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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这时，李先念、程世才、李天焕、宋侃夫等同志已到星星峡一带，我们才知道西路军只有几百人了。苏联给了那么多东西不好要，要了也拿不了。和盛谈到西路军入疆，对外叫新兵营，在新疆训练干部，学飞机、炮兵、无线电等。盛同意，派了一个顾问（苏籍）同我们一起，还派了汽车，一个团（团或营记不清了）去迎接。盛的顾问提出要我们放下枪，以免出事。陈云同志说我们是去训练干部，是盛同意的，我们不干涉其他事务，不能放下枪，放下枪不成了投降？最后我们胜利了。那时盛对我们是又怕又爱，怕是怕我们干了他，坐不稳；爱是想和我们拉关系，表示亲苏亲共。

1937年5月，西路军由星星峡到达迪化。新兵营住在东门外一带，我们也住在新兵营，和盛接头全由陈云同志负责。陈是中央代表，我不公开，只是当个助手。我们按营、连、排把新兵营组织了起来，组织他们学文化、政治、飞机、炮兵、无线电。我们着重从政治思想上进行正面教育。当时不少人要去莫斯科学习，我们说服先在此训练一下再去。同志们思想很复杂，陈云同志很耐心，做了不少工作。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2）

1937年七七事变后不久，中央派了周小舟同志来新，公开担任八路军代表驻在新疆。我们争取援助，盛给了3万件皮大衣，一批机枪。周初来时，盛曾问我们：派来了个姓周的，是不是周恩来？我们未见，当然不知。一次开会，盛介绍给我们，才知是周小舟。不久，中央调周回去，让我公开担任了八路军驻新代表。

这一期间，我们一直未和地方上发生什么关系。盛也怕我们。我们请他到新兵营来看看，保护他的安全，建立了一些感情。

王明、康生由苏回国途经新疆，盛设宴款待，我也参加了。盛给王明一万美金，王不要。盛说是帮八路军抗战的，王才收下。党中央派了邓发同志任中央驻新疆的公开代表，陈云同志回到了延安。中央又派了徐梦秋、毛泽民等来新疆。有的人本拟去苏联看病，因盛一再向中央要干部帮助他建设新疆，所以毛泽民等暂时未去苏联就留在新疆工作了。

新兵营旧址当时，苏联总觉得新疆那里民族落后，人口少，不主张发展党组织，多派干部，怕搞急了，像他们国内似的出问题。

我很想回延安。我同李先念、程世才等一批干部，带了些机枪、大衣等回到延安。

段子俊——

1936年10月或11月，共产国际代表团的负责人王明、康生突然通知有紧急任务，要我马上去陈云同志那里报到。我原在国民党白区从事党的秘密交通工作，暴动失败后，党组织派我到苏联学习无线电工程专业，这时已经毕业。根据我学的专业，我想这是组织上要我回国为党建立秘密电台。我按指定地点报到后，一行五人便奉命从莫斯科出发，先去阿尔马达。五人中有陈云、滕代远、冯铉、我和李春田。冯铉是俄语翻译，我也会俄语，其他三人不大懂俄语。我们到阿尔马达后，每个人都换上皮大衣毡靴，转乘载重汽车，经过一天路程到了边境上的一个小城。与我们接头的都是苏联红军驻边疆的格别乌系统的军人。这时我才知道，我们的任务是援接西路军。

在苏联边境小城，我们住在苏军骑兵中校家里。陈云同志住的是一个小房间，我们几个住在一个大房间。我与冯、李三人晚上搭铺在地板上。因西安事变爆发，在这住了很长时间。我们到达迪化时，已经是1937年4月底了。在迪化停留三四天后，盛世才派来几十辆汽车，我们跟着汽车队去星星峡迎接西路军指战员。这时李先念等同志已先我们到达星星峡，到达星星峡的西路军将士约400人。

西路军到达迪化后，开始驻在西大桥纺纱厂。同年六七月间又搬到盛世才的军营驻地，对外叫新兵营。记得搬到新兵营后，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住在里面的一个小间，我和冯、李三人住在外面一个大间。李先念、程世才、李卓然、黄超、郭天民等都住在正屋里。迪化有家医院是苏联人开的，院长和主要医护人员都是苏联人。我因懂得俄语，陈云同志派我多去医院做联络，负责接送新兵营的伤病员到医院治疗。另外，我还承担一些杂务和教学工作，如帮助几位主要领导同志学算术等。

经陈云、李先念等同志商定，把新兵营编成一、二、三、四大队和一个干部队。王子刚、宋侃夫、刘寅组织了几个报务员，胡正先每天用收音机收听新华社消息，并记录下来供陈云等同志参考。在新兵营组织学习党的路线和时事期间，黄火青交出两本张国焘反中央的文件，给了陈云同志。在那段时间里，陈云和滕代远同志做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政治思想和路线教育工作。一方面组员学习文化科学知识；一方面组织指战员学习中央文件，学习有关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始是上小课，过一个月后上大课，由陈云同志亲自主讲。　。　想看书来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3）

