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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2部分（第1页）

了三四天才恢复过来。

春节里，我们有五个星期的假，从一月份开始。桑尼要去泰国；诺林选择了南中国，然后去越南。亚当决定乘船去上海，然后转向南方，去深圳探访安妮。我计划去贵州山区独自远足，然而我想得越多，就越清晰回忆起那次在新疆搭乘的火车。我还想到了乌龙的筋疲力尽，而我那舒服的涪陵生活看上去越来越好了。

六个月后，我就将离开这城市。当假期开始，我发觉，在涪陵的时间有限了，我知道我不会想去中国的其他地方过春节了。这是中国最大的节日，一次家庭的团聚；涪陵是我的家，所以我留下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写上三到四个小时。那是我生活中的英语部分；通常到上午的十点十一点为止。为了把那语言从脑子里清走，我在寓所里又学习一个小时的汉语，阅读报纸，或者听卡带，之后，我去学生之家吃中饭。下午和晚上，我走在城市里，经常和朋友们一起吃饭。廖老师和她丈夫请我去过几次，孔老师也是，而城里还有些人经常请我过去吃饭。如果没人约我，我会到城里吃，或者返回学生之家，在那里，就像跟朋友一起吃饭。

英语只在写作时候才用到；在那个月里，我说的全都是中文。后来，我回头看时，那个节日乃是我在中国最喜欢的日子，因为终于的，我的中国生活安定下来了，而我精确地看到我是如何融入了当地的日程生活中。这一切都属于何伟——没有一个英文系的同事请我过去，或者在假期中跟我发生什么联系。后来，在那个春天，我才发现这是出于明确的指示，因为从亚当跟我抵达涪陵的那一刻起，系里的权威就告知英语教员，不要和外国老师亲密交往。就像许多的干部政策一样，它源于一个模糊的，毫无意义的猜疑症，也许，最悲哀的部分是，它非常有效：我跟当地米粉店里没受过多少教育的家庭，比跟说学校里说英文的老师要亲近得多。但通过孤立我，系里的权威不过是推动我进入另一种状况，而现在，即便他们改变了他们的念头，我也不会拿我的生活来换取用英语交流的友谊了。在那个节日里，我是城里唯一的外国人，而我也第一次不再觉得孤独。

一群当地的小孩时常跑来我的寓所，因为我的阳台上有一串节日的彩灯，在晚上看来很漂亮，高高悬于乌江上。有时她们是何丽带领的一群女孩，她十一岁，跟我同姓，叫我哥哥。其他时候，会有一群野小子，他们跟着王学松，一个九岁的男孩，跟我同楼的。他和外祖父母，以及他妈妈住一起，她离了婚，而他家的大人严厉警告他不要去骚扰外国邻居。但小王和我学会了怎么去哄他们；他或者会跟一群别的小孩来，或者他会出门，大声走下台阶，然后转头，偷偷溜回来，轻轻敲我的门。我喜欢跟他聊天；他会告诉我校园里发生的事情，学校里的生活，还有他班上的胖男孩，那个小孩很被他鄙视，取了个绰号叫蒋介石。小王喜欢看我的电视，看我的照片，从我的阳台上向人们大叫；我让他想干嘛干嘛。我怀念我在密苏里家中的外甥侄女，有一个小孩在房子里很好。

小王和我一起在阳台上挂了一百个节日彩灯，现在，夜里你可以从长江上看到它们。它们花了我们两个小时才安上，之后，作为奖赏，我让小王把所有烧坏的灯泡从六楼往人行道上扔，它们摔得粉碎，很好看。对于鼓励他的罪行，我不觉得特别愧疚；每次学校的工人来更换我的灯泡时，他们也是这么做的。而且他们几乎跟小王一样享受，当玻璃在人行道上炸开时，他们都嘿嘿笑。

