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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1页）

如果说有什么事件使西方人认识到东西方敌对立场的严重性，那就是1948—1949年的柏林危机。华盛顿和伦敦的官员们已在探讨，与俄国发生战争时如何使西欧各国、美国及其领地团结一致地采取行动。虽然美国人在执行马歇尔计划的同时，希望欧洲人首先拿出维护自身安全的军事计划，但毫无疑问，此时美国对共产主义的挑战已准备认真对待。美国国内患了严重的“恐赤病”，在国外则采取更加强硬的政策。1948年3月，杜鲁门要求国会恢复征兵制。当年6月，国会通过选征兵役法，满足了总统的要求。所有这些行动都是由于苏联封锁通往柏林的道路而尽快采取的。在以后的11个月中，即在通往柏林的陆路恢复使用之前，美国和英国为了顶住斯大林的压力，用飞机向西柏林运送了大量物资。尽管如此，仍有许多人建议派遣由军队护送的车队强行开往柏林。如果真的采取这一行动，就可能引发战争。根据一项新条约，美国将一个B…29轰炸机机群转到英国机场。这表明美国对柏林危机十分重视。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是孤立主义思想严重的参议员也改变了立场，支持成立所谓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建议。西方建立以美国等国为正式成员国的北约（NATO）的主要战略目的是：当苏联发动侵略战争时，北美向欧洲各国提供支援。北约在成立后的最初几年里关心的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军事问题。这表现在美国作为西方一流“侧翼”强国，继承英国的衣钵后，奉行的外交政策发生了历史性变化，开始致力于维持欧洲的力量均势。在美国和英国政府看来，北约的主要作用是：可使美国和加拿大与布鲁塞尔条约的其他签约国联合起来，可将相互支持的保证扩大到挪威、意大利等也感到不安全的国家。在北大西洋公约签订之日，美国在欧洲实际上只有驻军10万人（在1945年则有300万），西方只部署了12个师（其中7个法国师、2个英国师、2个美国师和1个比利时师），用以阻止苏军西进。虽然这一时期苏军的兵力远不如蛊惑人心的西方人所宣传的那样大，但两大集团的总兵力对比是相差悬殊的。不久，西方人的恐惧更甚，认为共产党人可能像在朝鲜战争中很快渡过鸭绿江那样迅速占领北德平原。这就是说，北约在日益严重地依靠美国远程轰炸机实施“大规模报复”来对付苏军入侵的同时，还必须大力加强常规力量。另外，这还使三个西方“侧翼”大国（即美国、加拿大和英国）必须对欧洲大陆长期承担军事义务。对此，1930年代的西方战略制定者肯定会大吃一惊。

北约在军事上起的作用，与马歇尔计划在经济上的作用别无二致。它进一步加深了1945年分为两个阵营的欧洲的裂痕，使得只有瑞士和瑞典等传统中立国、佛朗哥的西班牙，以及处于特殊地位的芬兰、奥地利和南斯拉夫处于两个集团之外。北约得到的回答是，以后不久以苏联为首的华约集团便成立了。这不仅加深了东西方的分裂，还使德国统一的前景变得更加渺茫。尽管法国人忧悒不安，西德的武装部队到1950年代末便在北约体制内开始建立起来。这是合乎逻辑的，因为西方希望缩小与华约在总兵力对比上的差距。但是，这也不可避免地会推动苏联建立一支东德军队，尽管这支军队要受严格控制。由于两个德国都加入了相应的军事联盟，对今后任何使德国中立的企图，北约和华约都必然会感到震惊和不安，会认为是对本身安全的打击。从俄国方面看，这种看法在斯大林1953年去世后反而得到了加强。这是因为苏联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任何由共产党领导的国家都不能放弃自己的信条（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勃列日涅夫主义”）。1953年10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曾私下承认，东欧卫星国“只能通过全面战争或俄国人本身得到解放”。正如巴特利特所指出的那样，“这两种情况都不会发生”。1953年，东德的一次暴动很快被镇压下去。1956年，匈牙利决定退出华约，惊慌的俄国人立即派出几个师的军队，镇压了那里的独立运动。1961年，赫鲁晓夫下令建起柏林墙，以防止人才流向西方。1968年，捷克人遭到了12年前匈牙利人一样的命运，尽管他们流的血要少一点。苏联领导人采取的这些行动只能进一步加深两大军事集团的分裂，却无法消除西方世界在思想和经济方面的吸引力。

