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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呕心沥血，可换来的却是——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三节

事情要从1999年5月的一天说起……

那是一个美好而充满希望的上午，作家朋友李占恒打来电话说：“雅文，我在《环球时报》上看到一篇报道，觉得这个素材很棒，不知你感不感兴趣？”他说二战期间，一个叫钱秀玲的中国女人通过一位纳粹将军，拯救了许多要被盖世太保处死的比利时人的生命，因此被比利时政府授予国家英雄勋章。二战结束后，她又全力拯救被审判的纳粹将军……

按理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妪到了老眼昏花宠辱不惊的年龄，本该在家里安度晚年，或是写点小文慰藉一下不甘寂寞的心，不会再有什么激情与理想。可我一听到这个素材，本不该我这把岁数所拥有的激情却像火一样燃烧起来，烧得我心情激越，热血沸腾。

我觉得这个素材太棒了，竟然在电话里大呼小叫地喊起来：“哇！这个素材太棒了！这么好的素材，你为什么不自己搞？”

李占恒说：“我是军人，办签证较难。我所以向你推荐，是因为你多次闯俄罗斯，闯韩国，连战火纷飞的车臣都去过，有境外采访经验，又有创作实力。我相信你一定能推出一部好作品。”

李占恒是沈阳军区著名的专业作家，著有《中尉们的婚事》、《特赦回台北》、《万名罪犯大转移》等许多作品。他跟我先生既是同窗，又是同期运动员，他是滑雪的，我和先生是滑冰的。他一直很关心我的创作。记得多年前有一次我去沈阳出差，他问我创作上需要什么，我说就需要稿纸。他说：“随便拿，能拿多少拿多少！”我破天荒地当了一回“小偷”，从沈阳军区背回来一纸箱稿纸。李占恒为人厚道，心地善良，在作家圈子里有口皆碑。他能把这么好的素材推荐给我，使我很受感动。我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拿下它。

可是出国签证就遇到了麻烦。

比利时属于非移民国家，入境签证很严。当时，去欧洲其他国家的签证也不像今天这样宽松。一连跑了几个月，始终没有拿到签证。后来，我请原中国驻韩国公使解起华先生帮忙，通过文化部李英杰先生找到中国驻比利时大使馆文化处余美和参赞的电话……

我冒昧地给素昧平生的余参赞打电话发传真，阐述钱秀玲事迹的国际主义精神及重大意义，我的执著与真诚深深地打动了这位老外交官。他找到旅比华侨画家、上海联谊会秘书长陆惟华先生，请上海联谊会张绍唐会长给我发来邀请函。陆惟华先生是发现钱秀玲并撰写专访的第一人，他给了我很大帮助。

接到邀请函，我立刻跑到比利时使馆办签证。可是当我订好机票，兴致勃勃去使馆领取签证时，女外交官一句生硬的中国话却像一盆冷水，顿时浇得我目瞪口呆：“你的邀请函没有经济担保，不能给你签证！”

我站在比利时使馆门口，看着拿到签证的人一个个兴冲冲地从我身边走过，而我却呆呆地立在深秋的暮霭之中，心里一片茫然，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如果比利时使馆在我护照上盖上“拒签”就更麻烦了，去其他国家办签证都困难了。

我先生劝我：“实在不给签证就算了吧。”

可我是一个从不肯轻易退却的人，只要有百分之零点一的希望，我都不会放弃。

于是，我连夜给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写了一封信……

我说我是一个五十五岁的中国女作家，既不会外语，又没钱，先生和孩子都在国内，我不可能跑到比利时去当下等公民，不存在到比利时滞留问题。再说，钱秀玲冒着生命危险去营救比利时人，她的人道主义精神是中国人民的骄傲，也是比利时人民的骄傲。我赴比利时采访，理应得到比利时使馆的大力支持……

又通过尹承东先生请翻译家施康强先生将信翻译成法文。之后，我要求约见比利时驻中国使馆总领事。在比利时使馆魏金凤女士的帮助下，见到了总领事。他看完信说了一句：“我可以帮你签证，但你要用五千美元为你自己担保。”

1999年10月26日，我终于拿到了签证。

10月28日上午，我怀着无比兴奋的心情，带着给钱家及帮助过我的同胞带去的茅台、工艺品、中华烟、我的作品等因超重而被罚的旅行包，踏上了波音747飞往法兰克福的721次航班。

