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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6部分（第2页）

后来，当我定下去松日，厦门市委书记打电话给上海体委主任金永昌，问：“你们是不是放根宝了？如果他要走，那么请他到我们这儿来吧。”当他听金永昌说我已经决定去松日时，非常后侮地说：“啊，我们不知道。我们以为徐根宝是不会离开申花的，否则早就来挖了。”

我回到了江湾刚坐定，利彪又打来电话，神秘兮兮地说：“徐指导，我透个信给你，因为你们申花在找外国教练，我这才有胆量来找你的。你来不来自己考虑。”利彪的话，证实了我这几天的猜测和预感。这一天的晚上，我睡得很不踏实，反复地思考着潘苏通讲的话，想着自己下一步路该往哪里走。

也真巧，打完松日后，我们下一轮的比赛就是到广州，客场打广东宏远队。

到了广州，利彪又来找我，说潘苏通要请吃饭。我说，这时候吃饭不太合适。他说，那么来拜访总可以吧？我说，要来就到我住的流花宾馆来吧。

这次潘苏通来流花宾馆，谈得比上一次深了。潘苏通问我：“徐教练，上次我对你谈的事你有没有考虑过？”

我当时已经很认真地考虑下一步该去哪里了，那时邀请我的不止松日一家。在打完与松日队的比赛后，北京国安俱乐部总经理张路也打来电话询问：“根宝，你有没有可能到国安？”我说：“什么意思？你们是不是准备换金志扬？”张路说：“上面有这个意思，如果你有这个想法的话，你到北京来后我们再谈。如果没有的话，就到此为止了。”1996年金志扬带领国安队在甲A比赛中的战绩很一般。我当时也没有给张路明确答复。

潘苏通这次与我的谈话比第一次更直接、更深入，讲到了我的待遇问题，讲到队伍的问题。我当时抱定的原则是，什么都可以谈，但什么都不能定，包括去北京国安队的事。

“广州会谈”结束后，10月27日，我到北京，与北京国安队进行1996年度甲A的最后一场比赛。到北京时，我已经基本定下了下一步的方向。我与张路正式会面并谢绝了他们的好意。我对他说：“谢谢看得起我。但是搞了三年甲A，确实比较累了，是不是我就不来了？”

到北京之前，我征求了很多朋友的意见。他们都告诉我，北京这座城市与别的地方不同，各方面的要求都非常高，北京的球队也不太好搞，压力太大。我听了触动很大：这三年来搞申花队，我已经感受到了这么大压力，难道还要跑到压力更大的地方去吗？而南方的广州相对宽松些，压力也轻。再说，广州的足球不太景气，只要好好搞一下，是很容易出成绩的。经大家一说，我觉得非常有理。于是便决定，如果我离开申花的话就去广州。这时，我已经不看重甲A和甲B的名分上的差别了。脑子里只是想，如果能把甲B的球队带上甲A，不照样能显出我的本事吗？而且觉得这个目标并不是做不到。我对自己挺有信心，相信经过我的调教，是完全可以实现的。再说，这样的缓冲对我的事业也是有必要的。当然，这还只是想法，到底去不去还没有最后定。这段时间松日队与我的电话不断，我也很认真地与他们谈着各项条件。

3。签下台同，潘苏通鼻子突然出血不止

我正式决定离开上海去松日，是在不久后上海市体委主任金永昌和足协秘书长胡康健找我谈话后。他们找我谈话，“正式”透露了申花队明年可能请外籍教练，并问我有什么打算？我考虑了半天后说，如果让我当主教练，我干。如果不干主教练，我就离开。我不愿意对新上任的主教练和队员有什么影响，我的性格也决定了不可能干那种在别人手中讨饭吃的活，我害怕别人对我怜悯，这种施舍对我来说，是一种侮辱。我徐根宝再落魄，也还没到这个份上，请我的还大有人在。自此，我在申花的日子进入了倒计时。

11月11日，申花队在汉城打完与韩国LG队的友谊比赛后，郁知非告诉我，根宝你知道吗，你离开申花队要惊动多少人啊！

他还告诉我，申花惧乐部宣布我离开的新闻发布会的时间是11月14日，也就是我们回到上海以后。我听后没有说话，心里突然涌起一股难言的滋味。不管怎么样，我在申花这三年的成绩是有目共睹的。申花队给了我重振旗鼓的机会，我也没有辜负俱乐部和家乡人民的希望。当真的要离开为之奋斗并取得一些成就的家乡时，那种心情是别人无法体昧的。我虽然一生在外漂泊，东奔西走早巳习以为常，但这一次不知怎么搞的，我忽然觉得自己像个软弱的孩子，有一种被别人抛弃的感觉。我甚至默默地对自己说，申花，我终将回来，以我的实力让你们再请我回来。