在新疆期间与盛世才谈判，主要是陈云和滕代远同志一道去的。有时陈云同志一个人去，有时是与李卓然等同志一起去的。

1937年8月下旬，共产国际来电要我到莫斯科。我到达莫斯科时，王明、康生已经离开莫斯科回国了。此时的国际代表团团长是王稼祥。他告诉我，共产国际想积极援助我们，将原先运到边境上给西路军的一批武器，准备经外蒙运到延安去，让延安派人接收，并要我参与这一工作。他又说现在已经晚了，由于抗日形势的发展，再这样办就会影响国内的统一战线，所以党中央主动提出此时不便接受这批武器。于是，10月底我便与许光达、高自立一起从莫斯科回国，途经新疆住在南梁招待所。这时陈云同志已经回延安了，由邓发同志接替工作。

记得我第一次随陈云同志从莫斯科回国时，中央与共产国际还没有直接电报往来。我1937年11月初第二次从莫斯科回国时，捎回一批电讯器材，能建一台较大的发报机和电台联络讯号。后又带给我密码，以便到延安后，能与共产国际取得直接联系。1938年1月，我们50多人，全副武装，乘坐苏联援助国民党抗战物资的汽车直到兰州八办，而后乘汽车经西安回到延安。延安与共产国际的直接电讯联系是1938年三、四月间才建立起来的。当时我是军委三局二科科长兼无线电工厂厂长，邱均品是电台台长。为了祝贺直接电讯联系的成功，中央还给我和邱均品写了封表扬的贺信。1939年8月至1943年，中央与斯大林和共产国际的来往电报，是通过专门设立的一个系统，当时由我负责专管这个电台和电报翻译。每次来电后先是交康生，后来由任弼时同志转中央。

林超——

我是工人出身，14岁就离开中国到海参崴远东造船厂做工。1930年我在船厂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我在船厂是5级工，每月140卢布，本身消费30卢布，剩下的钱都买了公债。我家庭是贫农，有母亲，但我没有捎钱给她。当时想法就是，只有帮助了苏联，各国革命才能搞起来。领导看我和别人不一般，1933年送我去东方大学学习。

东方大学办公室主任是吴玉章。第三国际负责东方部的是米夫。学习内容很多，中文、俄文、东方史、西方史、革命史、政治经济、数理化、军事等。我因为没有上过学，很吃力，经常头痛，所以不愿学习了，要求回国。我往第三国际跑了三趟。1935年第三国际告诉我，批准你回国了，分配到新疆，具体工作和李立三接洽。1935年春，我搞了华侨的假护照，坐火车到巴哈顿，李立三就住在那里。李立三交代我的任务是以秘密工作形式了解西路军的消息，然后给我具体地讲了政治形势及技术方面的要求。

1935年5月，我到迪化。我买了房子后，在靠南门三角地的新安街开了个小杂货铺，和我发生单线联系的一个是汽车队里名叫亚科夫的汉族司机，一个是在机场里做地勤工作的。他们和我是东方大学的同学，都是*党员。所需要的情报都是由刘长胜用密码写给我，寄来或者亚科夫跑哈密时带回来。刘长胜是边疆一带*党组织的负责人，化名王祥宝，住在伯力，常去海参崴，他当时在甘肃一带。我晚上将情报加工密写好，直接经过信箱寄给李立三，或者有汽车时带去。信皮写的是巴哈顿一个女人的名字，李立三就住在她那里。情报内容是西路军的活动情况，走到哪里了等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4）

1937年，西路军400人左右到了新疆，有李先念、李卓然、程世才等。

1938年的一天，一个贸易公司的俄国人到杂货铺买好酒，穿得挺阔，进门用俄语说酒卖多少钱？然后问我从哪里来，叫什么名字？我也用俄语回答了。原来他是经莫斯科介绍来的，他告诉我，几点钟到某某地方，有人跟你接头。第二天我按时去了，来人穿商人衣服戴礼帽，我不认识。他问我懂得经商吗？我说：懂得不多。他说：你会做茶业吗？我说：可以。他说：好，你明天到某某地方去。第二天我到指定的地方去等，来了一个胖子，原来是李春田。我和他在莫斯科学汽车时在一个组里，所以认识。他给我5万块钱，让我换衣服，约好再到这里来，准备收摊子。我回去赶快做了收摊子的事，到时候又去了。他把我领到新兵营去，到营部一看，负责人是第一次和我接头的“商人”，原来是陈云同志。他说：这几年你辛苦了，现在工作结束，你来这儿吧！从此我就开始过组织生活了。

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

西路军军队工作部部长、原红一方面军九军团政治部主任黄火青——

西路军余部在陈云的率领下，离开星星峡前往迪化，第一天住在烟墩。晚上，大家都已入睡。滕代远原来和我认识，他和冯铉约我去散步，在院里停放的汽车旁边闲聊起来。他们问我西路军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在苏联，对情况不了解。我就把我所知道的有关张国焘反党活动的一切情况都告诉他们。5月7日到了迪化，开始住在西郊公园附近准备办纺纱厂的地方。我们住在北面，南面空着没人住。平时陈云有事只找原西路军工委会几个负责人，不找我。有一天晚上，陈云叫我：老黄到院里“踱方步去”。他和我在中央苏区就认识，我们在南面院子里来回散步。他当面问我西路军有关情况，我又对他复述了一遍。

