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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部分（第1页）

他花了较长的时间考虑是否要建立一个总统专门小组，就钢铁工业应否提高价格，以及提高多少价格的问题主动提出建议，但是最后认为这更可能损害相互的关系，而不是促进相互的关系，于是放弃了这个主意。他对罗杰·布劳特别想显得宽容，因为他对布劳本无丝毫恶感。几天以后，他邀请布劳到日宫去，此后便经常同他商谈企业界的信心的问题。他还要求布劳负责主持企业理事会里为总统研究国际收支问题的一个谘询委员会。

虽然总统对于自己维护公共利益并没有感到后悔或抱歉，他却利用一切机会来表明：他一般无意干预物价和工资的决定；总的说来，只要考虑到国家利益，自由的劳资谈判和自由竞争就可决定工资和物价，正如在这次事件中最终出现的情况那样；这一工业和这一局势是独特的，它要求作出独特的反应，因为大钢铁公司行动的时机和意义不仅对他的经济政策，而且对他的职务和信用也都提出了挑战；最后，他在第二次记者招待会上说：“他对任何个人、任何工业、任何公司或美国国民经济的任何部门都不抱恶感。既然错误已经纠正了，再进行公开的指责就没有什么好处了。”

在一些批评者看来，肯尼迪的每一篇和解性的讲话都是口是心非的，肯尼迪的每一项讨人喜欢的行动都是一种威胁。他们笼统地要他反对通货膨胀，但又要他不反对具体项目的涨价。他们要他改善国际收支状况，但不要采取控制海外逃税的办法。他们要他削减津贴，但他们考虑的只是削减教育和福利方面的津贴，而不是削减给予船主，造船商，出版商和食糖进口商的联邦津贴。他们要他降低公司所得税，但不要减少投资的纳税优惠。

如果股票市场发生跌价时他保持镇静，他们便说，他对经济衰退漠不关心。一如果他寻求新的反衰退措施，他们就说他是权力狂。如果他满足了他们的要求，对劳工也同样强硬，他们又说他对私人企业干预太多。如果他按照公正的联邦调解小组建议的解决办法削减了工会为火车司炉工或喷气机机械人员提出的要求，他们就说这只不过是主持正义。如果协议在航空和宇宙航行空间工业中规定成立一个工会，他们就说这是肯尼迪有偏心。密执安商会的头头说：“不管他干什么，我都表示怀疑。”

“这些反对意见有不少是感情用事的、不合逻辑的、政治性的和不可避免的。带头反对的主要是一些信念、习惯和交游属于共和党或右翼民主党的人。任何进步的总统所能设想出的一切都不能安抚他们。肯尼迪不仅是一个进步的民主党人，而且他对收支平衡和市场情况都是外行，他是劳工的朋友——最糟糕的是——他是一个出身于哈佛的知识分子。有一种相当流行的而不恰当的评论说：”他攻击赫鲁晓夫、铁托或任何其他敌人，都不象攻击我们自己的钢铁工业界一半这么激烈。“

这些怨气冲天的企业主大多数对具体的指控或建议并不能意见一致。他们谁也讲不出他们要肯尼迪推行什么经济政策。有些人要求在1962年迅速减税，有些人又不同意。总统不顾商会和州际商务委员会的强烈反对，大胆推行的新的运输计划，要求少管制、多竞争。铁路系统认为这个计划是有利于企业的，而卡车业主则认为是不利于企业的。燃煤和纺织工业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但反对贸易法案。其他部门则支持贸易法案，而不赞成投资纳税优惠办法。

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引用的对企业界人士的一项民意测验表明，他们中有三分之二的人是赞同上述两个法案的，同时又都认为政府对企业界是敌视的。当人们问到，“这种明显的矛盾说明了什么”时，总统说，它表明：“第一、大部分企业主是共和党人；第二、他们认识到了什么是企业和国家的最大利益。”在所谓“信任危机”的顶峰时进行的一次盖洛普民意测验表明，只有不到五分之一的企业界人士认为肯尼迪是反对企业界的。然而，大部分共和党领袖和报纸却继续认为，企业界是反对肯尼迪的（这一点只有部分是正确的），而肯尼迪则是反对企业界的（这是不真实的）。

道格拉斯·狄龙说：“我认为，有很长一段时期，没有一个总统曾经为企业做过如此之多的重要工作……〔但〕企业界要经过一个长时期才能认识到这一点。”约翰·肯尼迪对企业界和对劳工界都是同样亲近的。他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说：如果讨好企业界需要暂停实行关于食品、药物和计时工资这几项法律，放任通货膨胀和逃税，或者取消他对股票交易的改革和取消他对企业界人士所重视的扣除“旅行和娱乐”费用后计税方法的改革，或者“如果为了使他们不骂我们是反对企业界的，我们就应停止执行反托拉斯法，那末我认为我们的事业就完蛋了”。

