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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1部分（第1页）

任何国家都不可能解决任何重大的国际关系问题……”这其实是美国对丘吉尔和斯大林莫斯科会晤（两人可能就东欧问题私下达成协议）所发表的声明的翻版。美国的声明这样说：“在这场全球性战争中，没有美国不关心的问题——无论是政治方面的，还是军事方面的。”利益的严重冲突终于不可避免了。

昔日的大国现已成为中等国家，它们的崩溃是超级大国崛起的另一种衬托。那么这些国家的情况如何呢？需要立即说明的是，德、意、日法西斯战败国的情况，不同于1945年后的英国和法国。战火刚刚平息，盟国就着手实施自己的计划，以确保德、日不再成为对国际秩序的威胁。这些计划不仅包括对两国实行长期的军事占领，而且还把德国分为4个占领区（后来合并成两个德国）。日本像1943年的意大利那样，被剥夺了海外领地；德国丧失了它在欧洲所取得的一切利益和东部古老的领土（西里西亚和东普鲁士等）。战略轰炸、运输系统使用过度、住房条件的下降、许多原料不足和出口市场的缩小，已经给两国造成了巨大的灾难，而盟国对其工业的控制、（在德国的）拆迁工厂，又如雪上加霜。1946年德国的国民收入和国民生产总值竟不到1938年的13。真是可怕的倒退。日本经济也出现类似的倒退情况。它在1946年的实际国民收入只相当于1934—1936年间的57％；制造业的实际工资也只相当于这一时期的30％；对外贸易量微乎其微，甚至两年后的出口量才只有1934—1936年间的8％，进口量则为18％。日本的海上航运在战争中被破坏殆尽；纱锭数量从1　220万支减少到200万支；煤的产量减少了一半，如此等等。德、日作为强国的日子，无论从经济角度看，还是从军事角度看，似乎都结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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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8）

意大利虽然在1943年就改变了立场、加入了盟国，但其经济情况也一样暗淡。盟军在意大利作战、轰炸持续时间达两年之久，横扫了意大利半岛，极大地加剧了墨索里尼战略冒险所造成的破坏。“在1945年……意大利的国民生产总值倒退到1911年的水平；与1938年相比，实际下降了40％。尽管战争给人口造成了损失，但由于意大利在殖民地的移民被遣返回国，向外移民停止，意大利的人口激增，致使生活水平降低到惊人的地步。如果没有国际援助，尤其是美国的援助，许多意大利人就被饿死了。”到1945年，意大利的实际工资下降到1913年的。这些国家在这个时期对美国的依赖程度骇人听闻，犹如美国的经济卫星国。

在经济方面法国与德国的情况相差无几。法国被德国洗劫了4年后，其国土又遭受了1944年几个月大规模战斗的蹂躏，结果“绝大部分水道和港口被堵塞，绝大部分桥梁被摧毁；铁路系统的很大一部分暂时不能使用。”福仑的法国进出口贸易指数表明，到1944—1945年，法国的进出口实际上等于零；法国的国民收入那时只相当于1938年（法国最灰暗的年月）时的一半。法国的外汇储备已经枯竭；法郎在外汇兑换中已不被使用。法郎与美元的比率在1944年被定为50∶1。这个比率完全是杜撰的，1年内就降到119∶1。到1949年，当情况比较稳定时，法郎与美元的比率还高达420∶1。这些诸如重建、国有化和通货膨胀一类的纯经济问题，明显地影响了法国各政党，特别是共产党的作用。

另一方面，“自由法国”曾是反法西斯“伟大联盟”的一员，参加过许多重大战役，在西非、地中海东部和阿尔及利亚反对亲维希的“内战”中取得了胜利。在战争中，德国占领了法国，法国人民的忠诚发生了分裂，在这种情况下，戴高乐不得不严重依赖英国和美国的援助。但是，戴高乐即使在要求给予更多的援助时，对后者也不满。由于英国迫切希望法国重新成为欧洲的军事大国，以接替正在垮台的德国去同俄国相抗衡，所以法国获得了许多大国的待遇和地位，如在德国有占领区，在联合国安理会担任常任理事国，等等。法国虽未能恢复它在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委任统治，但它重新确定了自己在印度###、突尼斯和摩洛哥的保护国地位。随着政府海外部的建立和海外领地的获得，法国仍是世界上第二大殖民帝国，并决心保持其殖民帝国的地位。在许多外国观察家（特别是美国人）看来，法国在经济上如此虚弱不堪并严重依靠美国财政援助过活时还想跻身于世界上第一流大国之列，纯属“伟大的疯狂”。事实也确实如此。第二次世界大战极大地改变了全球的战略环境，但法国却仍想趾高气扬，结果它至少还需多年才能从旧梦中清醒过来。

