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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70部分（第1页）

茨曼总统“实现最密切和谐的接触”的可能性问题；但英约条约扩展到阿拉伯巴勒斯坦，这是以色列政府难以接受的，以色列政府与阿卜杜拉谈判时总是坚持这个条约的适用范围应限于外约旦。埃及这时向阿拉伯属家联盟政治委员会提出：应该将约旦开除出去，因为约旦固执己见，合并阿拉伯巴勒斯坦，但由于伊拉克和也门的弃权，在5月15日那天没有获得一致通过。6月间复会，埃及要求开除约旦，只有沙特阿拉恰支持，因而不得不满足于一个保持面子的决议（伊拉克于5月间提出这个议案作为一个折衷办法时，曾被阿卜杜拉所拒绝），即：“约旦占据的巴勒斯坦的阿拉伯部分，作为委托约旦代管，直到巴勒斯坦问题按当地居民利益获得最后解决时为止”。

（六）1950年5月西方三强宣言

与此同时，5月11日至13日美英法三国外长在伦敦开会，以求协调他们关于中东的政策。争论问题之一是对中东国家的军火供应。1949年8月安全理事会裁定：阿拉伯同以色列缔结的停战条约，取代了暂时休战以及与此有关的军火禁运，这时，联合国对巴勒斯但战争中的交成国的军火禁运，也已经解除。于是，英国依照它限埃及、伊拉克和约旦的条约义务，恢复对这些国家供应军人；据传说，法国也供应相当数量的军火给它的被保护人叙利亚独裁者胡斯尼·扎伊姆。尽管英国供应的军火，官方说成只是“数量有限”，但据指出，那些军人包括喷气式飞机、坦克和大炮，不仅可能作为在第三次世界大战中保卫中东之用，还可能更直接地作为阿拉伯反对以色列的“第二个回合”之用；于是，以色列便被逼“以暴涨的高价通过曲折的途径”来购买军火，因为英国和美国对它还是拒绝供应的。据称，英国官方的意见认为：

以色列尚拥有优势的军事力量，因而它对于同阿拉伯邻国的任何解决办法都采取僵硬态度，但有传闻说，美国政府反对英国方面对阿拉伯各国提供军火的那种规模，带头主张在这个问题上举行三国会谈。这些外长所考虑的另一个问题是，法国和美国国内的某些方面，明显反对据说是英国的一种作法——鼓励伊拉克和约旦政府把叙利亚共和国拉进某种“肥沃新月统一”的方案之内。因此，美、英、法三周政府于5月25日发出一个联合宣言，证实它们反对阿拉伯国家和以色列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而且声明：这些国家对军火或作战物资的一切申请，都要从合法自卫的角度以及对保卫整个地区所起的作用方面来加以考虑。三国政府宣称：三国的愿望在于促进建立并维持这个地区的和平与安定，它们坚定不移地反对在这个地区的任何国与国之间使用武力或以武力相威胁。三国政府如发现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个准备侵犯边界或停战线，将一如既住地履行其作为联合国会员国的义务，立即在联合国内及联合国外采取行动，以防止这种侵犯。阿拉伯人反对这个宣言，因为他们看到，这个宣言保证三大国支持维持停战线，而这些停战线是由以色列在美国默许下破坏休战才获得的；同时，有鉴于美国的态度，阿拉伯人怀疑：这三个大国是杏会在事实上进行有效干涉以防止以色列使用武力作进一步扩张。在一篇很长的回答中，阿拉伯国家联盟政治委员会宣称，尽管它们怀有对和平的真诚愿望，它们却不能准许发生任何蓄意损害它们主权或独立的行动。

