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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2页）

有些消息无法证实。如说沉船载有8800万美元（约合1100亿韩元）的财宝等。

但基本的讯息是确切的：高升号沉船位于朝鲜西海岸距仁川市蔚岛南面2公里处20米深的海底。2001的5月初韩方开始打捞作业，当月底即寻到沉船遗物：六枚银币、七双金银筷子，还有七具中国军人的遗骨……

韩国人，无意中帮助中国人打捞起一段遗忘的历史。

沉睡百年，沉默百年。

因为无名，高升号上这八百多名中国军人为国捐躯的故事基本上不被中国百姓知情。

如今，经过百年销熔，竟然还有百分之一的烈士遗骨不甘毁弃。我猜想，是否那精诚之气，郁结难散，才护持着这七具白骨，重见天日，向故国后人显现一些超越生命的启迪呢？

信奉唯物主义的读者，或许要嗤笑在下为有神论者，其实，在下倒是希望有“神”，只是这“神”无须供奉在“神社”里作仪式性“参拜”而已；它应供在中国人心里，让国人残存一些本有的神性，或萌生一些应有的神性。

倘若你因为固持“信仰”而拒绝“神性”，面对高升号上的先烈遗骸，你的“人性”是否因重温历史而发生一丝震颤呢？

不麻木者，吾将引为同志。

应该感谢韩国人的水下打捞。虽然高升号断乎难以再“高升”，但高升号的故事分明浮出了水面——

清光绪二十年甲午（1894）正月十日（2月15日），朝鲜全罗道古埠县爆发东学党（道）联合农民而起的###，形势失控，王京汉城危殆。四月二十九日（6月2日），朝鲜政府向宗主国中国求救，请求派兵支援。五月三日（6月6日），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受命，直隶提督叶志超、太原镇总兵聂士成率陆军1500人东渡朝鲜，五月九日（6月12日）进驻汉城西南75公里的滨海小城牙山县。

从朝鲜西海岸的战略要地、汉城门户仁川登陆，中国援军为什么弃险不守，反而转驻地属偏区的牙山县呢？罗尔纲《淮军志》有一简明陈述曰：

牙山县在朝鲜王京（汉城）西南一百五十里，仁川澳左腋，沔江出口。仁川澳为王京门户，群岛罗列，从澳左转入汉江口，即达王京。汉江口南迤东为仁川埠，各国商贾所萃。从仁川南行稍西，历南阳，循广德而至牙山县，值沔口津白石浦，乃仁川全澳的东南角，地本偏区。时朝鲜农民起义军在全罗，淮军以救援赴韩，故自仁川登岸，即趋驻牙山，以就南道为经公州（朝鲜忠清道首府），赴全州，军行稍便，不争汉江门户，没有防备到日本借此挑起战争的。③

清政府决定出兵援朝时，即据1885年《天津条约》第三款之规定，命驻日公使汪凤藻照会日本政府，说明此次出兵是应了朝鲜政府之求，依照的是“保护属邦旧例”，并保证“一俟事竣，仍即撤回，不再留防”。④

日本政府久欲控制朝鲜，苦无借口。而今，朝鲜内乱，中国出兵，正好给他们侵朝提供机会。其实，在中国宣布出兵的前一天，即五月二日（6月5日），日本政府就召开会议，秘密决定出兵朝鲜，对中国宣战。当天，指挥这次战争的参谋本部“大本营”成立；经天皇批准，驻守广岛的第五师团以保护日本侨民为名开赴朝鲜。就在中国援军抵达牙山时，日军先遣部队也在仁川登陆。

五月十三日（6月16日），仁川登陆日军已达七千人。到五月二十三日（6月26日）日本政府对中国政府发布“第一次绝交书”时，在朝日军已达一万多人，是中国援军数量的七倍，而且控制了汉城周边及汉城至仁川一线的战略要地。

中国援军困守牙山一隅。前，无须进——因为闻中国援军登陆，全罗造反者已如鸟兽散；后，无所退——仁川被日军扼守，再夺仁川力不能及。

中国政府面临两个选择：要么从朝鲜撤军，放弃宗主国的尊严与权利；要么救援孤军，增兵朝鲜，在境外与日本人一决高下。

日本人则惟恐天下不乱。

六月十二日（7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第二次绝交书”。

六月十八日（7月20日），日本驻朝公使大岛向朝鲜政府发出最后通牒，敦促朝方将中国军队赶出朝鲜，并限两日内答复。

更远大的战略目标似乎尚未确定，但清政府已将解救牙山守军视做当务之急。

六月十九日（7月21日），清政府雇用英国商船“爱仁”号载记名提督衔总兵江自康所率仁字营及北塘护军共1150人由大沽口启程，渡海赴牙山。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清晨，部队平安抵牙山。

