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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1页）

悻而去。随后，张学良要求日军参谋本部将土肥原调走，得到的回答却是：这个顾问是日本政府派来的，我们没权调动。心头满是怒火的张学良将军对来人说：“好，你们说没权，我没法子。那么我有权力不见土肥原！我不跟他谈话！以后土肥原顾问来，任何时候都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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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北上空的青天白日

说到张学良，就不能不说东北易帜，1928年4月，蒋介石复职，进行第二次北伐。6月北伐军进入北京。张作霖离京返奉的途中，被日本关东军在皇姑屯炸死，张作霖死后，北洋军阀的统治宣告结束，但这时的东三省仍然是奉系军阀的地盘，照旧悬挂北洋政府时代的五色国旗，统一全中国的任务尚未全部完成。7月北伐进入最后一战——滦河之战。第四集团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各路军队直逼滦河东岸与直鲁军对峙。张作霖死后，张学良离京返奉，在滦河收束奉军回到沈阳，就任奉天军务督办。7月1日，通电宣布与南京停止军事行动，决不妨碍统一。

日本制造皇姑屯事件，企图建立“满蒙新国”，阴谋没有得逞，转而迫使张学良就范。日本首相田中义一三次警告张学良，不得与南京国民政府妥协。8月日本特使林权助到沈阳，借参加张作霖葬礼为名，阻挠东北易帜。同时他带来田中义一的命令，反对东三省同关内统一，要求张学良实行“东北自治”。林权助再度威胁张学良：如果东三省率行易帜，日本将采取自由行动。张学良立即作出反应，申明自己是中国人，要以中国人的立场为出发点，以东三省的民意为定，顶住日方压力。国民政府决定和平解决东北问题。7月3日，蒋介石奉方代表要求东北易帜，服从三民主义。同时派代表到东北与张学良谈判易帜之事。张表示同意，唯以对日外交问题，易帜要延长三个月。但行动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为实际上之统一。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31日，国民政府任命张学良为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至此，全国实现了形式上的统一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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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流少帅

张学良生性不羁，对政事并不专心，沉溺酒色之中无法自拔。这时军阀内部纪律涣散，宴会很多，每每选色征歌，醉生梦死。有一次冯玉祥被邀请赴宴，宴会主人招来妓女，嬉笑取乐。冯玉祥很是气愤，实在看不过去，就在街上找了一个老妇人在席间啼哭，冯给其银元，结果满座皆惊，不欢而散。

张学良曾说：“自古英雄爱美人，不爱美人不英雄。我虽不是英雄，但在爱美人方面和英雄一样”。张学良爱美人，他的近侧们就投其所好，争相进献美女来讨好张学良。1928年底张学良易帜后，经常走访南京。张学良走访南京不是和蒋介石商谈政事，而是爱上了当时外交部长王正廷的妹妹，最后王正廷只好将妹妹进呈。张学良最荒唐的事莫过于将当时的电影明星胡蝶带到北京，电影公司向张学良提出抗议，结果张学良干脆出钱将胡蝶买了下来，可谓骄横之极。张学良因“九一八”事变后退避不战而被迫辞职出国时，首先做的事却是向他的诸位娇妾告别，报纸责骂为“娇妾重於国土”。如此挥金如土的生活，当然感到财力不足，除了加收各种苛税外，还通过其它渠道取财，甚至盗卖故宫的珍宝。张学良掌管北京期间，从故宫搬出数百箱珍宝运到上海拍卖，其中有一些极为珍贵的文物流失海外，英国图书馆以12万英镑购入了“王右军快雪时晴图”，美国石油大王洛克菲勒以65万美元购入了“唐寅踏雪寻楼图”。而从法律上讲这些财物应该属于溥仪所有。

哪管东师入沈阳

“九？一八”事变当晚，张学良招待宋哲元和其他几位将领，携夫人于凤至和赵四小姐去前门外中和戏院观看梅兰芳先生的《宇宙锋》。观剧中途，张闻侍卫副官长谭海来报事变。张学良接通东北边防军司令长官公署参谋长荣臻电话，了解详情，并和左右通宵与南京当局电话联系，请示如何应变。据当时财政部冀察晋绥特派员荆有容目睹，张还曾亲自与南京通话。张学良迅即召来顾问特纳，令其立即通知欧美各国驻平新闻记者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时，张学良召集重要将领举行紧急会议，磋商对策，直至次日凌晨。是夜，张学良庶几没有休息。待记者招待会毕，他才回到病房稍睡些许时间。稍后，南京军事委员会复电称：“日军此举，不过是寻常挑畔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绝对不准抵抗。”