11月14日，在申花俱乐部召开的新闻发布会上，俱乐部向新闻界正式宣布我离开申花队的消息。我记得参加那次发布会的记者很多，尽管大家在事先都已经知道了我要离开的消息。在新闻发布会上，大家对我的未来非常关心，都问我将去哪里？我没有正面回答，因为我知道这事还没有完全定下来。但我还是透露了两个信息：一，我的去向在上海的南面；二，我去的队不会同申花队比赛。据此，他们已经猜出我的大致去向。那次新闻发布会给我的印象挺深的，当会议结束后，许多以前一直攻击我的抢逼围、对我好像也不够友好的记者，跑到我面前，和我握手，说一些道别的话。那时候，我甚至有这样一种感觉：是足球扭曲了我们之间的关系，而一旦当这种关系不存在时，我们之间竟可以变得那样轻松，像朋友一样愉快地交谈。

15日，潘苏通从广州飞来上海，一个人悄悄地住在新锦江大酒店。我们的这次谈话就更加直截了当。只经过一个多小时的谈判，就达成了最终协议。由于在此之前，我与潘苏通和俱乐部人士的电话联系没有断过，话题早已牵涉到假若当教练，应该担负的责任和应该拥有的权利，以及我的待遇等问题。因此这次在新锦江的谈话，实际上已经没有什么大的问题需要解决了。那时，潘苏通还要让我当副总经理，他说，当时的总经理古广明的合同大约明年3月就要到期，到时候他要我担任总经理，把一切权力都交给我。

谈判很顺利地结束了。我们两个当即就在房间里摊开合同签字。没有什么仪式，也没有祝贺的人群和香摈酒，我们两个一人拿一枝笔，就在合同文本上签上了自己的名字。

签完字后，潘苏通的鼻子突然出血了，大量的血从鼻子里流出。他几次跑去洗手间用纸塞住鼻子，但仍然流血不止。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是不是上火？”

他说从来没有过的，他也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我心想，潘苏通是不是太兴奋了？

后来潘苏通到美国后，有一次与人谈起这事，说他不明白那天与根宝签字时鼻子为什么会突然出血，因为在生意场上签字时从来没有发生过。有一位先生对他说，那个人（指我）的命硬，压过了你。后来潘苏通告诉我说，我们两人的命都硬，但你压过我。我当时听了一笑了之，并没有放在心上。后来在松日冲击甲A成功后，有报纸写“根宝命硬，松日大难不死”，看来，我的命确实够硬的。

4。王后军突然“辞职”，蔺新江紧急“补位”

自合同签字后的那一刻起，我便是“松日的人”了。我的目标是冲甲A，这是不容置疑的，否则人家不会花那么大力气请我。潘苏通给我的职务是惧乐部副总经理兼主教练。球队一切的一切，从队员到教练班子全由我组织。

尽管与松日惧乐部签字了，但我一时还不能离开申花俱乐部，因为还要带队去西班牙参加世界室内五人制足球赛。申花队是亚洲区唯一获得进人世界杯决赛圈的队，俱乐部要求我打完这个比赛后再离开。播苏通的意思，我先把班子搭好，队伍先去昆明冬训，等我西班牙比赛结束后再到昆明。我们还就班子的组建进行了一番探讨。我问他，你们广东有没有合适的教练？他听了忙摇头说：“广东的教练你一个也不要用。”我问为什么？他说：“这一点你只管听我的，弥来之后工作上我大力支持你，但是只有这一条，广东教练你一个也不要用。”

他这么一说，我只能放弃用广东教练的念头。但是，谁跟我搭档去松日呢？我干了几十年足球，深知一个教练班子对球队建设的重要性。尤其是我先去西班牙时，必须有称职的人带一段时间。选谁呢？我在苦苦思索。

忽然，我想到了过去的同窗战友王后军。他由于带领福豹足球队冲甲B没有成功，现正在家闲着。能不能用他呢？

王后军1965年与我一起调入国家队，我们一直踢到七十年代。各自当教练后，相互间也一直有书信联系。我搞国二队、国奥队时，在选队员上他对我一直很支持。我两次竞选国家队主教练，一次北京西山的预备会，一次在昆明竟选会上，他都投了我的赞成票。我和王后军之间的关系，并不像外界所说的那样“不行”。王后军自己也说，“我与根宝的关系是不错的。”我们关系出现紧张是我到上海担任了申花队的主教练以后。别人感觉是我把王后军的饭碗给抢了。

王后军那三年的教练生涯确实不顺利，他先后执教过浦东队和福豹队，但由于种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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