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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6部分（第1页）

队打了很多胜仗。可是，当时任保卫局长的戴季英推行王明路线，密令十五军团保卫部逮捕了刘志丹同志，诬陷他是反革命。徐海东同志不信这一套，严厉指出：刘志丹同志如果是反革命，怎么会有陕北革命根据地的存在呢？一九三五年十月，当听到毛主席率领的中央红军经过甘肃天水，即将来到陕北的消息后，徐海东同志亲自挑选十八名大个子战士，组织担架队和警卫部队，去迎接毛主席，迎接中央红军。他和程子华同志、郭述申同志，向毛主席详细汇报了陕北三次反围剿斗争和十五军团的情况，反映了肃反扩大化问题以及对刘志丹同志的看法，得到毛主席的支持和肯定。他又及时向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迫害的同志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安慰部队，使广大干部战士受到极大的教育。

在实行战略转移和坚持鄂豫陕根据地斗争中，徐海东、吴焕先、程子华同志领导下的红二十五军广大指战员坚决拥护党中央，坚决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坚决低制王明、张国焘的机会主义路线，为把革命大本营建立在陕北起了奠基的作用。

一本灵活的“兵书”

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徐海东同志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思想和战略战术原则，在斗争中不断学习，在战斗中增长才干，有了丰富的实战经验和高超的指挥艺术，成为一名优秀的指挥员。在我们战斗的大别山区，徐海东同志英勇善战的故事传奇般的广为流传。我们这些红军战士也都深深感到，徐海东同志胸中好象有一部灵活的“兵书”。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承认徐海东同志有胆有识，有勇有谋，惊恐地称他是“徐老虎”，南溪一战，活捉了保定军官学校出身的敌五十四师代理师长柳树春。当这个骄横跋扈，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军官，听说徐海东同志既不是黄埔军官学校毕业生，又没有上过保定军官学校，而是在山区生长的烧窑工，惊讶得半天说不出话来。徐海东同志也常给我们讲到他出身穷窑工，打仗没有别的窍门，是靠党的指引，在实践中模索，不怕苦，不怕死。那时我们都有这个感觉，跟着海东同志打仗，心里就有主心骨，胆子壮，就有战必胜的坚强信念。

一九三四年四月，红二十八军和红二十五军在豹子岩会合，改编为红二十五军，徐海东同志任军长，吴焕先同志任政治委员。当时，经过敌人多次围剿的皖西苏区，遭到严重损失，革命根据地大大缩小，我们的反清剿任务十分艰巨，部队的粮食、食盐和枪支弹药都十分缺乏。特别是到了冬天，部队没有棉被、棉衣，战斗力受到影响。在这种艰难的情况下，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镇定自若，周密策划，制定部队的行动方针，作出了“避免与敌决战，分散进行游击战”的决策。他派人四处侦察，弄清情况后，采取“老鹰抓小鸡”的战术，打击土豪劣绅和地主老财，缴获了大批的粮食、布匹和棉花，及时解决了部队的给养，鼓舞了指战员们的斗争情绪，当大家纷纷要求打大仗时，海东同志认真吸取七里坪战役的失败教训，认为敌强我弱，要避免部队受损失，打不了不打，打不胜不打，要寻找战机打歼灭战。

我们六安县有个镇子叫“两河口”，国民党保安队占据镇里的一座古庙，并派有重兵防守，扬言“万夫莫开”。徐海东同志决意拔下这颗钉子给敌人以沉重打击，扩大敌后根据地。战士们早就憋着一肚气，听到这个消息后，个个摩拳擦掌，士气高昂。可是，由于敌人火力太猛，部队冲了几次都没有成功，伤亡很大。海东同志认为强攻不利，只能智取。他让战士们找来十几只鸡，每只鸡腿上都绑上棉花，浇上煤油，用火点着后甩了进去。盘踞在庙里的敌人还没有醒悟是怎么回事，这十几只鸡带着火已飞落在庙顶上，有几只还飞到庙里。顿时，古庙就烧起来了，烧得敌人喊爹叫娘，四处逃窜，部队趁势发起攻击，一举拿下两河口。