（七）结论

（1）阿拉伯各国的失败和难民

阿拉伯国家联盟节节失败，首先是未能网武力阻止以色列国家的诞生，其次是未能把以色列这个国家限制在1949年11月联合国大会所建议的地区之内，以实现一项公平合理的领土交换。联合国和态度更为勉强的英国，终于在1949年和1950年分别承认了上述事实。在埃及的努克拉希帕夏和阿卜杜拉国王被暗杀事件中，以及在叙利亚的一连串军事政变（包括两个陆军上校独裁者被枪杀）中，我们已经看到阿拉伯各国国内那种早已动荡不安的政治局面。但是，更加根本的问题却是：阿拉伯人的自尊心和正义感所受到的严重冲击，有力地推动了他们对西方的权威和势力的反抗，这种反抗本来就是他们争取独立的民族运动所固有的东西。正是英国，在贝尔福宣言中首先发起建立巴勒斯但犹太民族之家，以后又用英国军队对它加以保卫，最后特别是在1936—1939年又镇压了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所有这些都难以从阿拉伯人的记忆中消除，纵然英国自1939年以来就努力抑制犹太复国主义者想在巴勒斯但称霸的企图。在阿拉伯人眼里，英国在1938—1939年镇压巴勒斯人时采取的措施是多么坚决，而现在对付以色列人却犹豫不决、半心半意；英国于1947年在犹太复国主义得寸进尺面前的步步退让，以及在1948年的放弃委任统治权，都被认为是比美国对以色列的积极支持还要严重的出卖。虽然，也有两个卓越的阿拉伯思想家敢于坦率地在文章中对失败的种种原因进行分析，但是，大多数阿拉伯人却往往只看见在巴勒斯但战争的失败中西方应负的那部分责任，而看不见他们自己在政治上团结和军事上紧密配合方面的缺陷。穆萨·阿拉米（前巴勒斯但政府的一个官员，他在1937年巴勒斯坦阿拉伯叛乱时辞职，后来又同穆夫提极端主义割断了联系，在1944—1945年的历次创建阿拉伯国家联盟的会议上，都正式代表巴勒斯但阿拉伯人，并于1946年在伊拉克政府的协助下在美国；伦敦和巴黎各地设立阿拉伯办事处，以对抗这些地方的犹太复国主义的宣传）就承认：首先是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其次是所有的阿拉伯国家，在组织、纪律和方众一心各方面，都完全不能同犹太复国主义者相匹敌：两者都被本身的分裂和松弛懈怠给害了：

在敌人面前，阿拉伯人没有一个国家，只有几个小朝廷；是几个集团，而不是一个民族；他们彼此心怀恐惧，互相监视，尔虞我诈。他们所最关心的事和指导他们的政策的东西，不是打胜仗和从敌人手中把巴勒斯但拯救出来，而是在这场斗争结束后会出现什么局面，谁将会在巴勒斯坦占据统治地位或谁将会把巴勒斯但据为己有。以及他们如何才能实现自己的野心。他们所宣布的目标是拯救巴勒斯坦，而且还说，以后巴勒斯但的命运应该交给它的人民。这种话仅仅是停留在口头上而已。在内心深处，他们都希望一切金是自己的；哪怕只剩下了残羹渣滓，他们中的大多数也要怠于防止他们的邻人优先占去。另一方面，大多数有政治头脑的阿拉伯人，都倾向于把他们失败的大部分责任推到以色列、西方国家和联合国身上去；他们这种拒不面对事实的态度，最有害的是表现在：对于处理阿拉伯难民间题的所建议的各项实际措施上。联合国的一个经济调查团于1950年11月估计，难民的数目为七十五万七千人，另外还有成千上万的人仍然留在他们的村庄里，但是从前维持他们生活的土地，却由于与以色列划定的停战界线而同他们隔绝了。

