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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潜力。有人从街上买了抢,上了子弹,然后放到我们的手中。
在涪陵,酒精总能作为男人行为不当的有效借口。在头一年里,一次我独自坐在学校食堂里吃饭,三个喝醉的体育系学生来到我的桌边,嘲弄我,向我大笑。我想要不理他们,但他们越靠越近,往我身上挤,而笑声越发大起来。最后我站起来,有一阵好似免不了要开架,但食堂的员工跑过来,把那些学生给推走了。但他们仅仅做了那个——他们没有记下任何人的名字,或者告知校方。他们确保学生离开后,向我道歉,解释说那三个男孩喝醉了。在他们的眼里,就只需要说那么多了——喝醉的学生不需要为任何事情负责。
男人的酒局是偶尔会导致挑衅行为,但我不喜欢它的原因,主要是它的冗长与无聊。当我回头看第一年里的那些场面生动的酒局时,当时文学杂志要找我去写关于狄根斯的文章,我把它看作一次幽默的事件,但也看到了许多浪费的机会。那桌上满是知识分子,受过良好教育的人,而几乎整晚的所有精力都花在逼赛老师喝酒上,而他并不愿意喝啊。它让我想到了高中时的PARTY,只不过这些男人都已经四五十岁了。在第二年的圣诞宴席后,亚当与我终于采纳了和平队最初的建议,拒绝再去参与任何拼酒活动。
但这个决定是我们自己要做的,没有别人期望我们行为要有责任感,而不去表现出喝醉的傻瓜的样子。到了后来,这大概成了我对涪陵男人最强的偏见,尤其是上层的男性——一般来说,我看不出有特别高的期望值在他们身上。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极度男性主导的文化,男人获得的自由空间太大,超出了健康值,而在涪陵,这情况变得尤其高调,当男性的自豪感因为赚钱的成就而膨胀的时候。
(何伟这个观察很有意思,从文化教养乃至谈吐举止上,当代中国社会对男人的期望值不高,然而,他们的沉重压力,往往是在赚钱上,在那方面,期望值又可说是过高了。)
我通常避免和有钱的男人打交道,而有时我忍不住想把这种偏见扩展到所有的年轻男人身上。这种态度乃是我极力想要抵制的,然而在某个程度上,这是对于涪陵所有针对外国人的骚扰的自然反应,这些骚扰总是来自年轻男性。我去城里的每一天,都有人对我喊叫,也许只有不到5%的这种嘘声来自女人。一般来说,这是男人想要显示男子气的结果:如果我见到三个年轻男人朝我走来,我敢肯定其中一个会朝我喊些什么,为了在朋友面前长脸。在这个道理上,它和美国发生的骚扰情形是一样,总是来自于年轻男性,不过在涪陵,它成为了日常功课。
用不了多久,我就得出结论,男人给我找麻烦的机率,远远多于女人,而我因此制订了我的习惯规则。如果我去购物,看见两个人在卖同样的货物,我总是先会去女人那里,因为她骗我或嘲弄我的机率要低很多。我知道别的和平队志愿者也是这么做的;这是一种偏见,然而它源于生活经验。
所有这些反应与偏见,让我更难去厘清涪陵的两性关系。我个人的生活就是矛盾的:虽然我本能地学会了对男性更警惕,我却发现我亲密的朋友都是男人,而我和女人在一对一接触时要不自在得多。如果你是一个外国男性,在涪陵这样的四川小城里,立在你与女人之间的樊篱是很多的,而我回避越过,因为不想惹麻烦。和平队的工作人员曾经建议我们不要在这些小城里跟人约会,因为人们很容易对外国人大惊小怪。但即便没有这些建议,我一眼也能看出那问题会很复杂,而我们队里的男性成员都对此态度严肃。我们这儿有七个男人,而在这两年里,没有一个曾和中国女人发展出什么浪漫关系。