一九三四年冬，红二十五军遵照党中央的指示和鄂豫皖省委的决定，挥师北上，开始进行长征，实行战略转移。蒋介石调集四十多个团的兵力，前后围追堵截，妄图把红二十五军消灭在长征途中。为了配合主力北上，建立鄂豫陕革命游击根据地，在徐海东、吴焕先和程子华同志的指挥下，我们过豫西、入陕南，长驱直入，和敌人进行了一次又一次的较量，粉碎了敌人的第一、第二次围剿，发动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一些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使红二十五军不断壮大，部队装备得到了改善，战斗力也大大加强。我记得，部队离开大本营，刚进入陕南榨水、镇安一带，当地的土豪们把从穷人手里剥削来的万贯家财和粮食、腊肉等物资全部集中在一个山上。海东同志听到这个消息后，立即组织部队包围。但是，这座山悬崖陡壁，土豪们把所有东西部藏在离地面一百多米高的半山腰的洞里，又把上洞里的木桩路全部破坏，部队上也上不去，打炮也无济于事，战士们开始产生急躁情绪。海东同志想，我们上不去，就想办法“请”他们下来。他一边稳定部队情绪，一边组织战士们抱来一大堆干柴，放到山脚下，上面撒了很多干辣椒面，用火一点，浓烟四冒，很快笼罩了整个山洞，迫使土豪劣绅们只好乖乖的投降。我们把缴获的东西除少部分留用外，大部分都分给了当地人民群众，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发动了群众，扩大了政治影响。

一九三五年七月，当听到中央红军和四方面军会师于川西毛儿盖，准备北上的消息后，红二十五军指战员无不欢欣鼓舞，到处奔走相告。鄂豫陕省委当即召开会议，迅速作出了配合中央红军北上，西进甘肃的决定。部队昼夜兼程，过六盘山，下庆阳，来到甘肃黑水。这时候，突然下起大雨，黑水河猛涨，部队行动受阻，只好驻扎下来。徐海东同志不顾疲劳，连夜观察地形，认为黑水是个盆地，一旦敌人包围，我们连个退路也没有。他告诉当时任参谋长的戴季英，让他在凌晨三点钟以前必须组织部队离开黑水，防止敌人偷袭。可戴季英不以为然，蒙头大睡，耽误了部队行动，果然天刚拂晓，国民党马鸿逵部的骑兵突然冲了上来，加之我们没有打骑兵的经验，情况十分危急。徐海东同志和吴焕先同志身先士卒，和战士们一齐挥舞大刀，奋勇冲杀，并抓住敌人的弱点，集中放排子枪，终于消灭了这股敌人。就在这次战斗中，我们的政委吴焕先同志不幸被敌人的冷枪击中而光荣牺牲。徐海东同志失去了亲密战友，十分悲痛，亲自为吴焕先同志洗身穿衣，举行葬礼。在行军途中，他组织大家总结打骑兵的经验。我记得当时还编了这样一首歌子：“敌人的骑兵不可怕，沉着敏捷来打他，目标又大又好打，排子枪快放一齐杀。我们打垮他，我们消灭他。杀！”

一副钢骨铁筋徐海东同志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实践中，不断磨炼，造就了一副钢筋铁骨。凡是和徐海东同志接触过的人，无不赞颂他的心是红的，骨头是硬的。中国人民的朋友、美国著名记者埃德加。斯诺先生就亲切地称他是“红色窑工”。徐海东同志也常说：“我祖辈六代都是窑工，受尽了土豪劣绅的压榨，吃尽了旧社会的苦头，如果没有共产党，我徐海东还不照样做穷窑工。我们只有跟定共产党、毛主席，团结起来闹革命，夺取敌人的‘印把子’，才能翻身求解放。”这正是他参加革命的动机和出发点，也是他在斗争中出生入死，为无产阶级大众过上好日子而不怕掉脑袋的精神力量。