六月二十日（7月22日），另一艘受雇英国商船“飞鲸”号载北塘护军700人由大沽启程东渡，六月二十二日（7月24日）午后船抵牙山。

六月二十一日（7月23日），第三艘受雇英国商船“高升”号载淮军仁字营帮办高继善、营官骆佩德及吴炳文所率两营1100多名官兵由大沽起航，驶往牙山。这一船中国官兵谁也料不到他们踏上的竟是一条不归之路。

陆军，在交战的背景下乘坐运输船跨海出征，本身就存在风险。身为直隶总督与北洋大臣的李鸿章当然估计到了这一点。他之所以雇用英国商船运兵，就是想借助英国“中立国”的掩护。此外，为了增加保险系数，他又命北洋海军派军舰护航。受命参加此次护航的为巡洋舰“济远”号、小型巡洋舰“广乙”号和练习舰“威远”号。

客观形势或许是运兵船与护航舰并不在同一个港口（运兵船发于大沽，护航舰发于威海），主观理念却已呈现了三心二意，因而当“爱仁”、“飞鲸”、“高升”三船次第东渡时，六月二十日（7月22日）由威海起锚的护航舰队并未在海上与它们会齐，更未曾编队随护，而是先行驶抵牙山。“护航”一说，完全落空。所幸的是，“爱仁”号、“飞鲸”号一路平安，没有撞上日舰。而最后出发的“高升”号，恰恰在六月二十三日（7月25日）晨遭遇了“丰岛海战”的劫难。

在此，我们不准备详细复述“丰岛海战”的经过。但残存的历史记忆毕竟留下最简单的刺激：其一，日本人不宣而战，打响了第一炮；其二，日本舰队在吨位与火力上占有绝对优势。

由于日方占绝对优势，再加突然袭击，中方败绩，势属必然。结果是：“济远”号负伤，撤出战斗；“广乙”号负伤搁浅，官兵焚舰登岸。两舰阵亡四五十人，伤八十余人。

就在“丰岛海战”炮声隆隆的时候，“高升”号商船与“操江”号炮舰驶入战区。虽然“济远”舰向两船发出了“我已开仗，尔须速回”的旗语，但“高升”号的英国船长高惠悌及临时搭乘此船的德国退役军官汉纳根在事后的回忆中都没有提及“济远”号发信号的事。“操江”舰显然接到了信号，于是减速、调头，力图向回驶去。这时，赤日高悬，已到了上午九时左右。

一艘日本军舰——“浪速”号，已经插入到“高升”号与“操江”号之间。“高升”号船长高惠悌坚信自己的船是英国船，又高挂英国国旗，故足以让它免受一切敌对行动的威胁。他命令“高升”号按原航线向牙山方向前进。

日旗舰“吉野”号向“浪速”舰发出信号，命令它“将商船（高升）带赴本队”。“浪速”舰舰长东乡平八郎便指挥该舰向“高升”号冲过去，并发出“立即停轮”的信号。“高升”号缓缓停下。船上的中国士兵虽然不懂旗语，但从“浪速”号的阵阵空炮声中已经感受到威胁迫近。军人临危，奋然而起，几乎不用通知，各层各仓的士兵纷纷拿起武器。这时，时针指在九时十五分上。

“浪速”号驶至“高升”号一侧，并将大炮对准了“高升”号。

“高升”号停下了。一艘小艇载着日本海军大尉人见善五郎一行人登船检查。“高升”号船长高惠悌提醒日本人注意，这是一艘英国商船，且毫无作战能力。但日本人不予理睬，强行提出“高升”号要跟随“浪速”号。高惠悌表示：“如果命令跟着走，我没有别的办法，只有在抗议下服从。”⑥

人见一行返回“浪速”号。“浪速”号向“高升”号发出起锚命令。

就在高惠悌将要发出起锚令时，船上的中国官兵知道了交涉的结果。“高升”号跟随“浪速”号，也就是甘当战俘，坐以待毙啊！中国军人恢复了他们的民族自尊心与战斗意志，“宁愿死，决不服从日本人的命令！”⑦　这几乎成了所有官兵的心愿。当然，最关键的还是要看这支部队的首长高善继、骆佩德、与吴炳文等人的态度。

高善继，字次浦，江西彭泽人。本来，他是个文官，由附生，举孝廉方正，朝考罢，署任教职，先后任弋阳县训导、赣州府学教授，又调南安府教授。光绪十四年（1888）受荐参加会试，不第，便愤而弃文习武，投奔通永镇总兵吴育仁幕下做起了军官。这次出兵援朝，他的正式职务为“帮办”。这个“帮办”具有统领并协调两营淮军的职权。所以，危机当前，营官骆佩德与吴炳文齐来咨询他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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