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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5部分（第1页）

式通知我回京，准备出访。由于回来得晚了，准备工作很匆忙。预定出国启程的日子是3月22日。3月18日至20日，少奇同志又去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我没有同他一起去，在家收拾东西。少奇从杭州回来，只隔了一天，好多东西还来不及准备，就出发了。这次出访是少奇同志以国家主席身份的正式访问，加上当时的国际背景，在礼仪方面安排十分隆重。黄峥：我查了当时的报纸，出访的送行仪式是高规格的。到机场送行的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朱德，国务院总理周恩来，还有七位副委员长，三位副总理，四位全国政协副主席，两位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以及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和北京市的负责人。在陪同出访的人员中，除陈毅副总理和夫人张茜外，还有四位副部长。王光美：是的。由于路途遥远，我们一行先到新疆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出访的第一站是巴基斯坦。3月26日，我们的专机抵达巴基斯坦首都拉瓦尔品第。那时巴基斯坦正准备将首都迁到###堡，但我们去的时候政府还在拉瓦尔品第。巴基斯坦同我国有着传统友谊，主人接待很隆重，规格很高，群众也非常热情友好。许多活动都是阿尤布·汗总统亲自出面和陪同。主要陪同官员是外交部长布托。布托出身大地主家庭，但他比较开明，当家后把土地分给了农民。这个人多才多艺，会画画，还给我画了素描。3月26、27日，少奇同志和阿尤布·汗总统会谈了两次。这中间除了正式宴会外，还有一次小型宴会，值得说一说。出席这次小型宴会的，对方就是阿尤布·汗总统和布托外长两个人，我方是少奇同志和陈毅副总理，加上我和张茜同志，翻译是过家鼎同志。宴会是在一个小房间里，没让摄影师和记者进来。双方在谈话中涉及了美国和中美关系。少奇同志说：“只要我们中国对美国的政策改变，美国也就会变。”这是一句很要紧的话，因为当时正是中美关系紧张对立的时候。少奇说这个话，过家鼎不敢翻译，转过头来看我。他是怕弄错了。我说照翻，过家鼎这才翻了。政治家在外交上说的任何话，都和政治战略有关。当时中美两国一方面对立，一方面也在通过双方驻波兰大使等渠道接触。美国的两任总统肯尼迪、约翰逊，还曾通过有关渠道，向少奇同志赠送过签名的《美国年鉴》。少奇同志在出访以前去过毛主席那儿。是不是当时中央对中美关系有什么考虑，这个我不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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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5年12月上海会议（2）

第二天，安排我们参观历史名胜古迹和博物馆，阿尤布·汗总统亲自陪同。这天给我们乘坐的是一辆比较高级的防弹保险轿车，玻璃窗很大，向外看得很清楚。上车前，阿尤布·汗总统看似顺便地对我说：“这个车是特意从美国运来的，是美国驻巴基斯坦大使交给巴方接待刘主席用的。”这就又跟中美关系联系上了。当时少奇和我都没说什么。

