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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5部分（第1页）

是例外。情绪和理智的相互作用，使改信一种政治学说更为复杂，而不是简

单了。就　１９１７　年与　１９２１　年间中国的情况而言，改信马克思主义涉及改变信

仰者方面对中国现实的了解、他们个人的脾气和禀性，以及他们对该学说本

身的理解。①

①陈独秀文，见《共产党》，2（1920　年　12　月　7　日），第　2　—　9　页。（《共产党》杂志的主编是李达，而

不是陈独秀。上述引文录自《社会革命底商榷》，署名“江春”〔李达的笔名〕——译者。）

①到目前为止，关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改信马克思主义的系统论述，可见许华茨的《中国的共产主义

与毛的崛起》，以及莫里斯？迈斯纳的《李大钊与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

改信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传入很久以前，中国军事上的衰弱和经济上的贫困状况，对

于那些有政治头脑的中国人就已经是显而易见的了，因此有了富国强兵的呼

吁。但是直到改良主义思想，包括其中比较保守的“体用”学派（见第　７　章）

兴起时，值得为之献身的中国的思想方才开始出现。“改革”（或者说“改

良”，或者说“维新”）这种说法本身就暗示，在这个国家无法分割的文化

和制度中，具有必须革除或者改造的不可取的成分。从革新者们的角度来看，

那些反对这类改革的人们是在保护中国的不良品质，而且因此对它们的延续

负有责任。在改良主义思想发展的第一阶段，几乎没有任何指导性的哲学理

论，只有个人和社会两个层次上的零散的观察与比较；西方值得称道的优点

——它的实力、富足、教育和良好的社会秩序——受到注意，并与中国的不

足取之处进行了比较。康有为对儒家学说的修正，与严复对托马斯？赫胥黎

论进化和伦理的文章的翻译恰在同时，这就为改革提供了哲学基础，从而将

其推进到第二阶段，儒家化了的社会达尔文主义。这种折衷主义的哲学，在

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其框架之内，中国和她的人民被

当作一个不可分割的统一体；因此没有哪一个社会集团是被视为可以与中国

的政治社会疏远开来的。即使在　１８９８　年的维新失败后，在政治舞台上起来取

代改良主义者的革命者们也认为，除执政的满族人以外（以他们种族低劣为

借口），没有必要使任何人与政治权力脱离开来。尽管其哲学体系庞杂，中

国的维新或者革命，除去中国衰落的模式和西方（包括明治时期的日本）成

功的模式，没有其他以经验为根据的理论。

中国连续不断的道德堕落、政局不稳以及经济恶化，为复辟皇权的反复

企图和外国的侵略提供了条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欧洲的战争暴露了令人

非常钦羡的西方文明所固有的弱点，而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连同其随即废除沙

皇在华的特权，则为中国的解放指明了一条新的道路。仿佛这些划时代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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