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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部分（第2页）

这位专家告诉记者，由于估计有大约23的指数资金在追踪标准普尔高盛商品指数，而该指数至少70％的权重是放在能源交易上，因此，投机机构容易被指责成为期货远期曲线的罪魁祸首。

“然而，在我们看来，这种指责是不实的。因为按照这种逻辑推论，2005年以来追踪商品指数的基金猛增，就意味着原油的价格曲线永远是远期升水。”

因此，尽管资金的流动在某些时候会影响商品价格、曲线，能够引起市场整体的波动，“我们仍然相信，市场的基本因素才是终极推手。商品价格偏离根本原理的任何表现，都不会一直持续下去。”李珊对记者说。

油价未来向上向下？

在与记者讨论油价走势时，芝加哥阿拉隆交易经纪公司副总裁费林表示，随着美元贬值可能已经到头，未来油价可能会回调，“如此高的油价很难在经济下滑的状况中持续。在某个时候，熊会从冬眠中醒过来。”

美国能源信息局的预测是，未来8年，石油价格将下降，然后又将重新走高。

“预计油价在2016年均价为每桶57美元，下降是因为原油产量增加，以及替代能源，例如乙醇的增加。但是，需求的增长又将推动原油价格走高，到2030年均价将超过每桶100美元。”卡鲁索说。

但是，在凯西研究所的德罗里斯看来，卡鲁索的预测实在太过保守。这位研究员对记者说，如果能考虑到石油峰值来临，再考虑到通胀因素的影响，每桶100美元的油价实在算不上贵。

凯西研究所的观点得到西蒙斯公司董事长西蒙斯的认同。

这位能源专家认为，油价在过去9年已经增长了10倍，但它并没有伤害经济。

“油价上涨会刺激投资，重建全球能源基础设施，会创造世界上最大的基建项目，创造蓝领和工程师的工作机会。”

西蒙说，他不知道短期油价的走向。但从长期来讲，油价再涨20～30美元并不是问题，“现在的油价是多么便宜啊！”

西蒙斯向记者提供的数据是，当前世界的原油产出，平均每天不到7250万桶，比27个月前下降200万桶，而世界石油需求，大约是每天8800万桶，而且还将继续大幅增长。

西蒙斯的预测是，到2020年，全球石油日需求量将增长到亿桶，而在那个时候，全球的石油供应将明显跟不上，最后，长久积累的社会危机和地缘政治冲突将爆发，进而可能引起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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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危机的中国警示

越南爆发的金融震荡。是继1994年墨西哥危机、1997年东南亚危机、1998年俄罗斯危机和2001年阿根廷危机之后的又一个新兴市场国家中的“优等生”发生的严重灾难。如果说前几次危机都有经济增长放慢的前兆，那么，越南危机的爆发却有些突然。

直到2007年为止，越南还保持着世界第二位高速经济增长的神话。假如说通胀的高起和股市的大跌，是导致越南的外国资本大量流出，引发金融危机的直接原因，那么，为什么受到全球成本型通胀影响的其他新兴市场国家，却能免遭其难？而且，越南资本市场的规模非常有限，上市公司也才130多家，即使股市崩盘也应该不会给这个国家的经济带来根本性的影响，但外国投资者和本国居民为什么表现得如此惊恐？

事实上，东亚国家之间由于产业模式和发展战略的高度雷同，形成了较强的竞争关系：中国以明显的工业化的时间积累（计划经济时代也留下了一定的财富），并且经济规模的比较优势还保持着最强的发展势头；而越南则在资源和劳动力成本上存在着比较优势，不断在向世界展示其“后发”的追赶优势。

比如，越南人口的识字普及率高达94％，超过中国的85％和印度的65％；由于战争等原因，现在人口的平均年龄都在24～25岁之间，劳动力的丰富程度优于“民工荒”的中国。而工资水平，单纯的劳动者只有中国的23，而技术劳动者，中国更是超过越南的倍。再加上，越南又是天然资源丰富的国家，所以，这几年吸引了大量的外商直接投资，也包括因为中国投资成本的增加而不得不从中国退出的外国和中国本土的企业。

当然，现在活跃在越南的外商主要还是来自日本、新加坡、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等地区。它们同样做着加工贸易，最终产品也主要向美国、欧洲和日本出口。为了在亚洲快速“挤进”小康国家的行列，越南政府不断推出更加积极的外向型经济发展战略，以吸引大量外商直接投资（FDI）。越南不仅同中国一样，重视基础设施建设和保持汇率的相对稳定性，而且，还提供了更多优惠的外部融资条件，比如，允许外国金融机构的进入并提高对境内机构的参股比例。通过金融开放来降低外国企业投融资中所产生交易成本，2007年越南股市的“繁荣”程度竟然超过了中国。