下城区的涪陵在江对岸的夜里灯火辉煌。城里的街道上挂满了红灯笼，一排排的彩色灯泡，而所有的树木都被装饰了。南山门的小公园成了一次色彩的暴动——它那被煤灰印渍的树木都覆盖上了灯泡，在城市的心脏地带亮得发晕。人群聚集在那里，看着公园，拍着照片。当节日临近，似乎城里的每个人都在夜晚出动了，一个个家庭，年轻的父母带着成群的小孩，所有人都漫无目的在街上逛来逛去：买小吃，看店面，看人群。士兵们也返乡了，骄傲地穿着制服，在街上行军，一只眼留意着小姐。大排档在街上，石级上四处发芽——卖烧烤的女孩，卖红薯的小贩，卖豆腐的男人，火锅摊档——好像每个人都在人行道上吃东西。我，也是；我总是喜欢夜晚的涪陵，但现在一切都更强烈，我从来没见过如此充满活力的地方。即便那路边可怜的树叶也终于复活了，发出明亮的白光。灯泡的电线拉得不怎么小心，有时它们会爆炸，着火，那些树木骄傲地闪着光，突然一声爆炸，起层烟雾。行人们会停下来看，聊天，说笑，而在火苗消失后——树枝轻轻嘶响，烟雾漂走——他们继续在这辉煌的城市里行走。

在新年的除夕，学生之家的一家邀请我去吃晚餐。那是全年里最重要的一顿饭，一个家庭团聚的传统时光——等同于美国的圣诞晚餐。黄小强早早关了店，我们一起走去他在插旗山脚下的房子。

黄凯现在两岁了，而他已经到达了开始害怕外国人的阶段。从起初，他经历了循环阶段；他先是个容易受惊吓的孩子，而有时他会跟我一起玩，有时又一看见我的脸就害怕。那是一个奇怪的，混合的反应——部分害怕，部分着迷。每当有一个外国人出现在电视上，黄凯会变得很兴奋，大叫“何伟！”他的父母说他常在家里说到我，然而，为了某些原因，那个冬天他害怕看到我本人。

我一抵达他们家，那孩子就开始哭起来。“他这样闹了有一个小时了，”他妈妈说。“我告诉他你会来，他就开始哭了；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很抱歉，”我说。“如果我知道他不开心，我就不会来了。”

“不，那没关系的！他没事的——我会把他抱到另一间屋呆一会儿。”

我跟黄小强还有他父亲黄能坐在沙发上，一起看电视。那似乎乃是多数中国人在春节时所做的——有两天里，他们尽可能多看电视。在第一年里，我布置了假期功课，让学生们写下他们在节日里干点什么，因为我对中国的传统感兴趣。第二年，我就不想再布置了。读到一个历史比圣诞节还悠久的节日中，庆祝活动被局限在了盯着电视上，实在叫人郁闷。

黄家的男人抽着烟。整齐排列的解放军在电视荧幕上迈步。我能听到黄凯在后面的屋子里哭，但他已平静些了。他的妈妈在和声细气对他说话，偶尔我听到她说起我的名字。

“你们美国士兵的走路样子跟我们不一样，是不是？”黄小强问

“不一样。”

“当香港回归的时候，”黄能问，“那些士兵是美国的吗？”

他的儿子纠正他：“那些是英国士兵！”

“哦，他们走路跟我们中国人不一样——他们这样走。”黄能站起来，踩着重重的步子。他是一个小个头男人，四十九岁，而他有那种农民的结实体格。他迈步跨过客厅，膝盖抬得高高的。“那是你们美国人迈步的方式，对不？”

“多少算是。”

“我们觉得那很奇怪——在香港回归时，看起来很好笑！”

“在西方国家，我们不像你们那么走，我们觉得你们的样子很奇怪。它让我们想到了希特勒和纳粹。”

“哦，我知道了——你们不喜欢他们，因为打过仗，是吗？”

“是的。那就像你们中国人看日本人那样。”

“我们中国人一点也不喜欢日本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