虽然在1945年大部分英国人理应对这种实力对比感到不平，但他们的国家和英帝国在表面上继续充当着世界的一个大国。这种做法掩盖了新的战略力量对比，也使伦敦的决策人难以在心理上作出调整，以适应政治上的这种衰落局面。英帝国是唯一自始至终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国。在丘吉尔的领导下，它毫无疑问是“三巨头”的一员。英军在海上、天空，甚至陆地上的战绩显著优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1945年8月，英王的全部属地（包括香港）都回到英国手中，英国部队和空军基地遍布北非、意大利、德国和东南亚；皇家海军虽损失惨重，但仍拥有1　000余艘战舰、近3　000艘小型舰艇和5　500艘登陆艇；皇家空军轰炸机司令部统帅着世界上的第二大战略空军部队。但是，正如科雷里·巴尼特有力地指出的那样，“胜利”并不是

英国保持其力量的同义词。在英国保持其力量方面，击败德国（及其盟国）是一个因素，当然可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这是因为德国虽被击败，但英国也耗尽了自己的力量。因此，不应过多地考虑“胜利”本身，而应想想胜利的环境，特别是英国发现自己所处的环境。

十分明显的事实是，为了保证取得战争的胜利，英国人严重地损耗了自己的实力，美元储备和黄金储备消耗殆尽，国内机器设备磨损严重、破烂不堪。英国虽然对其资源和人口进行了超限度动员，但仍然日益依靠美国的武器弹药、航运、食品和其他物资来维持战争。英国的这种进口需求一年高于一年，但其出口却不断萎缩，到1944年，英国的出口量只相当于1938年的31％。当工党政府在1945年7月上台执政时，在它不得不处理的第一批文件中，有一份就是凯恩斯关于国家正在面临的“财政上的敦刻尔克”的备忘录。这是一份令人毛骨悚然的报告。它指出：英国的贸易逆差巨大，工业基础已受到削弱，驻海外机构过于庞大，这一切意味着英国急切需要美国提供援助，以取代行将中断的“租借”物资的供应。如果没有美国的援助，“我们［2］就须采取比战时任何时期都要严厉的紧缩措施……”这样，英国便又像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样，不得不修改其创造一个与英雄相称的家园的目标。但在这时，人们已不可能再相信英国仍处在世界政治中心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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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9）

然而，英国却迟迟未能摆脱大国地位的幻觉，甚至那些想创建“福利国家”的工党大臣们也未能摆脱。只是在以后的几年中，英国才认真打算解决下述不可调和的问题：提高生活水平，向“混合型经济”发展，减少贸易逆差，与此同时还要维持在海外散布极广的基地（在德国、近东和印度），保持一支庞大的军队以应付与俄国日益恶化的关系。对艾德礼政府的详尽研究表明，艾德礼政府在许多方面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例如，提高了生产率，减少了贸易逆差，实施了社会改革计划，稳定了欧洲的局势。工党政府还谨慎地撤出了印度，摆脱了巴勒斯坦###的困扰，放弃了对希腊和土耳其的保证，这样，它至少在一定程度上解除了某些越来越沉重的海外负担。另一方面，英国经济之所以能恢复，还因为凯恩斯1945年在华盛顿通过谈判取得了巨额贷款，通过马歇尔计划进一步获得了大量的援助，以及英国的大多数商业对手此时满目疮痍，无暇他顾。因此，英国经济的复苏是一种微妙而有条件的恢复。从长远看，英国在1947年成功的撤退，同样也有令人怀疑之处。那种撤退是卸掉了无法承受的包袱，但是，这一战略上的“想象的步法”却是以这样的设想为依据的：英国放弃某些地区后，可以根据帝国的真正利益（是苏伊士运河而不是巴勒斯坦，是阿拉伯的石油而不是印度）来重新安排自己的基地。在这时，白厅肯定还不打算放弃依附其帝国的其余地区，因为从经济上看，这些地区对英国比以往更加重要，只是后来世界进一步发生震动和把自己拴在这些地区的代价日益增大，才迫使英国对其在世界上的地位又一次进行了估价。然而，与此同时，英国仍是一个虽承担义务过多但仍很强大的战略实体，在分裂成两大势力集团的世界中，英国要在安全方面依靠美国；美国则成为英国最有用的盟国和重要的战略合作者。

但是，英法两国政府的所有努力无疑都不能挽回“欧洲时代结束”的趋势。在战争中，美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了50％以上，而整个欧洲（不包括苏联）却下降了25％。欧洲在世界制造业总产量中所占的比重，低于19世纪初期以来的任何时期；甚至到1953年绝大部分制造业从破坏中恢复过来之后，整个欧洲所占的比重也只有26％（而美国达）。欧洲的人口只占世界总人口的15％～16％。在1950年，欧洲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仅及美国的一半。但是，苏联却大大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关于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情况，见表36。

表年各大国国民生产总值与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一览表

（以1964年的美元价格计算）

欧洲大国的黯然失色更加明显地表现在兵员和军费开支上。例如，1950年，美国的军费开支是145亿美元，拥有138万军事人员；苏联的军费开支略多（155亿美元），而其武装力量却极为庞大，共有430万人。在这两方面，超级大国远远超过英国（23亿美元、68万人）、法国（14亿美元、59万人）和意大利（5亿美元、23万人）；当然，德国和日本当时还没有武装。由于朝鲜战争的紧张局势，欧洲中等强国在1951年大大增加了自己的防务开支，但与美国和苏联相比，仍显得苍白无力（美国达333亿美元，苏联达201亿美元）。在那一年，英国、法国和意大利三国军费开支的总和还不到美国的15、苏联的13；其军事人员总数不到美国的一半、苏联的13。无论是在经济力量上，还是军事实力上，欧洲国家都是大势已去了。