张学良迫于军令，不战而退，被千夫指责，从此背上“不抵抗将军”之恶名。而正直“九？一八”的晚上携夫人和赵四小姐看戏，也被舆论指责，说张学良竟有如此闲情逸致去看戏，这传闻不胫而走，说九一八事变之夜，张学良正在北平与当时的红影星胡蝶良宵共舞。广西大学校长马君武为此还写了《感事近作，哀沈阳两首》：“赵四风流朱五狂，偏偏胡蝶正当行。温柔乡是英雄冢，哪管东师入沈阳。”　“告急军书夜半来，开场弦管又相催。沈阳已陷休回顾，更报佳人舞几回。”

公众舆论尽管如此，但张学良对日立场十分坚决，不容置疑。事变前夕，张在接获紧急情报后即据以致电蒋介石，并慨然请缨：为国为家，愿意身临前敌，虽战死疆场，亦无所悔。而蒋介石这时训诫张学良说，中国“枪不如人，炮不如人，教育训练不如人，机器不如人，工厂不如人，拿什么和日本打仗呢？若抵抗日本，顶多三天就亡国了。”还发出中国现代史上臭名昭著的“铣电”：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不顾。而在事变前的一周，蒋介石再次密电重申不抵抗的政策。这些“内幕”公众舆论自然不会知晓，致使张学良一直背负着不抵抗的罪名。南京国民政府《告全国民众书》中有这样一段：“政府现在即以此案诉之于国联行政会，以待公理之解决，故意严格命令全国军队，对日避免冲突，对于国民亦一致告诫，务必维持严肃镇静之态度。”当时就有一副对联讽刺说：“主权零趸，坚持不抵抗主义；良心批发，发扬大无畏精神。”横批为：“中正不正”。事后日本关东军从张学良的保险柜中搜出五十多张日本政界要人的收款单，最巨额的是政友会主要干部床次竹二郎五十多万元。日本政界要人的腐败受贿丑闻引起了日本国民的极大反感，军人们乘势发起打倒腐败政党政治的军人夺权运动。当时日本社会舆论普遍倾向於军人，声称“宁要清廉的军人，不要腐败的政治家”，这也是日本走向军国主义的开始。

在临近中秋9月18日夜晚，东北三千里江山被鲜血肆意染红，大部国土相继沦陷敌手。白山、黑水成为东北人民的梦魇。不战而退，实在令国人为之痛愤。半个世纪过去了，张学良在纽约回忆九一八事变那段历史时说“是我们东北军自己选择不抵抗的，我当时判断，日本人不会占领全中国。我没有认清他们的侵略意图，所以，尽量避免刺激日本人，不给他们扩大战事的借口，还打不还手，骂不还口，是我下的命令。”而这些话里也许还有很多鲜为人知的故事吧！

1933年3月蒋介石跟张学良会面，蒋说：“当前的局势好比在惊涛骇浪中的一叶小舟，舟内只能坐下一人，我们中间谁离开小船好呢？”为了维护领袖的地位，张学良只好离去，交出军权，借名到海外考察，实则带蒋受过。张学良说过：“我张学良没有统一中国的能力，但是我有服从统一中国的决心。”

难道抗日有罪

1936年12月张学良声泪俱下，向蒋介石哭谏，苦陈抗战之必需，但被蒋严词训斥。蒋介石不仅严厉拒绝，还打算亲临西安督促“剿共”，逼迫张、杨进攻红军，蒋介石还命令张学良对爱国请愿群众用机枪扫射进行严酷镇压，使张学良深感不解和痛苦。为了保护群众，张学良向群众保证将用自己的行动给大家一个满意的答复，才劝阻了群众继续前进，避免了一场惊天血案的发生。这一事件，加剧了张对蒋不满。张学良见用尽任何办法劝蒋都无效，不得已决定实行“兵谏”——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协同行动扣留蒋介石，并囚禁诸多国民党军政大员，随即通电全国，昭示扣蒋的唯一目的是促进抗战，并提出改组南京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等八项抗日主张。蒋介石迫不得已同意。

在释放蒋介石之后，张学良亲自护送蒋乘飞机离开西安。结果刚到南京，蒋介石立刻扣留张学良。张学良被扣之后，在周恩来的努力下制止了军队里的骚动。张学良与周恩来都曾在天津南开大学学习。“以前曾听说过的名字”。在延安事先曾进行过商谈的张学良与周恩来基本达成一致抗战的认识。张学良说，“尽管我们是初次见面，却一见如故，情投意合”。他曾评价周恩来“反应很快，了解事情也很深刻”，“说话一针见血，而且对事情看到很清”。张学良实现了蒋介石与周恩来的直接会谈。张学良领着周恩来去见蒋介石，并列席了会议，这是一次重要的会谈。

西安事变之后，南京政府命李烈钧、朱培德、卢钟麟组成军事法庭审判张学良。李问张为什么要劫持长官，进行叛变。张愤然回答：“我过去毅然决定东北易帜，服从中央。九一八事变奉命不抵抗，遭到国人唾骂。我国难家仇集一身，所以要求蒋委员长领导抗日。难道抗日有罪？这次事变的经过，蒋委员长知道的最清楚，请审判长自己去问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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