徐海东同志一生中南征北战，经历了无数次的战斗，亲自指挥过无数次的战役。在枪林弹雨中，冲锋陷阵，为革命先后九次负重伤，而轻伤更是不计其数。我永远不能忘记，有次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河里洗澡，他喊道：“小徐，你过来看看，我身上又叫白狗子咬了多少窟窿？”我看到他浑身上下到处都是大大小小的伤疤，激动得流下了眼泪。回想海东同志在战场上，无论仗打得多艰苦，我从来没有听他喊过半句苦，没有讲过没办法的话，而是哪里敌情严重，他就出现在哪里。每次部队撤退，都是等大部队走完后，他才下山，起到了坚定军心、鼓舞士气的作用。北上的时候，部队刚进入陕南山区不久，一次突然发现敌情，他和程子华同志冒着生命危险，上山察看地形，不幸被敌人的一颗子弹打穿了嘴巴子，伤势很严重。程子华同志也负了重伤。他坚持不下火线，躺在担架上继续指挥战斗，直到打垮敌人的进攻。

徐海东同志对敌人恨，对革命的同志却总是关怀备至。不论是在坚持鄂豫皖苏区反围剿的艰苦斗争中，还是在历尽艰险的长征途中，他和红军战士同甘共苦，从不以领导者自居而搞特殊化。我们离开鄂豫皖苏区，经平汉，过枣阳，到陕南这一段，经常受到敌人的袭击，部队常常没有饭吃，没有水喝。有一次，刚支好锅，被敌人一个炮弹打得粉碎，炊事员也壮烈牺牲了。没有办法，海东同志就带头吃生黄豆面。他有时还把自己的马让给伤病员骑，而自己却拖着带病的身子爬山行军。他的这种高尚的品德，深深感动着广大指战员，影响着全体干部和战士，全军上下互相关怀、互相爱护蔚然成风，形成了一股不可战胜的革命力量。

徐海东同志为革命鞠躬尽瘁，积劳成疾，但他意志坚强，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精神，以极大的毅力顽强地同疾病作斗争。我们都为他的健康暗暗着急，可他却把自己的安危置之度外，总是乐哈哈地对去看望他的人说：“没什么，这副骨头还散不了架。”在病中，他始终保持和党组织的联系，时刻关心国家大事，关心党的前途，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的著作，利用自己的有生之年尽力为党工作，亲自组织编写红二十五军战史。他经常教育自己的子女要珍惜革命的成果，要艰苦朴素。在困难的时候，要看到光明，要看到胜利。一九六三年，我到北京参观学习，有机会去看望徐海东同志，这时候，他的肺功能大部分已经丧失，呼吸很困难，但他还是让人用车子把他推到饭桌旁，和我一同吃饭，还不住地往我的饭碗里夹菜。并说道：“我们这些人能够活到今天，就很不简单了。要感谢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关怀。我相信我们这个党是有希望的，应该抓紧时间为党工作，团结一致搞好我军的建设。”他的话使我受到极大的教育和鼓励。这样一面工人阶级的旗帜，这样一位对中国革命有大功的同志，被林彪、“四人帮”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文化大革命中，林彪、“四人帮”一伙诬陷他，对他在政治上迫害，在生活上刁难，在肉体上折磨，使他的病情继续恶化。面对林彪、“四人帮”一伙的倒行逆施，海东同志始终不屈不挠，表现了大无畏的无产阶级革命气概。就是这样一位久经考验，曾经威震鄂豫皖和陕甘的红军领袖，国民党反动派曾悬赏捉拿，出十万大洋没有买去他的人头，而在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下，竟含着冤恨与世长辞了。这是多么沉痛的教训啊！

徐海东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也是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的一生。我们要学习徐海东同志的崇高革命精神和优秀品质，无限忠诚于党的革命事业，为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而努力奋斗！

劳山战斗　罗希林离延安约六十华里的南面，便是树木参天的劳山。山势一直向南绵延到二十里外的甘泉。一条由延安到西安的公路从山脚下穿过。说也奇怪，陕北山地虽然很多，但象这样苍郁的绿山，却不多见。这是延安对外的交通要道，在古代就成为绿林豪杰出没之所，而现在，它却成为我回忆中的可爱圣地了。

