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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部分（第1页）

刘邦赢了，项羽败了。在这场博弈游戏中，刘邦战胜项羽，是五十岁的睿智战胜了三十岁的刚勇，是有进有退打败了趑趄不前。在困境中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这就是“非合作博弈”的一种典型模式，在困境的条件下，不同的人面对几种选择，但是最后作出的选择都是对自己来说，利益最大的，这时候，弱者和困境之间是一种不可逆转的关系，即使是那些没有能力扭转困局的人，也会让自己的损失最小，并且得到最大的回报。这就是博弈中的进退理论。

当弱者作为图谋大计的人，不限于与一个人或者一种势力合作，而是在不同的情况选择不同的合作者和合作方式，通过各个重要的步骤达到自己的目的。

当因为他人的原因，陷入困境，不妨把这个人同样放进困境，为了自保而不得不做出选择，是背叛，也是谋略。

刘邦利用这一点，完成了自己下一步计划，当合作无法获得自己的期望时，那么合作就没有必要坚持下去了。合作本身就是建立在困境中的，当困境已经摆脱了，合作的基石不复存在，所以从合作走向非合作也是自然的选择。

博弈论又称对策论，英文是game　theory。起源于本世纪初，1994年冯？诺依曼和摩根斯坦恩合著的《博弈论和经济行为》奠定了博弈论的理论基础。20世纪50年代以来，纳什、泽尔腾、海萨尼等人使博弈论最终成熟并进入实用。近20年来，博弈论作为分析和解决冲突和合作的工具，在经济学、管理科学、国际政治、生态学等领域得到广泛的应用。

简单地说，博弈论是研究决策主体在给定信息结构下如何决策以最大化自己的效用，以及不同决策主体之间决策的均衡。博弈论由三个基本要素组成：一是决策主体，又可以译为参与人或局中人；二是给定的信息结构，可以理解为参与人可选择的策略和行动空间，又叫策略集；三是效用，是可以定义或量化的参与人的利益，也是所有参与人真正关心的东西，又称偏好或支付函数。参与人，策略集和效用构成了一个基本的博弈。

博弈论可以分为合作博弈和非合作博弈。两者的区别在于参与人在博弈过程中是否能够达成一个具有约束力的协议。倘若不能，则称非合作博弈，非合作博弈是现代博弈论的研究重点。比如两家企业A、B合作建设一条VCD的生产线，协议由A方提供生产VCD的技术，B方则提供厂房和设备。在对技术和设备进行资产评估时就形成非合作博弈，因为每一方都试图最大化己方的评估值，这时B方如果能够获得A方关于技术的真实估价或参考报价这类竞争情报，则可以使自己在评估中获得优势；同理，A方也是一样。至于自己的资产评估是否会影响合作企业的总体运行效率这样的“集体利益”，则不会非常重视。这就是非合作博弈，参与人在选择自己的行动时，优先考虑的是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

诸葛亮的“隆中对”

每一个正确决策的产生，来自于才智之士的高瞻远瞩，所决之策能符合客观事物的发展规律，能揭示问题的实质。诸葛亮“隆中策”的产生，来自于他看出动乱时代的演变趋势，并能作出与之相适应的决策，而并非天才头脑的神机妙算。

纵观诸葛亮一生的主要业绩，无论是隆中决策、赤壁之战，还是执政蜀国的文治武功、六出祁山偏师北伐，其中一条贯穿全过程的线索，就是联吴抗曹的进退战略方针。这是诸葛亮为刘备制定的一条基本国策。诸葛亮在当时历史条件下，如何提出、建立和捍卫这一政治纲领，使之成为维系蜀汉政权的一根不可或缺的纽带。

良好的决策能否取得理想效果，必须具有实行的条件和机遇，更要能够正确地贯彻执行。孙、刘联盟抗曹，是隆中策的关键内容，也是蜀、吴两国能与魏国三分鼎立的柱石。它的重要意义，孙、刘双方曾有共识，在诸葛亮、鲁肃等人努力下，双方以各自独有的方式促成了这一联合，并取得辉煌的成果。