冷战的第二个重要特点是，它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进行横向扩散。这种情况的发生是不奇怪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大一部分时间里，俄国人一心一意想的是如何对付德国人的威胁。但是，这并不是说，莫斯科对土耳其、波斯、远东各国的政治前途毫无兴趣（正如1945年8月所表明的那样）。因此，俄国与西方在欧洲问题上的争端在地理上不会只限于欧洲。这还因为，双方争论的原则具有普遍性，例如，是实行自治还是照顾国家安全，是实行自由经济还是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等等。更重要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还使从巴尔干半岛到东印度群岛的广大地区发生了社会动荡和政治###。即使在没有直接受到德、意、日侵略军蹂躏的国家（如印度、埃及等国），由于进行了人力、物力和思想动员，也发生了深刻变化。传统的社会秩序被打乱，殖民政府威信扫地，地下的民族主义政党得到发展，抵抗运动的力量不断壮大。它们不仅专心致力于争取军事上的胜利，还要求进行政治改革。换句话说，1945年的世界形势充斥着政治###。这种###既可以对大国希望尽快恢复和平时期的稳定造成威胁，也可为掌握普遍适用的理论的每一个超级大国创造机遇，以争取从崩溃的旧秩序的废墟上站立起来的许多民族的支持。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同盟国对所有反对德国和日本统治的抵抗组织都提供援助。1945年战争结束后，这些组织继续要求得到援助也是很自然的，尽管它们都在忙于与敌对组织争权夺利。在这些组织中，一些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而另一些则与共产党不共戴天。这就使得莫斯科和华盛顿的决策者们更加难以区分地区性争端与全球性争夺。希腊和南斯拉夫发生的事件表明，地区性的国内争端可以迅速发展成具有国际意义的事件。

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4）

俄国与西方之间发生在欧洲以外地区的第一次争端，源于战争期间同盟国达成的特别协议。1941—1943年，伊朗处于美、英、俄三国的共同军事保护之下。这一方面可以确保伊朗站在同盟国一边，另一方面可使美、英、俄三国任何一国都无法从德黑兰当局那里得到过多的经济利益。到1946年初，莫斯科不仅未从伊朗撤军，反而还似乎对伊朗北部的分裂主义分子（亲共产党分子）的活动予以支持。这更加深了本来就担心俄国人对伊朗施加过大影响的英国人的不满。不久，杜鲁门政府提出了强烈抗议。俄国军队撤离后，伊朗军队立即镇压了北方各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并取缔了共产党。这不仅使华盛顿感到非常满意，而且还证实了杜鲁门确信的对苏联采取“强硬立场”的有效性。正如乌拉姆所指出的那样，伊朗事件“在遏制理论出台之前就证实了它的作用”，并使华盛顿做好了心理准备，对俄国在其他地区的行动也将如法炮制。因此，希腊内战的继续进行，莫斯科对土耳其施加压力让其在使用海峡和卡尔斯边界争端问题上做出让步，以及1947年英国政府宣布它已无力再对希土两国承担义务，这一切便导致了美国公众的强烈反响（这是“杜鲁门主义”赖以产生的基础）。早在1946年4月，美国国务院就提出，必须支持“英国和英联邦的交通”。美国决策者逐渐接受了上述意见。并且，他们还开始把在可以阻止俄国向东地中海和中东扩张的那些国家里，即“北部”发生的各种危机联系起来考虑。这些情况表明，美国对外政策中的理想主义立场是如何迅速地与地缘政治的考虑结合在一起的，如果不是完全为地缘政治的考虑所代替的话。