据估计，在这个总数中，不到五分之一暂能自给或另有生活着落，而其余则全然无依无靠。难民当然要求重返家园和收回田产，而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领导人却不敢告诉他们这只是痴心妄想。以色列必须对这批遭劫的人们归还其全部的家园和土地——这已经成了一项必须要顽固坚持的阿拉伯政治原则了（在这个问题上表示公开异议，对一个阿拉伯政治人物来说是会发生人身危险的，不管他私下会怎么说）；一些政治上不负责任的出谋划策者则鼓励难民坚持要求，寸步不让，并拒绝联合国难民救济和工程处（于1950年初成立，代替了单纯的救济组织）让他们在适宜的阿拉伯国家土地上重新定居和再建家园的建议。阿拉伯各国政府本身（阿卜杜拉国玉的政府除外，由于他希冀巩固其已经扩大了的约旦王国）却都不大赞助这种重新定居的建议。1949年联合国经济调查团所建议的重新定居计划的费用，由于世界物价的上涨而增大，远远超过了联合国会员国自动捐款的总数。朝鲜战争产生了一个新的难民问题，在大多数国家的眼里较之现在的阿拉伯难民问题更为迫切。

1952年中，一个旅行者发现大多数的阿拉伯难民都处在极为悲惨、无人过问的环境中，靠着仅有的一点救济苟延残喘。

（2）以色列的经济问题

阿拉伯人特别抱怨的有一件事：阿拉伯人原有四百万到五百万英镑的款子存放在银行里，由于这些银行在巴勒斯坦分治时划归以色列控制，结果作为敌产被没收了。以色列政府一贯宣称，它将考虑发还这笔款子，并按照规定数目接纳一部分回乡的阿拉伯难民，或用其他方式作出贡献以改善这批难民的处境。但这必须成为与阿拉伯各国谈判总的和平解决方案——包括阿拉伯各国停止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一的一个组成部分。诚然，以色列在物质上所能提供的东西是极为有限的，因为以色列取得独立和打败阿拉伯人所付的代价也并不小。除了以色列最强壮的男人的伤亡外，所耗费的金钱就达一亿英镑，平民财产的损失在一千万英镑以上。在阿拉伯各国方面，战争所造成的当前的物质损失比较起来还不象今后在民族心理方面所产生的影响那么重大。犹太复国主义者搞垮英国委任统治的权力以及同阿拉伯人打仗，其最主要的目的就是移民自由。一旦以色列宣告了独立，以色列的大门就必须对移民敞开，让其无限制地流入，这在政治上是不可避免的，而在军事上无疑也是有利的。到1950年底，流入的人数已达五十万人，大约比在委任统治结束时巴勒斯但犹太人的人口又增加了百分之七十。在本一古里安的领导下，以色列进入了和平时期的生活；他不断表现出令人钦佩的精力和才略，并且充满了高度的信心。当时有一种倾向，人们都相信紧接着政治上智胜英国政府和军事上战胜阿拉伯人这两个奇迹之后，这个国家的经济问题也将会同样象奇迹般地得到解决。以色列的主要出口物是柑橘和钾碱，但缺乏足够的能源（特别是从伊拉克把从基尔库克油田通至海法炼油厂的输油管失掉后），也缺乏大多数重、轻工业部门所需要的主要原料以及人与牲畜所需要的基本粮食和饲料。所有这一切，都必须依靠犹太复国主义者运动的超人的智慧和计谋，并得到世界犹太人在财政上的不断支援，才能从无到有搞起来。

1948年，即巴勒斯坦战争的那一年，通过犹太人联合会的呼吁，美国方面的私人捐献就有一亿五千万美元（1950年降至八千六百万美元）；1949年初，进出口银行给予以色列一亿美元的贷款，后来又增加了三千五百万美元。估计头三年中，作为赠予、贷款或投资，在美国为以色列募集的款就超过了四亿美元。在1939年前，移民“先驱者”（哈卢齐姆）都要经过仔细的选择和训练，以便一到巴勒斯坦就能在经济上发生作用，但是这种办法对独立后的年代里大量流入的移民就不能适用了。移民的数目激增，住房供应跟不上，即使是利用原来阿拉伯难民丢下的村舍也无法满足需要，而可以利用上的资源也不足以给移民安置就业，从事生产。