其实，诸葛亮在当时来说是一个有相当背景的人物，其先祖诸葛丰曾任司隶校尉，司隶校尉位高权重，在西汉位列三公之下、九卿之上。元帝时诸葛丰曾案劾贵幸的外戚许章，成帝时则劾奏丞相匡衡和御史大夫张谭。司隶校尉除监督朝中百官外，还负责督察三辅和京师地区，起到和刺史相同的作用，但它比刺史地位高。相当于当今的中纪委和国家安全局的一种合并。诸葛亮的父亲诸葛圭当过当时的郡丞，应该是一个朝中的大臣。叔叔诸葛玄当过太守，太守相当于现在的省委书记。

从以上关系来看，诸葛亮是一个有背景有关系的高干子弟。但就当时的情况来讲，单凭诸葛世家的这种关系还不足使诸葛亮这个天才型的政治家有多大的帮助，要想实现他的“每自比管仲、乐毅”的政治抱负，必须经过其他外力，于是他娶了一个丑老婆，可能是为了美化诸葛亮，一些人说他老婆很有才，其实这种说法应该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在东汉时期或者说是封建时期，女人社会定位角色就是贤妻良母，不可能有多大的才能。诸葛亮娶丑老婆的目的就是实现他的政治抱负，因为其岳父黄承谚是当地一位很有身份和地位的人，与当时的大军阀刘表是连襟关系，其岳母的家族蔡家也是当地的望族。

诸葛亮娶老婆来看，就是有目的的。难怪当时就有人嘲笑他，“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但为何诸葛亮却没有去帮刘表或去做做官，其中必定有原因，不外乎就是高不成低不就吧，一个有鸿鹄之志的人，怎么能为几斗米折腰，况且他有吃有穿。

诸葛亮隐居南阳，躬耕山野的士子，虽饱读诗书，满腹经纶，但一直未有机会施展才华“凤翱翔于千仞兮，百梧桐不栖；士估外于一方兮，非明主不依”。他期待着明主的出现。难得刘备，不辞辛劳，毫无架子，三顾茅庐，求贤若渴。诸葛亮深深为之感动，终于弃隐入仕，登上政治舞台开始施展平生所学，以实现自己的宏图远志。

当年的隆中，山高林密，曲径通幽，一派宁静和平的景象。诸葛亮在这里饮酒下棋吟诗，其情也融融，其乐也陶陶。外面战争连绵，这里却是世外桃源。然而，诸葛亮在饮酒下棋之际和朋友们谈起国家大事。偶然谈一谈国家大事倒也无妨，可他一谈起来就头头是道涛涛不绝，让人们肃然起敬，满腹经纶的美名就不胫而走。最后传到了刘备的耳朵里，刘备正愁眉苦脸的时候听说有这样一个高人，自然是要来请的。诸葛亮到这个时候才后悔了，于是就避而不见，但刘备又特别有耐心，一次不成两次，两次不成三次。这个世外高人也顶不住了，看来，中国人最难过的是情字关，诸葛亮也不另外。

诸葛亮为何选择刘备？当时有几个选择，一是曹操，但曹操手下能人太多，一个政客而没有其他军事等能力，在曹操那里是得不到重用的。一个是袁绍，但袁绍是一个刚愎的人，且袁家家族人太多在那里也发挥不了权术。另一个刘表，一是刘表是一个安分守己的人，在政治上没有霸心。二是当时诸葛亮仅仅是一个小辈，从心里可能就有些轻视。因此，选择刘备是不得已而为之。他第一个预见天下三分，并提出促进天下三分的战略决策，努力使预见成为现实，基本上揭示出了三国历史的进程。

三顾茅庐时，诸葛亮二十七岁，他精辟地分析了天下大势，提出鼎足三分，联孙抗曹，进而统一天下之路，即著名的“隆中对”。《三国志》中评价说，诸葛亮“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北宋时期的兵法家何去非也指出，“孔明有立功之志，而无成功之量；有合众之仁，而无用众之智。”这些都是非常中肯的评价。