他比本世纪内以往的任何一个民主党领袖都更加客观、更无偏见地看待私人企业，认为私人企业是美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的、建设性的部分。他反复强调，他所希望的经济增长、设备现代化和政府岁入增加，都取决于丰厚的企业利润。在他的任期内，公司利润提高了约百分之四十三，比以前任何时期都要高些和持久些。在他的任期内，生产增长，设备利用率上升，而企业界的信心也不断有所加强——这些并不是反映在演说和报纸上，而是反映在实际的工厂扩充和投资方面。

为了使企业成本下降和市场繁荣，肯尼迪推行的政策旨在实现节制性的工资要求、竞争性的运输事业、低息信贷、较低的海外关税壁垒、大量的熟练工人、不断扩大的消费者的购买力，以及低税率等等。企业界人士经过一段时期的猜疑和批评以后，发现鼓励投资的纳税优惠办法使购买新设备所得到的好处比等量地减少公司所得税所得到的要多些。他们发现，肯尼迪并不象他的前任，他乐于颁布他们长期以来所寻求的课税中的新的折旧计算办法，他乐于通过把公司所得税减少到百分之五十的水平以下，把政府在他们企业里的地位从高级合伙人降为低级合伙人，并且还乐于减少高工资人员的个人所得税和运输执照税等。

肯尼迪政府还有种种其他计划，如提供信贷和其他补助给小企业，给萧条地区或衰退地区的企业主，给银行家、营造商、铁路、出口商、纺织工厂、煤矿、小铅锌矿生产者、木材工业、捕鱼业和许多其他行业。一个致力于“大政府”而不关心私人企业的总统，是不会下令大量削减国家的贮存，出售政府的剩余工厂和设施，也不会允许私人工业对联邦资助的新发明享有专利权，和由私营公司控制新的卫星通讯系统的。关于新的卫星通讯系统法案，尽管它保护政府利益和保证公家参与这个系统而不允许由任何单独一家公司或股东来控制，但是就在企业界许多发言人正攻击肯尼迪是社会主义者的时刻，参议院中的自由派人士却把该法案说成是对大企业的让步而阻挠其通过。

许多自由派人士劝告总统，对企业界的抱怨应比较不在乎。在为报刊商业版编辑和发行人专门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有人问到他的政府是否“对企业界的所谓敌意过分敏感了”，他回答说：“我可以说，我们是——过分敏感的和有所谓敌意的。”但是他也承认，正如凯恩斯在1938年警告过罗斯福那样，企业界和白宫之间保持着极端敌视的气候——在这种情况下，企业主不管多么不正确地认为他们的利润将受到约束，他们的发展将受到干扰——可能会减少他们投资和扩充的愿望，从而对经济、股票市场、国会和选举产生不利的影响。

1962年6月，当对他的攻击在某些方面差不多达到歇斯底里的程度时，他要我准备一份文件，分析他的政府与企业的关系，并提出改善关系的一切可行的办法。由于反对的意见主要是心理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因而提出的办法也是如此——因为总统既不打算撤换受到攻击的人员，也不打算改变受到攻击的政策。这份备忘录导致总统于下个月提出，要我主持同内阁成员一起召开的一次讨论会，研究政府在改善关系中应起的作用。

当时发给每个内阁成员的备忘录中，列举了拟提出的一些步骤，其中包括同各部门有来往的企业界人士举行非正式的午餐会和晚餐会，成立正式的企业谘询团体（如国防工业谘询委员会），对企业界组织发表更多的演说，暂时避免发表未经白宫批准的有争议的评论（如霍奇斯关于企业道德的演说和阿奇博尔德·考克斯关于工资…物价机构的演说），同企业界报刊保持较为密切的联系，以及要求执法人员采取一种合理的、不加敌视的态度。政府要派遣高级助理参加企业委员会的所有会议，其他企业组织也同样接待政府的高级发言人，他们所有人都应强调合作的必要性——就象1961年以后他们实际上所做的那样。

同时还打算在全国各城市举行一系列非公开的讨论会，使政府主要发言人和企业界领袖聚在一起交换意见、增进了解。其中在丹佛举行的第一次讨论会十分成功。但竞选运动和古巴导弹危机使这些讨论会未能坚持到底。到1963年初，随着市场繁荣、经济扩展和不久实行的减税，企业界态度方面的不少自私恶劣的气息减退了。

。963年4月，上次斗争一周年的时候——总统怀疑这个日期是否是巧合——惠林钢铁公司带头作了一次幅度较小的有选择性的涨价，当时又出现了短暂的紧张气氛。白宫就钢铁工业的经济状况准备了一些新的备忘录。一些自封的调解人建议举行新的秘密会议。政府官员又通过电话同其他公司进行了联系。内阁会议室里举行了新的讨论经济危机的会议。据新闻界报道，总统仅仅“以最大的关心”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当钢铁公司正在等待和观望时，他决定推迟一天启程去度复活节假期。

可是与前一年的情况不一样，这次并没有人故意触犯他的职责，也没有滥用他的信誉。政府内部进行了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辩，总统仅限于发表一个低调的声明，对于象前一年那种普遍的全面涨价表示强烈反对，但他承认：