此外，新的移民成分上也参差不齐，因为大多数为犹太复国主义的创造性热情所感召的人们，过去移民时早就被接纳到以色列来了。那些被准许离开东欧国家的犹太人，大部分只是些从铁幕后面共产党统治下逃出来的小资产阶级；他们中间有相当数目的一部分还打算干他们那小本经营：的老行当，都跑到特拉维夫、海法和耶路撒冷等城市去，使那儿已经拥挤不堪的人口更加拥挤。从也门、伊拉克和利比亚来的东方犹太人，、带来了社会和经济同化这样一个截然不同的问题。为了拯救他们。使他们摆脱阿拉伯人报复的危险和离开还是中世纪犹太区的那种生活环境，曾组织了不断的空运，从美国和其他地方流入的资金，原来是打算投向那些增加出口、代替进口或满足基本需要的各项计划中去的；但这些目标是否正在达到，有人表示非常怀疑。根本的问题是：这个国家1950年的出口（由于缺乏原料，商品范围非常有限），仅仅相当于其进口的八分之一，它将怎样来承受每年超过现有人口百分。之二十的移民所同时造成的通货膨胀的压力；它将怎样维持一支按比例看来数目很大而又装备精良的军队，以阻止阿拉伯各国发动“第二个回合”的冒险行动；以及它又雄心勃勃地要为组织起来的工人谋求中欧的生活水平。而在执政的以色列工党（在本…古里安领导下）和遍布各地的犹太工人总工会联盟中，这些工人的政治影响虽然高于一切，但其实际生产效率却难以维持这样的虫活水平。1950年，以色列政府采用了一种政策，把新来的移民都直接迁到工作营（“马阿巴罗思”）——特别是那些人口比较稀疏的边疆地区的工作营。在这些地方，他们可以被安置到农耕、公路建筑或植树等工作方面，或者他们可以在工业中找到固定或临时的就业机会。可是，这仅仅是治标的办法，因为世界物价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而上涨，使财政部长的困难与日俱增。政府企图在最基本的食品和衣着方面强使消费者接受一种节约的制度，但是由于商品和外汇的黑市猖獗，使这种企图大部分归于失败。这种黑市使以色列镑的自由兑换价格大为降低，牌价从二点八○美元兑换一以镑跌到非正式的喊价仅有六角美金。为了努力在“经济生存的艰巨复杂的斗争”中制造一个转折点，以色列政府于1952年2月13日开始推行其所谓的新经济政策，把以色列镑的汇率从二点八○美元逐渐压低到仍然不现实的一美元这个数目：侈民入境在1952年也削减到只有1951年数字的百分之十三点五。

1952年6月的管制外汇和发行强制性公债，使货币流通量暂时减少了百分之十五；可是到12月份，数字又超过以前5月1日的最高额，而至1953年2月还在上升。出口在进口中所占的比重从1951年头七个月的百分之十六点七跌到只有1952年同期的百分之十三。前几年富有魅力的种种预测如今部被抛弃了。举个例子说，本一古里安所宣布的雄心勃勃的造林计划已经公认是“投资年限长，对生产远水救不得近火，结果是弄得财力大为枯竭”。

前财政部新经济政策的总管在回顾一年来的实施情况时，不得不把以色列描绘成“一个贫穷和不发达的国家”，又“缺少保证购买力扩大的潜力和资产”，新经济政策不是“而且也并不打算作为一帖可以治好我们经济生活中种种毛病的万应灵药，而这种种毛病则是需要和可能、目的和手段之间相差悬殊所造成的结果”。

后记

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和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我社重印了由英国史学家阿诺德·托因比主编的十一大卷《国际事务概览·战时编（1939…1946年）》（现改名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大全》），供广大读者阅读参考。

这套丛书从1939年法西斯德国入侵波兰前夕的欧洲写起，一直写到战后的1946年，并叙述了1945…1950年中东地区的形势。正如“出版说明”中所说，这套二战史大全的特点是内容丰富、资料翔实、注释详尽、文字流畅、叙事生动。书内引用了大量政府文件、会议记录、档案材料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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