“隆中策”中诸葛亮首先以极高的战略眼光系统地分析了当时形势。“操已拥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此诚不可与争锋。”当时曹操占据中原，控制着中央政权，有绝对的政治、军事优势，因此应排除向曹操控制地区发展的可能，暂时把他放在一边。而刘备要“兴汉室”　“伸大义于天下”的对象是曹操，现在虽不能与之抗衡，却是争夺天下的最终对手。那么，联合孙权就是不容忽视的策略手段：“孙权据有江东，已历三世，国险而民附，此可用为援而不可图。”孙权集团的势力仅次于曹操，根基较深，地势险要，欲成霸业就要争取他的协力合作，是战略性的联盟对象。诸葛亮不管曹操视为退，主动与孙权谋和视为进。

那么，刘备应往何处图谋发展呢？第一步是夺取刘表的“用武之地”荆州，第二步再往巴蜀取刘璋的“天府之国”益州。占据荆、益两州作为根据地，建立基业，稳定后方。同时“外结孙权，内修政理”，孤立曹操，诸葛亮就此提出了建立联吴抗曹统一战线的设想。这样就可守可攻，能与曹操、孙权形成鼎足而立的局势。

最后，待到时机成熟就可图谋中原：“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兵以向宛、洛，将军身率益州之众以出秦川”，分两路发动北定中原的强大攻势，收复长安、洛阳，击灭“汉贼”曹氏集团。到那时，东吴也只有纳土归降的出路了，实现最终政治目标、成就统一帝业了。

曹操统一北方之后，统率80万大军饮马长江，席卷荆襄，直逼江南。想乘势一举歼灭占据江东的孙权及正待发展地盘的刘备，从而吞并天下。当时刘备仅1万兵力，孙权也只有5万精兵。曹操的一纸讨伐檄文传到东吴，令孙权集团一片震惊，主战与主和两派争斗激烈，主和派占上风，孙权则动摇难定。在这种危急复杂的情况下，诸葛亮肩负起联吴抗曹的重大使命，作为刘备一方的代表，只身出使江东，与东吴上下各方进行斡旋、说服和斗争。

诸葛亮的出现引起了投降派的敌意，面对以张昭为首的文官集团的挑战和责难，他义正辞严、口若悬河，从容不迫地运用多种语言技巧“舌战群儒”，将投降派的观点一一驳倒，使群儒“满面羞惭”、“尽皆失色”。基本上扫清了东吴集团内的降曹论调。

面对东吴主战派将领周瑜的摆架子、卖关子的态度，诸葛亮又用激将法，正话反说：“曹操极善用兵，天下莫敢当。向只有吕布、袁绍、袁术、刘表敢与为敌。今数人皆被操灭，天下无人矣。独有刘豫州不识时务，强与争衡，今孤身江夏，存亡未保。将军决计降曹，可以保妻子，可以全富贵”；又从其痛切之处着手，巧妙改动《铜雀台赋》，提议只要献出“二乔”送与曹操，如范蠡献西施之计，保证能让曹操百万雄师卸甲卷旗而退。年轻气盛的周瑜果然勃然大怒，发出“吾与老贼誓不两立！”的宣言，并求孔明助他一臂之力，激励周瑜协力抗曹的目的达到了。

再说诸葛亮在曹兵败溃的亡命途中，令关羽把守最后一道防线。曹操被捉，“义重如山”的关公却动故旧之情而放虎归山。这就是后人评说不一的“华容放曹”。惋惜之余，掩卷思之，并不是诸葛亮用人失误，使曹操得了逃逸的机会；诸葛亮以大政治家的眼光把握全局，看清了孙、刘联军打败曹操后的形势。此时刘备力量还很弱小，若杀曹操，其子必置东吴于不顾而倾力复仇，刘备将腹背受敌。北方将重陷军阀混战的局面。况且曹操战败，已无南下进攻、消灭孙刘联军之力，而弱小的刘备就能在曹、孙之间并立，在互相牵制的间隙中争取时间、积聚力量，发展地盘。权衡利弊，诸葛亮宁愿暂且放掉曹操，以便统一北方，形成鼎足之势，才能有机会图谋天下。