因此，从今天外汇占款所引起的中国流动性过剩，以及越南这次陷入货币危机的困境，需要引起我们深刻反思的地方确实不少。

第一，汇率和利率管制的金融抑制战略（区别于没有经济增长的金融压抑），对东亚发展中国家利用贸易和外商直接投资的驱动力，进行工业化和现代化的发展，起到了不可低估的积极作用。中国和越南的高速增长充分地说明了这一事实。但是，这种金融压抑削弱了本国金融资源有效配置机制的功能，削弱了金融资产价值创造中，所需要的风险管理和公司治理的基本功能，也削弱了政府监管部门宏观调控和监控金融风险的能力。

比如，中国和越南的金融体系，长期以来都只关注对企业融资的重要性，却忽视消费者对金融资产的价值创造功能的正常需求，以及由此产生的对金融资产交易的双方实行有效的内部治理和外部监管的需求。

因此，一旦出口带来的巨大财富进入一个功能缺失的金融体系，就很容易爆发资产泡沫，由此产生强烈的财富膨胀的市场预期和追逐价值增长的投机行为。尤其是目前输入型通胀的恶化，更是加速了这种追逐金融资产价值以对冲购买力下降的投资行为的扩张，从而也就不知不觉地埋下了随时可能爆发金融危机的种子。当然，资产泡沫发生并不意味着金融危机这一种子一定会发芽结“果”，越南之所以爆发金融危机，必然还具备其他金融脆弱性问题。

第二，对国际收支不均衡（外汇占款型的流动性过剩）问题的处理方法，如果选择不当，不但不会改善国际收支问题，而且只会降低本国抵御外部投机冲击的能力。

越南为了尽快缩短和其他东亚国家的发展差距，提高人民生活的质量，不断在积极改善外商投资的环境，从而促进FDI流入和贸易增长。由于越南认识到这种发展模式会带来像中国这样的流动性过剩问题，所以越南模仿日本和东亚的发展模式，也就是通过大量进口基础设施建设所需要的器械和工业原材料来缓解国际收支的不平衡。但是，这一做法却扩大了贸易逆差；再加上由于输入型通胀不断恶化，价格上的国际竞争力明显衰退，因而出口能力急剧下降。

这都削弱了政府利用雄厚的外汇储备干预市场的能力，目前越南的外债规模已经高出了其外汇储备，从而增加了投机资本寻求一本万利的“冲动”。事实上，这一点又重蹈了1997年东亚危机前受害国家曾经犯过的共同错误的覆辙，带来了越南今天因为没有充足的外汇储备所遭遇的“小国的痛苦”。

相反，中国却非常重视外汇储备对本国现有发展模式的重要性，一方面，中国顶住贸易摩擦的压力来维持出口的稳定增长；另一方面，又通过主权基金、国内企业和机构的海外运作来实现资产的保值。但可惜的是，这一战略是出于中国这一“大国”之手，很容易被政客诱导为“大国的威胁”。因此，如果中国政府不能有效地解决“一进”（出口带进的外汇）“一出”（海外财富增值）的问题，那么，中国也可能会因为经济增长放慢，或流动性过剩所引起的资产价格泡沫而断送掉改革开放30年所取得的“增长奇迹”。这恰恰是中国今天的最大烦恼。

第三，东亚的比较优势和所选取的外向型发展战略，警示我们绝对不允许在金融体制改革过程中，急功近利、急于求成。今天的越南正是由于过早和过度地开放资本账户，当成本推动型的通胀日益恶化，在对外依存型的经济结构中，政府的价格（汇率和利率）调整能力就变得十分有限。

越南曾经策略性地调高汇率和利率以冲减通胀压力，但反而破坏了外向型经济发展模式，再加上美国次贷风波的影响，严重抑制了出口。同时，开放度过高，又超越了政府调控和监管能力。游资很容易利用越南扭曲的金融体系获取“无风险”的收益。我们看到股市的大涨大跌和汇市的大起大落的局面正是投机资本猖獗的具体表现。

当然，越南政府容忍在股价高位的时候进行大规模的IPO，这也是导致股市崩盘的原因之一。另外，银行体系和资本市场之间的防火墙形同虚设，造成大量的银行资金入市，促成了2007年股市疯涨和今天越南盾大幅贬值的恶果。

目前，中国没有开放资本账户，虽然热钱通过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渠道涌入，但是大规模获利回吐的交易成本和监管风险要比金融开放度高的越南大得多。在庆幸越南危机对中国的传染效应有限的同时，我们应该反思在金融全球化的背景下，亚洲发展模式是否可持续？怎样才能持续？我感到东亚模式的“胜算”变得越来越小。所以，中国更应该加快结构调整，通过一个由健全的金融体系所支撑的内需主导的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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