由于供求关系变化而引起的有选择性的价格调整，调高或调低，这与总的物价稳定和铜价稳定的结构不是不相容的，这是任何健康的经济都有的特征，它和全面涨价是不一样的。可是这篇声明所讲的道理和所提出的警告，使美国钢铁公司和伯利恒钢铁公司宣布了幅度更小的、更有选择性的涨价，而惠林钢铁公司和所有其他的生产者又把价格调低到接近于它们的水平，结果使价格平均仅上涨了百分之一多一点。这次涨价只涉及全部钢铁产品的三分之一，而几个月以前有选择的减价，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全面的影响。总之，双方的行动防止了另一次大规模的对抗，同时也反映了过去十二个月中政府与企业界之间关系的不断改善。

自从就职以后，他曾经反复谈论着融洽和合作这一主题：“政府和企业决不是天生的敌人，而是必需的同盟者。”

总统除了向主要的企业组织发表演说并专门为企业问题的作家举行记者招待会外，还积极主持在白宫为一批批人数不多的企业界领袖举行的会晤、午餐会和招待会，对他们的问题表现出真正的兴趣，并使他们也更为充分地了解他所关心的问题。他同银行家戴维·洛克菲勒就国际收支问题公开交换的信件和1962年12月他就新的赋税和预算计划向经济俱乐部发表的演说，都得到了企业界的好评。但是在所有这些呼吁和露面中，总统只是解释他的政策，而不是改变他的政策。

在企业和政府之间的冲突达到高潮时，一幅英国漫画描绘了一个发怒的美国经理人员对另一个经理人员说：“肯尼迪这家伙认为是他在管理这个国家！”这个标题是正确的。他的确是在管理这个国家。

第十五章　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1）

1953年，约翰·肯尼迪是平和而不为人注目地赞同民权立法，认为这是同他的道义直觉相一致的一种政治需要。

1963年，他则是深沉而热烈地献身于人权事业，认为这是同他的政治直觉不一致的一种道义上的需要。

在他终于唤起全国注意的各种各样全国性弊端中——不仅是唤起政府某一部门或政党某一翼的注意，而是唤起全国的注意——历届政府竭尽全力回避提出的弊端就是种族歧视问题。在他作为总统所作的各项努力中，最重要的或受到最激烈抵制的事情，莫过于他不仅要使这种歧视非法化，而且还要使白人同胞明白歧视是错误的。用理查德·罗维尔的话说，他“抱的信念是：任何形式的种族隔离或歧视在道义上是无法辩护的，在社会上是不能容忍的”。他受到许多黑人家庭的尊敬，同时也受到许多南方白人家庭的辱骂，因为他是抱有这种信念的第一个总统。

1963年，美国的黑人革命比以往更为迅速地高涨起来。约翰·肯尼迪并没有发动这场革命，他也绝对无法制止这场革命。但在1963年，他表达了自己对这场革命的崇高愿望的支持，并帮助指引了革命的奔腾潮流。正如许多人所叙述的，他不是由于他无法控制局势而被迫采取这种立场的。相反，他所表现的同情，他所集合起来和任命的人员，他置身于这场革命前列所显示的勇气，这一切都助长了南方黑人领导阶层内要求改革的气氛和满怀希望的因素。假如白宫和司法部所抱的态度不是如此，他们大概就不会冒风险去作出新的努力和施加新的压力了。

他执掌总统大权后，加速了自己观念的改变。作为一个强有力的总统，他不打算允许南方的州长和其他人藐视法庭和他的职责。他是争取自由的发言人，同时他也认识到，种族压迫是美国自由的污点。他对失业者、收入过低者、退学者和贫民窟居民都表示关切，同时也看出黑人中被迫处于这种境地的人数要比所有其他人占更大比重、种族歧视会造成分裂和浪费，约翰·肯尼迪是相信全国团结才有力量。种族歧视是不合乎理性的，而他却是讲理性的。种族歧视是不民主的，而他却是一个民主派人士，甚至在他成为民主党人之前就是如此。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挑战，是一场危险的、不得人心的争论，也是我国最紧要的国内问题，而他是一位决心应付一切挑战并留下名声的总统。

首先，一种深切的正义与公平的观念推动他这样做。他不止一次宣称：“我不是说所有的人在其能力、个性或意志方面是相同的，而是说他们在发展他们的个性、意志和能力方面应有平等的机会。他们应得到公平的机会发挥他们具有的一切才能。”他不为人为的、武断的种族歧视观念所束缚，这一天性使他在1953年没有把黑人当作黑人来对待。而在1963年，这种天性又使他对那些不愿接受他的关于公平对待黑人的基本义务的人也不予重视。他在1963年6月19日的民权咨文的结束语中对国会说；单纯的正义感要求通过这项计划，“这不仅是出于经济效率、全球外交和国内稳定等原因——首先是因为这是正义的。”

在1963年6月总统发出那篇咨文之前，他已渡过了漫长的、艰苦的历程。这个历程始于1961年1月20日，那天约翰·肯尼迪坐在白宫前面严寒冻冰的看台上，检阅总统就职典礼的游行队伍。他注意到，在他前面行进的彩车和乐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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