当曹操败退，原本是主要矛盾的曹与孙、刘的矛盾，随着北方压力的减轻退而成为次要矛盾。战略要地荆州的归属问题，使得孙、刘之间的矛盾逐渐上升。如何处理孙刘关系，是否继续维持联盟，是一个十分敏感的问题，也是一个战略原则问题，将是能否真正建立和维持“鼎足”格局的关键所在。战后诸葛亮趁周瑜、曹仁厮杀之际，派兵巧妙地从曹军手中袭取南郡、荆州、襄阳，为刘备谋取了安身立足之地；而周瑜空费兵马钱粮却一无所获，必不会善罢甘休。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放弃荆州这块根据地，也不能由此引起孙、刘自相杀伐。诸葛亮从维护联盟大局出发，灵活处理矛盾。他劝刘备“立纸文书，暂借荆州为本，待我主别图得城池之时，便交付还东吴”。“今只要两家和气，休教曹贼笑话。”当刘备要求都督荆州全境、孙刘联姻之事传到曹操之耳时，他正在写字，竟“手慌脚乱，投笔于地”，可见曹操内心的恐惧和不安。

刘备向西发展占领益州入川，关羽镇守荆州。诸葛亮郑重叮嘱关羽牢记“北拒曹操，东和孙权”的八字方针，关羽没有真正领会其重要意义，而是两个拳头打人。当曹操诱使孙权联攻荆州时，孙权派诸葛瑾上门找关羽“求结两家之好，并力破曹”，关羽却口出狂言拒绝联姻，触怒了东吴，使得孙刘联盟破裂，给孙权以可乘之机。因此就在关羽北拒曹操节节胜利之际，急功近利的孙权乘机“白衣渡江”偷袭荆州，造成荆州失守、关羽败亡的惨剧。刘备的版图顿时削减了一半，给蜀汉统一大业带来不可挽回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仍以大局为重，不主张东征伐吴。而刘备不理解伐吴与蜀汉存亡利害相关，怒发冲冠为义弟报仇，听不进诸葛亮、赵云的劝阻，将十几年辛苦经营的局面置之不顾，定下先灭吴后灭魏的错误决策，倾举国之兵讨伐东吴。这场战争极大地损伤了蜀汉的元气，蜀汉政权从巅峰一落千丈，往日兴盛景象一去不复返，刘备也走上覆灭之路。虽说关、张、刘三人之死各有原因，或骄傲自大，或粗暴寡恩，或义字当头，但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不能正确贯彻执行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以致孙刘联盟破裂。诸葛亮隆中拟定的从荆、益两路北伐的钳形攻势计划，也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空想。从而使后世同情蜀汉事业的人们，面对滔滔东逝之水，抒发“江流石不转，遗恨失吞吴”的感叹。

刘备创业未半，饮恨白帝城而终，将风雨飘摇中的蜀国和懦弱无能的幼子托付给了诸葛亮。诸葛丞相独立支撑起蜀汉江山，这就为调整政策，重修东吴旧盟提供了可能。吴蜀化干戈为玉帛，一洗前朝旧怨，从此断绝同曹魏的关系，重新贯彻了隆中策的外交路线。吴蜀重修旧监，令曹丕大惊，亲征伐吴。诸葛亮派赵云领兵出阳平关直取长安，从而协助了东吴战胜魏军。

孙权称帝，引起蜀汉朝臣不满。诸葛亮却派陈震为使前往祝贺，并写下“绝盟好议”说服群臣认识此乃抗曹的需要，亦可免除蜀汉北伐时的东顾之忧。因此，在刘备死后的几十年里，蜀国和东吴一直保持着友好的盟邦关系。不仅未发生冲突、战争，东吴还曾出兵配合诸葛亮的北伐。吴、蜀两国成犄角之势牵制着曹魏，谁也消灭不了谁，使弱小偏僻的蜀国能在三足鼎立的格局中维持近半个世纪之久。这是由于正确贯彻执行了联吴抗曹的战略方针，显示了诸葛亮作为政治家的远见卓识。

恢复孙刘旧盟，平定南方叛乱，解除了后顾之忧，诸葛亮便进一步“治戎讲武”。亲率大军六出祁山，以一州之地与力量超过自己数倍的魏国抗衡，将一生的最后岁月全部投身于北伐事业。

诸葛亮“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以报答刘备的知遇之恩，同时也包含着为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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