西方国家在注视共产主义的全球性扩张的同时，也看到了远东正在发生的变化。荷兰人很快会被苏加诺领导的有广泛群众基础的民族主义运动组织，从东印度群岛赶出去；法国人不久即被卷入了胡志明的越盟领导的武装斗争；英国人也不得不在马来亚进行反暴乱活动。即使在苏伊士运河以东没有共产党，这些老牌殖民大国也会采取同样的行动（另一方面，在20世纪40年代末之前，要声称上述暴乱分子是由莫斯科操纵的，就可能得到华盛顿的同情和援助。法国也是得到军事援助的例子）。但是，在南亚发生的所有挑战，都不如“失去”中国对美国的震动大。从19世纪美国传教士进入中国以后，美国就向这个疆域辽阔、人口众多的国家，进行了大量文化、心理“投资”（财政投资较少）。而且，这些“投资”的规模由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蒋介石政府报纸的宣传而夸大了许多倍。美国感到它在中国有一种超出宗教意义上的“天职”。即使国务院和军界的某些官员越来越清楚地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但是他们的观点却往往不能被公众舆论所接受，特别是不能被共和党右翼人士所接受。直至20世纪40年代末，共和党中的右派才开始用“非黑即白”的眼光看待世界政治。

这些年在东方出现的政治###和动荡局势多次使华盛顿陷入进退维谷的境地。一方面，我们不应把美国看成是第三世界国家腐败政权和腐朽的殖民帝国的维护者。另一方面，美国确实不希望“革命力量”发展壮大，因为那（据称）会扩大莫斯科的影响。1947年，要求英国人离开印度比较容易办到，因为这只涉及到将政权交给尼赫鲁领导的代议制的民主政府。同样，华盛顿也可敦促荷兰人1949年离开印度尼西亚，虽然它仍很担心共产主义的颠覆力量在那里不断壮大（美国对1946年独立的菲律宾也很不放心）。不过，在其他地区“变化”更大。例如，华盛顿的决策者本来计划在日本推行全面社会改革和非军事化政策，后来却逐渐改弦更张，决定发动美国的大企业重建日本经济，甚至鼓励日本组建军队，以减轻美国的经济、军事负担和确保日本成为亚洲的###堡垒。

1950年，美国采取强硬立场有两个原因。第一，杜鲁门和艾奇逊的比较灵活的“遏制”政策，不仅受到了共和党人和最近才引人注目的“红色诱饵”乔·麦卡锡的越来越多的攻击，还受到了路易斯·约翰逊、约翰·杜勒斯、迪安·腊斯克和保罗·尼采等政府内新强硬分子与日俱增的批评。这迫使杜鲁门只得采取更坚决的行动，以确保国内政治侧翼的安全。第二，北朝鲜1950年6月越过三八线对南朝鲜发动进攻，美国人迅速地解释说，这是莫斯科制定的侵略总计划的一部分。由于这两个原因的综合作用，美国政府中主张对莫斯科采取强硬好战政策以制止接连失败的人占了上风。很有影响的记者斯图尔特·艾尔索普说，“我们将很快失去亚洲”，并拿十个木瓶的保龄球游戏作比喻，认为野心勃勃、拼命掷球的投球者是莫斯科。他写道：

第一个木瓶中国已倒。第二排中的两个木瓶是缅甸和越南。如果它们倒了，第三排中的三个木瓶暹罗（泰国）、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肯定也会倒下。这些国家倒下后所造成的心理、政治和经济影响，又肯定会将第四排中的印度、巴基斯坦、日本和菲律宾推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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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极世界的稳定与变革（15）