刘少奇、王光美访问巴基斯坦。

黄峥：后来中美友好往来的大门终于打开，正是通过巴基斯坦牵线搭桥的。1971年中美两国领导人多次通过巴基斯坦领导人互传口信。当年7月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秘密访问中国，也是先到巴基斯坦，然后从那里秘密过来的。王光美：是的，中美两国关系的正常化，确实经历了一个长期曲折的过程。1966年3月28日，我们在阿尤布·汗总统的陪同下，参观兴建中的新首都###堡。少奇同志在那里种了一棵友谊树。当天下午，我们在布托外长的陪同下，去西巴基斯坦首府拉合尔访问。拉合尔是巴基斯坦的著名城市。我们在这里受到了极其热烈的欢迎。欢迎场面简直难以形容，万人空巷，热烈非凡，达到了惊心动魄的程度，令我多少年后仍印象深刻。那天我们的飞机刚着陆，就看见大片的欢迎人群。我们一下飞机，人群就蜂拥上来，非常拥挤。西巴基斯坦省督戴着那种总督帽子，本来跟我们在一块儿，可一下子就不知被挤到什么地方去了，不见了。我们被挤在中间，接我们的汽车过不来。当地的有关人员赶紧把我们抢下来，好不容易将我们弄上了汽车。在机场去省督府的路上，欢迎的人群像海洋一样，黑压压一片。道路两旁的建筑物上，甚至电线杆上、树上，都站着人。我们的车队从机场开出不久，两边的队伍突然失去控制，一下子乱了套。人群冲出保安人员守护的警戒线，拥到马路中央。许多群众还把手伸进汽车里面来，要同我们握手。人们高呼欢迎口号，手里举着旗帜和红红绿绿的彩带，看得出来是发自内心地欢迎中国客人。这样的场面，可能连当局也没有估计到。陪同我们的布托外长非常紧张，直怕出事。我们的汽车只能在人群的包围中爬行，走走停停。车队通过这条不到10公里的路，竟整整用了一个半小时。由于人群实在太拥挤，摄影师都没有拍成片子。为什么这个地方特别热情？因为巴基斯坦、印度两国经常闹磨擦，拉合尔靠近印度边境，受影响比较大。在不久前的一次磨擦中，我国支持了巴基斯坦。老百姓对中国客人特别有好感，欢迎群众无论是有组织的还是没组织的，热情都有点控制不住。我们在拉合尔作了一些参观访问，出席了各种官方、民间的活动。整个气氛一直非常热情友好。3月30日，我们离开拉合尔到巴基斯坦的另一个城市卡拉奇访问。31日从卡拉奇回国到新疆和田。这次出访的下一个国家是阿富汗。为什么不从巴基斯坦直接去呢？当时国际上有个讲究，正式访问要从本国出发，否则就算是顺访。我国奉行大小国家一律平等的外交政策，礼节上对这些周边小国非常注意。我们回国后再去阿富汗，是表示对他们的尊重。

刘少奇、王光美访问缅甸。4月4日，我们从新疆和田前往阿富汗，到达喀布尔。国王和王后到机场迎接。后来的参观活动也都是国王和王后亲自陪同。当时这里比较冷，幸亏我穿了件羊羔皮的衣服。阿富汗相对来说比较穷。我们住在王宫里，休息时仍有响声。访问期间，为主宾安排的饭菜比较正规，工作人员的伙食就不大好。我们4月8日从喀布尔回国，到乌鲁木齐，11日到昆明。4月15日，我们离开昆明到东巴基斯坦访问，抵达首府达卡。阿尤布·汗总统专程从西巴基斯坦赶来迎接。当地的接待也是非常热情，尽管听说他们遭受了水灾。东巴基斯坦就是现在的孟加拉国，当时还没有独立。