1937年7月间，西路军余部迁到迪化东门外营房，对外称新兵营。我们在那里休整、学习。名义上是盛世才招待，实际是苏联出钱，每人每天有一斤羊肉吃。长期艰苦行军、战斗生活之后，一休息下来感觉万分疲倦，吃了饭就想睡觉，总觉睡不够，差不多睡了十天。陈云当时的方针是：要大家好好休息，不谈过去的事，怕谈起来影响同志关系。我和曾传六在祁连山一起打前站带路，比较熟悉了，他是党委成员。我和他同住西屋，其他人住在一排三间的上房。我有时就和他谈谈党的政策、党的历史和苏维埃运动中的失误，只是不提张国焘的姓名，但说明党内问题总是要搞清楚的。看样子他内心非常苦恼，但从不表态。

我把随身带的那些“干部必读”之类张国焘反党的小册子清理出来。有一天，我同郭天民去看陈云，他听说我带了些刊物，叫我交给他。我捡出一份比较完整的交给他，重份的留下。我买了个练习本子，把小册子上文章的重点摘抄下来，封面写上“旧事重提”四个字，有空就看看，准备将来系统批判张国焘反党罪行之用。那个期间由于用脑过度，我曾发生过严重失眠，几乎几天几夜睡不着觉。后来还是苏井观（原在上海学医，后进入苏区）告诉我一个办法，每天早晨、晚上散步一小时，高兴了还可以跑跑步，但不要过累，睡前用冷水洗洗脸。我没地方散步，就在屋后雪地上像驴推磨一样，绕着圈子走。此外，滕代远还教会我骑自行车，有时上街，撞见卖烤羊肉串的，就停下来烤上几串，骑在车上吃。

《西路军》　西路军左支队进驻迪化（15）

陈云和滕代远住在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经常和我们联系的是冯铉，他对外名义是新兵营政治处主任。有一天开个什么会，我们十来个人加上陈云等五六个人。李特和黄超又在会上发泄对党中央、对共产国际的不满。会议中间他们忽然冲着我说，听说黄火青同志对过去的事还有意见，什么“旧事重提”！平时陈云告诉我别讲话，这天开会说我可以讲。我就站起来说，我有意见不自今日始，过祁连山时我就讲过，我是反对张国焘反党行为的，有意见我还要讲。陈云表示，黄火青有保留自己意见的权利。这个会就算结束了。

接替杨秀昆任总队长的饶子健——

我们刚到迪化的时候，我党驻新疆代表陈云同志和滕代远同志等都住在新兵营，和李先念等同志住在一起。经历了西路军的惨痛失败，人人备尝艰辛，但不能正确认识失败原因，不少人思想上存在悲观、埋怨情绪。在此情况下，陈云同志和盛世才的督办公署交涉，伙食安排得很好，每顿都像会餐一样，让大家吃好、休息好、治病、养伤、恢复体力。更重要的是他经常利用早晚时间找干部谈话，了解情况，进行个别教育。在充分掌握情况的基础上，首先在工委成员中开会统一思想认识，开展反张国焘路线的学习，对积极执行张国焘路线而又拒不认错的李特、黄超等人进行了严肃的批评与斗争。因为张国焘在红四方面军中影响甚大，许多同志对其野心家、阴谋家的面目看不清。所以，领导同志开会的风一透露出来，部队思想就发生了动荡。陈云和李先念同志立即搬到部队驻地，深入班排，做耐心细致的思想工作，使部队情绪很快稳定下来。

1937年冬，陈云同志奉命回延安，从莫斯科回来的邓发接替陈云、滕代远同志的工作，担任*中央驻新疆代表，并负责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工作。邓发同志住在迪化南梁八路军办事处（对外称第三招待所），对新兵营学习抓得很紧。1938年春天，根据中央政治局决议的指示，在新疆开展了反张国焘路线的斗争。邓发同志亲自向排以上干部传达了中央《关于张国焘错误的决定》。虽然我们当时路线觉悟不高，理解不深，但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擅自带领红四方面军南下川康又组织西路军，使大家吃尽了苦头，所以大多数同志对中央决定表示拥护。但是仍有部分同志思想转不过弯子，有的只承认西路军失败是军事指挥上有错误，不承认政治路线错了。根据这种情况，邓发同志每星期亲自给排以上干部上两次政治课，讲解张国焘路线的有关问题，并向全体同志讲党课，提高路线斗争觉悟。不久，又传达了中央《关于开除张国焘党籍的决定》。大家听说张国焘只身投入国民党特务集团的怀抱，成了可耻的叛徒，非常愤恨。原来对张国焘路线错误的严重性认识不足和受张国焘欺骗蒙蔽较深的同志，如梦初醒，恍然大悟，纷纷以亲身经历的事实来控诉、揭发张国焘的罪行。由于党代表陈云同志、邓发同志的教育和细致工作，最终使大家的思想统一到毛主席的正确路线上来，从而推动了文化学习和军事技术的提高。

《西路军》　陈云倡导学文化学机械学航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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