美国人这种心理上的变化，对美国的东亚政策影响很大。其中最明显的表现是，对南朝鲜军事支援的逐步升级。南朝鲜政府声名狼藉，镇压人民，对朝鲜战争的发端也必须分担责任，当时却被华盛顿看成了无辜的受害者。美国首先派出海、空军进行支援，接着又派遣陆军和海军陆战师增援。这使麦克阿瑟得以实施大规模的仁川反攻战役，并使联合国军队不断向北推进，反过来激起中国于1950年10—11月出兵援朝。由于不能使用原子弹，美国人只得实施1914—1918年堑壕战式的作战方式。到1953年6月停战协定签订时，美国在战争中已耗资500亿美元，先后向战区派出200万以上的部队，牺牲官兵万。虽然北朝鲜的进攻被制止了，但美国又对南朝鲜承担了长期的重要的军事义务，使它很难摆脱，如果不是不能摆脱的话。

这场战争还致使美国对亚洲其他地区的政策发生了巨大变化。1949年，杜鲁门政府的许多官员，由于讨厌国民党的所作所为，已不再支持蒋介石，蔑视逃到台湾的“残余”政府，并考虑效法英国，承认毛泽东的共产党政权。然而，时隔一年之后，台湾却又得到支持及美国海军舰队的保护，中国被视为不共戴天之敌，为制止中国侵略甚至可考虑使用核武器（至少，这是麦克阿瑟的观点）。印度尼西亚以物产丰富而著称，美国对其新政府提供援助的目的是，让其与共产党领导的暴乱分子作斗争。对马来亚，美国则要求英国提供援助。在印度###，美国在敦促法国人建立一个更有代表性的政府的同时，还准备送去大量武器和美元，帮助法国人同越盟作战。事实证明，只凭美国文明中精神和文化方面的吸引力已不足以防止共产主义的传播。因此，美国便越来越多地求助于军事条约，杜勒斯就任国务卿后更是如此。1951年8月，美国与菲律宾签订条约。这不仅再次肯定了美国使用在菲律宾的海、空基地的权利，还使美国承担了保卫菲律宾群岛的义务。几天之后，华盛顿与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签订三国安全协定。一周过后，美国与日本的和平条约最后缔结，从而在法律上结束了太平洋战争，并将国家主权交还日本。与此同时，美日之间还签订了安全条约，使美军得到了常驻日本本土诸岛和冲绳岛的权利。华盛顿对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仍然采取非常敌视的政策，对台湾当局提供的援助越来越多，甚至支持蒋介石坚守金门、马祖等前沿据点。

冷战的第三个主要因素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赛愈演愈烈，并分别成立了许多军事联盟组织。如表37所示，各国的军费开支是不平衡的。

1950年之后的几年中，美国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反映了朝鲜战争的花费，以及华盛顿认为在一个危险的世界里必须重整军备的观点。1953年后，国防开支的减少，反映了艾森豪威尔政府试图制约“军事工业系统”，以防止它对社会与经济造成危害。1961—1962年军费的增长，是由于发生了柏林墙危机和古巴导弹危机。1965年后军费又有大幅度增加，则说明美国在东南亚战争中愈陷愈深。苏联历年军费数额是估算出来的，因为莫斯科的政策神秘莫测。尽管如此，我们的下述推论可能是正确的：苏联1950—1955年增加军费，是由于担心与西方发生战争后，俄国本土将遭到可造成巨大破坏的空中攻击，因而必须大量生产飞机和导弹；1955—1957年军费逐渐减少，说明赫鲁晓夫在执行“缓和”的外交政策，并企图将更多的费用用于生产消费品；1959—1960年后国防开支的急剧增加是由于与西方的关系不断恶化，在古巴危机事件中受辱，以及莫斯科决心加强各军兵种的力量。共产党中国的军事开支增长幅度较小，这既反映了它的经济发展，也有其他因素。但是，20世纪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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