可是不知什么原因，721次航班在北京机场晚点近两个小时。

起飞后，我看到电视上标志着航程进度的小箭头慢悠悠地走着，不由得心急如焚。因我在法兰克福的换乘时间只有两个小时。而且，余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侨领要去机场接我呢。我忧心忡忡，既担心飞机晚点，又担心近九十高龄的钱秀玲老人卧床不起，丧失记忆……因我始终没有跟钱家人联系上，就冒昧地跑去采访了。

九个小时之后，当地时间下午三点四十五分，飞机终于降落在世界著名的德国法兰克福机场。而此刻，距离我换乘的四点起飞的4452次航班，只剩十五分钟了。

十五分钟，从这架飞机跑到另一架飞机，中间还要办理签证，换乘手续，寻找登机口……

一迈出国门，我觉得今生最大的遗憾就是不会外语，觉得自己是天下第一大笨蛋，有嘴不会“讲话”，有眼不会“看路”，有腿不会“走路”，跟傻瓜没什么两样。以往去俄罗斯，能照葫芦画瓢把自己的住址写下来，但今天这招不灵了，时间不允许。

机舱门一打开，我就像百米冲刺似的第一个冲出舱门，不顾一切地向机场大厅跑去。可我看不懂指示标志，不知签证处在哪里，不知登机口在何处。手掐机票和护照，背着相机和录像机，拼着两条并非年轻的长腿，像瞎虻似的东一头西一头地乱闯，见到机场工作人员就将护照和机票举给人家，一名黑人警察在我的机票上写下“B10”的字样，人家叽里呱啦地说些什么我根本听不懂，只能按照人家的手势拼命往前跑……到了B10登机口，一名工作人员急忙把我送上空无一人的大巴，大巴拉着我一个人向远处的一架小型客机驶去……

我登上客机不到一分钟就起飞了，随机的行李都没来得及送上来，第二天才送到。

一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布鲁塞尔机场。从未见过面的余美和参赞带着上海联谊会的张绍唐会长夫妇、张翼翔会长、陆惟华秘书长等侨领，都来机场接我了，随后在张绍唐会长的餐馆里宴请了我。

后来朋友们取笑我：“雅文，听说你在法兰克福撵上飞机了，你可真行啊！”

我知道多亏我这两条当过运动员的长腿，以及一颗健康的心脏。否则，别说一个五十五岁的老太婆，就是年轻小伙子在这么短时间“撵”上飞机也不容易。可是三年后，我这颗强健的心脏却变成了一只破筛

子……

《生命的呐喊》　第一部分　《生命的呐喊》　第四节

香港作家阮次山先生说：“如果一个人年过三十，胸中的理想依然存在，他必然会有前途。就是做一个升斗小民，也可以选择做一个什么样的升斗小民。”

说来惭愧，一个穷作家倾其家中全部，满怀信心地跑到欧洲来采访，在国内的自尊及成就感在这里却被囊中羞涩这个最现实的生存问题剥得精光，就像一个剥了皮的鸡蛋光溜溜地躺在餐盘里。那缝在内裤里很怕被小偷偷去的几千美金，在这根本算不上钱，连住旅馆、吃几顿像样正餐都不够。

头几天，我住在张绍唐会长在新鲁汶开的餐馆里，顺便采访了张会长夫妇及上海联谊会的侨领，写了一篇专访发在《欧洲时报》上。但新鲁汶距离钱秀玲居住的布鲁塞尔市区六十多公里，为了采访，我决定搬到布鲁塞尔市里。

可是，跑了几家旅馆都太贵，最便宜的一天也要一千六百比利时法郎，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元。后来总算找到一位老态龙钟的华侨女人临时出租的房间，每天四百比利时法郎。房间在四楼，很久无人居住，走廊里没灯，房间里没暖气，连褥子、被、枕头都没有，只有一张光板铁床，一扇窗户没有玻璃，钉着一张纸板，纸板钉得不严，冷风一吹啪啪直响。

男主人觉得住宿条件太差，责怪女主人不该收留我，两人为我入住的事还吵了起来。我忙赔着笑脸劝男主人息怒，求他看在同胞的面上收下我，条件差点没关系，只要有个地方睡觉就行。男主人挺善良，把他自己的被子拿给我，让我既当褥子又当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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