因为这缘故,当地女人总是有些神秘而陌生,也使得“XIAOJIE”成为进入我们日常英文谈话的第一个中国词。它意思是年轻女人,但也传达了涪陵女人的那种外国味儿,以及我们身为外国人感受到的樊篱。事实上,这个词几乎被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外国人采纳,部分因为年轻女性工作者无处不在——服务生,商店售货员,火车乘务员——她们都只是被称作小姐。但同时,这个用语还有一个含糊的意味,因为它可以用在卡拉OK以及美发厅那些可疑的年轻女子身上。涪陵的人们把卡拉OK的女孩叫作“三陪小姐”。男人们可以和她们喝酒,唱歌,跳舞。而有足够的钱了,有些三陪女孩可以实现第四“陪”,跟客人睡觉。
不可能准确定义小姐的含义,因为其暗指的范围很宽泛。安妮是小姐,李佳丽,那个在茶室里缠着我的妓女,也是小姐。小姐是一个暧昧的用语,它也是合适的,因为社会对涪陵的年轻女子的期望到底是什么,很难准确定义。她们不像年轻的上层男子,他们的愿望可以很清晰归纳出来,我发觉对于一般的年轻女子,没有等同的简单定义。她被期望去早早结婚,生子,然而她的生育又被严格的法律所限制。她被期望去找一份工作,自己赚钱,然而工作环境中的歧视比美国的情况更严重。传统的道德规范在瓦解,但这一过程很不均衡,方式也不健康;卖淫变得普遍,婚外恋也是。我吃惊地发现,在涪陵,许多我的年轻已婚朋友在欺骗他们的配偶,然而离婚对女人来说,依然还是肯定的耻辱。
当一个女人与已婚男人发生恋情,人们说她偷人,偷男人。而对于偷女人,则没有同等的词汇。如果一个单身男子与一个已婚女人发生浪漫关系,人们形容她是水性杨花。再一次的,这个词汇不能用到男人身上;即便语言也在保护男性免受责备,原谅他们不谨慎的行为。中文的其他方面还有更直白的性别主义。如果你想骂一个女人,可以说她“臭三八”,因为三月八日是国际妇女节。
涪陵的女人生活在复杂的社会期望之下,而改革开放所带来的压力似乎对她们特别沉重。在乡下,许多男人离开了,去城市找工作,而对应着每一个棒棒军或建筑工人,都有一个农民的妻子在家,独自种田。中国的农业劳动力中,66%是女人。社会学家认为这种不平衡部分导致了女性的高自杀率,它主要发生在乡下。这些乡村的自杀很少是出于贫穷;事实上,它多数是发生在相对富裕,受过些教育的农民阶层中。亚当的学生珍妮就是一个教科书式的案例:她并不穷,她有着读书的机会,对农民女孩来说是不寻常的。但珍妮的职业道路很可能会是回到家乡教书,对于一个如此聪明的人来说,可能是一个叫人抑郁的前景。我猜想,她可能清楚地认识到了自己的潜力,同样也看清了她未来人生的凄凉:去做一个乡村的教师,早早结婚,生孩子。到了后来多少就是如此——超出了她所能承受的。
(好像一个乡村版的林黛玉啊。)
当然,在世界的一些其他角落,情况还有更糟的。中国的女人可以比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女人走得更远;比中东地区就不用比了。而且,在中国也有明显的进展,解放后的改革让女人更容易去工作,而共产党总在发动打击贩卖人口的运动,同时支持女人的离婚权利。中国女性所受的教育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得多——但在某个意义上,也让她们更多意识到自己的苦境。像中国生活的许多方面一样,女性独立的问题,也到了一个过渡阶段,而它看起来特别的痛苦。