核武器和远距离发射系统的出现，进一步扩大了人们对欧洲衰落的印象。记录表明，许多从事原子弹研制工作的科学家都清楚地知道，他们所从事的研究在人类全部战争史、武器史和人类摧毁能力方面，具有划时代的意义。1945年7月16日在阿拉莫戈多的成功试验，证实了他们的看法：“一种巨大、全新的东西出现了；它对我们生存所产生的影响比电的发现和其他一切伟大发现都重要得多”。当广岛和长崎一次次出现“世界末日般令人心惊胆战的连续巨响”，全城横尸遍地时，没有人再怀疑核武器的威力了。原子弹的出现使美国决策人对许多有关未来的实际后果进行了深思：原子弹对常规战争有何影响？在战争一开始就应使用原子弹，还是应把它当作杀手锏使用？研制更大的核武器（氢弹）和较小的核武器（战术核武器）的意义和潜力如何？有关原子弹的知识是否应该与他人分享？斯大林在广岛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第二天就派其无所不能的秘密警察头子贝利亚负责原子弹的研制工作。这说明，美国人的成就肯定推动了苏联已在进行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虽然俄国这时在原子弹和发射系统的研制方面处于明显的落后状态，但他们的追赶速度要大大高于美国人的估计。在1945年后的几年中，人们有理由设想：美国的核优势有助于“抵消”俄国人的常规部队优势。但是，在国际关系史中，莫斯科没用几年时间就开始赶上美国，证明了自己的论断：美国对核武器的垄断仅仅是一闪即过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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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0）

原子弹的问世改变了世界的“战略形势”，因为拥有核武器的所有国家都具有大规模的不分青红皂白的破坏能力，甚至有毁灭人类的能力。从狭义和直接意义上看，这种新武器技术的出现，增加了对各欧洲古老国家的压力：要么奋起直追，要么甘愿沦为二流国家。当然，就德国、日本以及在经济和技术上都很脆弱的意大利来说，它们没有希望加入核俱乐部，但伦敦政府则不然。早在艾德礼接替丘吉尔时，英国就没想不应该获得这种武器。这不仅因为核武器是一种威慑手段，还因为核武器是“英国科学与技术优势的集中表现，是人口较少的英国的力量得以存在的依靠”。换言之，核武器被视为一种保持独立大国地位的较为廉价的手段。法国不久也步英国的后尘，作了同样的考虑。但是，这种想法无论在逻辑上多么吸引人，在实践上却有三个不利因素：一是两国在几年内都不会获得核武器及其发射系统；二是两国的核武库与超级大国的相比无足轻重；三是随着技术的飞速发展，他们的核武器将会变得陈旧落后。在1945年后的数十年间，伦敦、巴黎（后来还有中国）想加入核俱乐部的雄心和为此所作的努力，犹如1914年前奥匈帝国和意大利要拥有自己的“无畏”级战列舰一样。换句话说，这不是力量的反映，而恰恰是虚弱的反映。

要强调的最后一点是，现在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世界中，意识形态的作用得到了加强。其实，早在19世纪的古典外交中，意识形态就在外交政策中发挥过作用，梅特涅、尼古拉一世、俾斯麦和格莱斯顿的行动充分证明了这一点。意识形态的作用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里更加明显地表现了出来。当时“极右”和“极左”势力兴起，向居统治地位的“中产阶级…自由中心”的流行观念发出了挑战。但到20世纪30年代末，由于多级化竞争对手力量关系错综复杂（在英国，像丘吉尔等保守党人希望与共产主义的俄国结盟，反对纳粹德国；自由主义的美国人虽然支持欧洲的英、法民主国家，但却想肢解英、法在欧洲以外的帝国），人们难以用意识形态来解释国际事务。而且，在战争中，当务之急是同法西斯主义作斗争，政治和社会原则的分歧便不得不服从于这一最重要的任务。斯大林在1943年解散了共产国际；西方也十分赞赏俄国人对“巴巴罗沙行动”所做的抵抗。这似乎冲淡了他们原先的相互怀疑——尤其是在美国，美国《生活》杂志在1943年曾以轻松活泼的笔调写道：俄国人“长得像美国人，穿着像美国人，想法也像美国人”。《纽约时报》在一年后声称：“马克思的思想在苏俄已经销声匿迹了。”这些情绪不管多么天真幼稚，但有助于向我们说明为什么那么多的美国人不愿接受以下事实：战后世界并非像他们想象的那样，生活在国际和谐之中。例如1946年3月丘吉尔著名的“铁幕演说”，就在许多美国人中引起了愤怒和痛苦的反应。

但是，俄国和西方之间一两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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