我们在东巴基斯坦停留了一天，4月17日离开达卡前往缅甸访问。这次去缅甸是顺访，时间比较短，4月19日我们就回国了。

1965年12月上海会议（3）

《二月提纲》和《五一六通知》王光美：我们4月19日离开缅甸仰光回国，当天到达云南昆明。省里安排我们住在震庄宾馆，和陈老总在一个大院。听说这里原来是龙云的公馆。本来，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都想在云南停留几天，休息一下，顺便对云南作些考察。云南是个边远省份，平时来一趟不容易。云南省委第一书记阎红彦同志在接我们时，曾讲到云南实行半工半读的情况。少奇同志很感兴趣，想看一看。这时，北京有飞机来，中央办公厅送来一些文件。打开一看，里面有一份关于批评彭真同志的材料。我们出国前，没有要处理彭真同志的迹象，所以，少奇同志看了这份材料，不明白是怎么回事。黄峥：在少奇同志和您出访期间，国内发生了许多重要事情。1966年3月底，毛主席在上海几次同康生、江青等谈话，严厉批评彭真同志和他主持制订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即《二月提纲》），批评北京市委和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4月上旬，林彪、江青合伙搞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经主席修改，作为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党，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4月9日至12日，陈伯达、康生在中央书记处会议上系统批判彭真同志的所谓“一系列罪行”。会上决定成立“文化革命文件起草小组”，起草《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通知》，批判《二月提纲》。少奇同志出访回国的时候，《通知》已经起草出来了，毛主席亲自对这个文件改了好几次。王光美：这些我们当时都不知道。我们回到昆明的当天，就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通知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迅速到杭州，出席毛主席召集的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这样，少奇同志在云南考察和休息的计划只得放弃。4月20日，我们出国的专机直接飞往上海。张茜同志和其他一些同志不去杭州，直接回了北京。我们到上海，杭州方面已经派来了火车专列。少奇、陈毅同志和我都上了专列直奔杭州。来接我们的这部专列，看得出来是仓促调用了毛主席的专列。里面的厕所是主席习惯用的蹲坑，因为时间紧来不及搞卫生，好多地方没有清扫。我们从缅甸带回来一些热带水果。在去杭州的火车上，我交待卫士贾兰勋同志，要他把这些水果分一分，给主席、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各送一份，并嘱咐他给彭真同志送去一份。我们到杭州刚住下，周恩来同志还有谢富治就来了，带来一些材料，向少奇同志介绍情况。谢富治是来谈陆定一同志夫人严慰冰同志给林彪、叶群写匿名信的问题。周总理刚来，房间里电话铃响。我一接，是彭真同志打来的，说要向少奇同志汇报。我告诉他总理正在这里谈话，少奇同志现在没空，等方便时再找他。当时还不清楚彭真同志出了什么事，总理来谈过后，才知道这次会议是毛主席亲自主持，主要就是批评《二月提纲》和彭真同志。这样一来，少奇同志就不便再让彭真同志来单独汇报了，就没给彭真同志回电话。刘源：其实彭真同志一直很尊重毛主席，尽力紧跟主席。20世纪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陈云同志、邓子恢同志等支持包产到户、分田到户，彭真同志不支持，和毛主席的观点比较一致。80年代后期，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万里同志写了一篇文章，回忆60年代国民经济调整情况，其中说到刘少奇同志支持陈云同志的分田到户的主张。彭真同志看到后很有意见，专门把我找去，说：“你父亲什么时候支持过分田到户？你父亲是同意责任制，不是同意分田到户。”我大学毕业后，决定去河南农村工作。我母亲带我专门去向彭真叔叔登门讨教。彭真叔叔和我们谈了一个多小时，叮嘱我要学会解剖麻雀、注意联系群众等等。我去河南农村后，每次回北京，他见到我总要问我那里的情况。