而因为传统的集体思想,所有的事情又变得更复杂了。我在涪陵住的时间越长,就越是对“个人”这一概念的看法所惊讶——以我的观点,这乃是我在西方所知与在中国所见的最大差别。在涪陵的人们,其自我的意识,看起来大部分是外来的;你是被别人对你的看法所定义的。那总是儒教的目标,定义个人的位置,乃是严格按照她与别人的关系来进行:她是某人的女儿,另一个人的妻子,又另一个人的母亲;而每一个角色都有其特定的责任。这是一个很好的保持社会和谐的方式,然而,一旦和谐与打破了,缺乏自我定义这一点,会使得重建变得困难。每一次我在读文革中受害者的个人陈述时,都察觉到这一点,因为那些故事里满是耻辱感,令人惊奇。这一天,某个人是个好共产党员,第二天,风向变了,他成了个耻辱的反革命,被迫在集会上“坐飞机”,两只胳膊被往后拉,痛苦得弯过来。这种变化并不是很了不得——非理性的政治清洗在世界各地都有发生——但奇怪的部分在,很多受害者都被耻辱感煎熬着,的确相信他们自己是有问题。这就好像麦卡锡主义攻击的一个目标人物立即崩溃了,承认他错了,或者一个纳粹大屠杀的受害者憎恨自己,因为她的确是个“肮脏的犹太人”。在中国,情况经常是,人们没有一个内在的罗盘,来帮他们挺过这些事件。
(何伟就中国人的自我意识的分析不无道理,虽然他用文革的例子不太恰当。而且我不明白他提及的个人陈述资料到底是什么。如果是回忆录的话,应当不至于如此,而如果是当时被迫写下的检查一类,它当然不可能是真诚的,可以理解为无辜的人受刑讯逼供写下的伪供。)
群体思考可能成为有毒的环圈——你的自我身份从群体而来,即便它变得神经错乱了,还是被你尊重着,这样,你的自我可能立刻分崩离析。这一传统,有别于将自我意识建立在一系列的固定的价值观念上,而不理会别人说什么。在某些时期,它也部分导致了这个国家的灾难。文革展示出了中国社会可能变得如何疯狂,但在一个较轻的程度上,任何一个过渡阶段都必定会出现问题。在近来的几十年里,对社会角色以及人的预期所造成的破坏,无过于改革开放了。
(群体思考过分发展,会造成的问题,不但是中国,在德国历史上,日本历史上,都曾经出现过因此而造成的恶果。发展为社会意识形态,就是民族主义,或者说狭隘的爱国主义。)
群体精神造成的问题,对女人来说特别严重,她们生活在既严格限制又缺乏确定性的状况中。跟男人相比,她们在中国社会中的传统角色要窄小得多,但新的经济导致了含混暧昧的预期与需求。总体说来,这些改变无疑是积极的,但它们来得太快,对于夹在中间的人来说,自由可能会叫人吃不消。
而且人们经常不知去哪儿寻求帮助。一次又一次我在班上的学生那儿看到这种情形;多数时候,她们非常亲密,互相支持,然而当一个成员显出跟大家不同时,她们又会残忍地孤立她。没有人对珍妮显示过兴趣,而每个班里,至少有一个学生看起来很孤独;多数情形下是一个女孩。与众不同并不是自我解放,如美国的情形,而对一个来自农民背景的女孩来说,这一点尤其真实。她不太可能毫不在意别人的看法以及新的环境,自得其乐。结果就是,她们成为了外人,不是出于选择,而是无能为力的自然倾向,那也自然让她们觉得自己是错了。
在某个程度上,安妮也曾经如此。她从来就跟其他人不太一样,但她同时又很爽朗,有社交的天分,而且漂亮有吸引力。到得后来,她的这些品质给了她足够的自信,可以罔顾群体里的某些方面。但珍妮所有的,仅是天资极其聪颖,那或许让她的孤立感更为尖锐。
这些压力的核心,经常都是钱。农村妇女看着她们的丈夫离开了去找工作,获得了物质安全,然而把他们的配偶孤立了,有时这种孤独感就摧毁了那些女人。女人们可以靠自己挣钱;这是获得独立的一条途径,但职业生涯中也许会有性别主义的歧视,而有人会批评说,女人不应当去往那个方向努力。安妮那样的女人会到南方去,去深圳,那儿有钱;但深圳的钱有很多的赚法。那儿既有小姐当秘书的,也有小姐当三陪:像安妮这样的小姐,像李佳丽那样的小姐。她们全都竭尽所能去挣钱。而围绕在她们身边的,有许多早已出卖了自己灵魂的男人,而经常的,这些女人不得不独自去周旋于这个不确定的世界。
在学期的尾声,中国新年前,欧小姐塞了一封信在我的门下。信里面有她的一封信,一份健康证明的复印件,还有五百元钱。信是用混乱的英文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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