”的格局，权力尤其集中在北方士族王、庾、桓、谢和江南士族周、陆、顾等七大家族手中。他们占有大量的生产资料和社会资源，过着寄生生活，奢侈荒淫，为所欲为。但却一代不如一代，逐渐退化，再无优秀人才出现，门阀士族也就日趋衰落了。

当门阀士族日趋衰落时，寒门士族却在崛起。当时寒门士族出身的刘裕，凭着军功，一举成为北府军将领，在推翻桓玄的门阀政治和镇压农民起义后，顺利地掌控了东晋政权，终结了门阀政治的格局。而门阀政治的结束，也就意味着东晋王朝也到了谢幕的时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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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吞万里：刘宋帝国崛起真相解密

在中国历代帝王中，不乏出身低微者，他们建功立业，青史留名。南朝宋的建立者宋武帝刘裕就是其中的佼佼者。西晋自八王之乱以来，匈奴、鲜卑、羯、氐、羌等五族，在中原点起了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战火。###打破了一切规则，为了躲避战乱，数以百万计的北方汉人成群结队地向南逃亡。这些南迁的侨民，在丧失了土地和房产的同时，也失去了赖以证明自己煊赫身世的家谱，因此也便失去了做地方豪强的资格。刘裕的先祖就是随晋室南迁到丹徒京口里（今镇江）落户的，丹徒因此成了刘裕的出生地。追溯久远，他家虽贵为西汉楚元王刘交的后裔，但到刘裕的祖父时，煌煌贵胄的血液早已稀释，其祖父勉强能官至东安太守之职，而刘裕的父亲刘翘则没有那么幸运，不管怎么努力，也只能出任本郡功曹，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彻底疏离了士族行列，沦为不入流的寒门。那时，寒门能做到郡太守，已经是烧了高香，要想进入上流社会，那只能是痴人做梦，比登天还难。而代晋自立的南朝宋开国皇帝刘裕，却创下了一个奇迹，跃登九五。因此英雄传奇，宋代文豪辛弃疾曾激情地写下“想当年，金戈铁马，气吞万里如虎”这样豪迈的词句，赞扬他的功绩。

刘裕出世

刘裕（363年～422年），字德舆，小名寄奴，原籍彭城县绥舆里（今江苏徐州市）人，是汉朝楚元王刘交的第21世孙。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中原板荡。南迁的北方民众，大批涉淮渡江，迁徙到安定富庶的江南。到刘裕父亲刘翘这一代，这支南迁的刘氏宗族已在京口繁衍了三代。刘翘因为疏离了士族行列，在最重门阀的东晋时期，只能担任郡功曹的官职。虽忙碌于案牍之间，而薪资已不足以养家糊口。好在刘裕的祖父在做侨郡太守时（所谓侨郡，是东晋南渡之后为了收纳流民，表示追怀故土而虚设的郡级行政单位，侨郡太守其实也就是手无寸土的挂名太守），硬要与同僚把酒结盟，指腹为婚。因此，后来刘翘才于升平四年（360年）娶了曾经是平原郡（侨郡）赵太守的女儿，名叫赵安宗。赵家和刘家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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