有次我从西藏回来，特意向他汇报西藏的情况，他听得津津有味，特别感兴趣，表示等身体好了要去西藏看看。我曾经和他议论过二三十年代顺直省委的事。我说：“顺直省委那段历史，我怎么总也看不明白。”他笑着说：“我们这些当事人就没有讲明白，你怎么看得明白？”彭真叔叔去世前，床头上放着黄峥写的《刘少奇一生》，他让人念给他听，还在书上划了些道道。这是他去世前看的最后一本书。黄峥：这事我也听说了。光美同志，能不能请您顺便说一下您所知道的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的情况。王光美：严慰冰同志写匿名信这件事，我原来一点也不知道。叶群固然很坏，但我觉得严慰冰同志采取这种方式实在不好，有问题可以向组织上反映嘛！而且，她反对叶群，可又要把这事往别人头上栽，这不是挑拨吗？她在有的匿名信上署名“王光”，信里说“咱俩是同学，谁也知道谁”，还把发信地址故意写作“按院胡同”。按院胡同是我母亲办的洁如托儿所的地址。这不是有意让人以为写信人是王光美吗？我原先完全蒙在鼓里，好几年都不知道，一直到破案，才大吃一惊。刘源：还有的信署名“黄玫”。南方人黄、王的读音不分，也是有意让人往王光美身上联想。匿名信还挑拨叶群和女儿豆豆的关系，说豆豆不是叶群亲生的。这也罢了，可是在给豆豆的匿名信里竟说：你没发现你和刘家的平平长得特别像吗？弄得豆豆疑神疑鬼，常往我们家跑，看平平的长相，还抱着平平哭，闹自杀。有一年在北戴河，一天我正同老虎打乒乓球、说话，公安部罗瑞卿部长走过来，表情特严肃，对老虎说：“回去告诉你爸爸妈妈，又发现两封信，还没破案。”老虎马上就回去了。老虎是林彪的儿子林立果的小名。我当时根本不知道是怎么回事。黄峥：这个匿名信案好多年都破不了。破案的过程很巧合。据说在1966年春天的一个下午，严慰冰、叶群都在王府井百货大楼出国人员服务部买东西。严慰冰同志眼睛近视，不小心踩了一个人的脚。那人大发脾气，口里不住地骂骂咧咧。两人吵了起来。严慰冰一看，原来那人是叶群。一气之下，严慰冰直奔军委总政治部，向总政负责同志反映叶群这种蛮横无理的态度。严慰冰是上海人，说话有口音，气头上说话又快，那位负责同志实在听不懂她的话，就要她把事情经过写一写。严慰冰就写了。事后，那位负责同志真的拿了严慰冰写的东西去向林彪反映。林彪、叶群一看，觉得这字面熟，就交给了公安部。公安部经过笔迹鉴定，确定严慰冰就是匿名信的作者。严慰冰于1966年4月正式逮捕，1967年2月送秦城监狱关押，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平反。至于严慰冰同志为什么要写匿名信，陆定一同志认为她是精神有毛病。陆定一同志说：“她本来没有精神病。1952年‘三反’‘五反’时，上面派人背着我在###找‘大老虎’，他们企图把严慰冰和徐特立（当时任###副部长）的儿媳打成‘大老虎’……这样的刺激，使严慰冰害了精神病。我去了一趟苏联回来，她经常与我吵架，后来又开始写匿名信骂林彪和叶群，信寄到林彪家里，有的寄给林彪本人，有的寄给叶群，有的寄给林豆豆。林彪到哪里，她就寄到哪里，5年时间写了几十封，并且都是背着我写的，我一点都不知道。”“严慰冰有精神病这件事，许多人不相信。因为除与我吵架和写匿名信外，其他事情上她都很正常。但她确实有精神病。为此我专门请教过北京一家医院的精神科主任，了解到确实有这么一种精神病症状：在许多事情上表现很正常，在某些事情上却不正常。严慰冰的这种病的原因，是由于受到迫害。”王光美：这个案子少奇同志没有过问。我们出访回国，彭真、陆定一同志都出事了，少奇同志都不知道。《二月提纲》，是以彭真同志为组长的中央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向中央作的汇报，是1966年2月5日向中央政治局常委汇报的。那次常委会议是少奇同志主持，在我们家福禄居会议室开的。少奇同志年初生了一场病，刚刚恢复工作。他从玉泉山休息回来，办公桌上堆了一大堆文件，还没有来得及看。他在会上表示：我最近生病，不熟悉情况，没有什么意见，请五人小组的同志尽快去武汉向毛主席当面汇报。2月8日，彭真、陆定一同志等专程去武汉向主席汇报，得到同意后，2月12日邓小平同志以中共中央名义将《二月提纲》转发全党。少奇同志在2月5日常委会议后就没有过问《二月提纲》的事。后来我们就出国访问了。所以对这次杭州会议的内容，少奇同志事先不知道。黄峥：毛主席在杭州召集的这次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4月16日就开始了。后来林彪在政治局会议上说，这次会议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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