一九三五年九月，正是鄂豫皖苏区红军大部分西进入川，与一方面军会合。而我们由徐海东同志领导，冲破敌人“层层围剿”，径直来到陕北与刘志丹同志会师。会师以后的一个月，蒋介石就以东北军——就是不抵抗日本鬼子的东北军——的两个军为主力，加上马鸿逵、高柱滋等军阀部队，向我们发动了第三次“围剿”。我军在“保卫陕北苏区”的口号下，被迫进行自卫。

为了粉碎敌人围攻，军团长（红十五军团）徐海东同志计划着给敌人主力以致命打击。在荒山僻野的陕北丘陵地带，他选上了劳山——这条槽形的山地，作为敌人葬身的坟墓。

九月的陕北，阳光仍然炎热灸人。徐海东同志带着我们去看地形。他那高大的身躯不时从这里走到那里，一会儿卧伏着窥视，一会儿向山顶搜索，好象要把每一条通路、每一个高地、每一株树木都印到他的脑子里似的。公路在山下平静地躺着，象条白色的带子横铺在山槽里。“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我暗暗想。

军团长和我们仔细地研究了情况，设想了敌人可能采用的一切办法。最后，我们选择了距右侧约十余里长的一条苍绿的山峦，作为埋伏的地方。

从情报知道：敌人驻延安的一○五师，要换防路过甘泉。军团长命令二十六、二十七军分别阻击可能来至延安和甘泉的援敌，让我们二十五军担任伏击敌人一一○师的任务。我当时在七十五师二○五团三营当副营长，我营的主要任务是：让敌人主力进入峡谷以后，聚歼敌后卫，并侦察敌情，寻伺发起攻击的战机。

作战计划传达到连队后，红军战士们无不兴高采烈。战士们摩拳擦掌纷纷表示：“这是到陕北来的第一仗，一定要打得漂亮！”

头一天，战士们埋伏在山后的深山密林里。我站在山谷入口处的小山顶上，了望着北面，感谢劳山茂密的树林，给我们筑成了一条绿色的屏幛。透过绿叶可以清楚地看到公路上人来马往的情形，还可以看到公路对面约三四百公尺高的光秃秃的陡坡。两山入口处，活象一只口袋。而我营正提着袋口的绳子。回头向山后看去，在深绿的地毯上，衬出一片黄色的花点，那是我们的红军战士。在这种情况下，最怕的就是空中侦察。我不安地抬头看看天空，会不会有敌机飞来侦察……还好，并没有带来不愉快的征兆。

看来，一切都准备好了。

日头渐渐升高了。远处偶尔出现骑着骡子的者百姓。微风轻轻地吹来，吹得树叶沙沙响。可是难得听见有部队移动的声音。但是我知道，在这沙沙的细语中，跳动着多少焦急激动的心。他们为着胜利正忍受着荆棘的刺扎和野草的搔痒，而不让自己的身子动一下。

寂静的时间过得这样慢。树影子渐渐向东倾斜，滑过战士们的身子。直到太阳偏西了，仍不见敌人的踪影！

估计情况，敌人是不会出来了。因为，敌人晚上是不敢行动的，必须在天黑前抵达甘泉宿营。如果敌人是黎明出发，来到劳山大约是晌午时分，难道会有变化？……红军战士多次伏击的经验，使我知道：要耐心等待。

第二天，太阳正顶了，仍没见敌人的影子。又过去了约一小时左右，我心里开始嘀咕：“难道今天又落空？”

忽然前面闪过一个人影子，那是我们的侦察员。他告诉我敌人来了，没有带重武器。一会儿，在望远镜中，我也看见了一群黑点慢慢地向我们这个方向移动。我兴奋得什么似的，连忙通知身旁的通讯员，叫他作好准备，并马上报告团部。

敌人渐渐走近了。可以看到他们那用油布卷起来的旗子了。从山顶望去，简直象一串串搬家的蚂蚁。

敌人快进山谷了。看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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