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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劳动者”的，比之曹操的官僚子弟，孙权的土豪乡绅，确实算作革命基本群众和依靠对象的。但手工业者终究和产业工人有着本质上的区别，农业社会的小农经济，小生产规模，决定了农业手工业匠人，像刘备这样“编席贩履”之徒的保守狭隘，目光短浅，患得患失，贪小失大的先天就有的性格，表现在革命上，则是坚定性不够，而惰性却十足，获得和占有的欲望强烈，但斗争意志却常软弱动摇，思想上爱唱高调，个人的品质意志则显得薄弱，表面上的正经，但生活上却极易被人腐化等的阶级弱势。

所以，建安十五年，周瑜建议过孙权，“刘备以枭雄之姿，而有关羽、张飞熊虎之将，必非久屈为人用者。愚谓大计，宜徙备置吴，盛为筑宫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娱其耳目”。

周瑜提出的这一招，挺厉害，在中国历史的政治生活中，管这一招叫“羁縻”，是用来对付高层异己分子的一种经常使用的手段。因为凡执掌权柄的人周围，并不都是同心同德者，必有一些感到棘手的人物存在着，这其中，有一类是用不得，又甩不得的人；有一类是碰不得，又罚不得的人；有一类是杀不得，又放不得的人；有一类是近不得，又远不得的人……这些可能成为敌手、叛逆，可目前仍在控制之中，但持离心离德状态的势力代表人物，无论如何是危险因素。

通常有三种处置办法：一、借一个什么名目，一网打尽，或逐个消灭；但杀人绝非万全之计，有碍观瞻不说，而且持异议者，历朝历代，总是层出不穷的；除独夫民贼，这一招较不常使用。二、礼送出境，要是掌权者绝对强大，而且对手除一张嘴巴外，别无实力，也无妨一试。一般情况下，放虎归山，迟早要构成对自己的正面直接威胁，有远见者，并不喜欢这个措施。三、中国的政治家比较乐于采用比软禁（当然，实际是更为养尊处优的软禁）还要宽泛的羁縻政策，把握在身边，高官厚禄，声色犬马，“丧其心志”，“娱其耳目”，是最为稳妥的了。只要安排好足够盯牢的眼睛，随时知道动静即可。

周瑜对于位居荆州的这位枭雄，干掉他不是办法，因为北方有个曹操，不干掉他，早晚必是个不安定因素。这位文化层次要高得多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了解到这个所谓“皇叔”的刘备，其实只是在黄巾之乱中冲杀出来的一批“痞子先锋”罢了。究竟他是否真的是天胄贵裔，是那位穿金缕玉衣入殓的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史书上也称其“湮没无考”。所以被封皇叔，只不过汉献帝被曹操玩弄于股掌之上，心里总是存有复辟的念头，才认这个本家，以为能给自己提供奥援。而刘备本想借此抬高身价，自然大做文章，捞取资本。政治的任何交易，无不因利害需要而定。即使穿上皇叔的干部服，也仍旧是骨子里的小作坊里的工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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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备的另一面（2）

正如文坛上某些新锐老秀，或西服革履，满口鸟语，而粪土一切，或仙风道骨，隐迹终南，而挥斥方遒，但一涉及“分田分地真忙”利害所在的关头，或攸关声名地位职称头衔排名座次高低上下，也不过一饮一啄，一饭一粥的微末之事，便露出早先村子里、地头上，那种仨瓜俩枣也不相让的小肚鸡肠来，和他们笔下那田园牧歌的清高俊逸，全不是一回事了。本性这种东西，如孙行者的尾巴一般，难免就要暴露出来的。

当然，周瑜不可能研究过马克思学说中的社会阶级分析的观点，但他却吃透了刘备这类从农村杀出来的流氓无产者，一朝得势，手中掌握了一定的权柄以后，首先极欲得到满足的两大需求，无非一是金钱，一是女人。这两样东西，是最能让昨天的泥腿子，乖乖地举起双手了。

毛主席在革命成功的前夜，曾经向即将夺得全国政权的共产党人提出警惕“糖衣炮弹”的袭击的问题。因为农村包围城市这样一个革命特点，更多把握权力的人员是农民，所以，他大声疾呼。甚至还要在更早的抗日战争年代里，他对郭沫若先生在《甲申三百年祭》一文中，所提出的农民革命领袖的腐化堕落现象，就号召全党重视了。后来大量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更多的经不起考验的干部，等不及糖衣炮弹上膛，引线尚未点燃，就主动地张开臂膀，拥抱糖弹，迎接袭击了。

就像《西游记》里的那位八戒先生在高老庄招亲一样，“帽儿光光，今夜做个新郎，帽儿窄窄，今宵做个娇客”。刘皇叔到东吴做驸马爷去了。周公瑾这一“羁縻”谋略，如果不是知识分子诸葛亮，也看出刘备这个编席匠的全部出息，早对赵云作了锦囊妙计的巧安排，我们这位刘皇叔，在东吴老丈母娘家住下来，和猪悟能在高老庄招亲以后，失去革命坚决性，不想再去西天取经，几乎是同出一辙的。

他那个宝贝儿子阿斗，降晋后的“乐不思蜀”，推本溯源，倒是和乃父东吴招亲的“乐不思荆”，有着遗传上的因果关系的。

和亲考（1）

“和亲”政策，是历史上的中国皇帝们，对周边强邻比较喜欢采用的一种笼络手段。

因为对实行者来说，是一个不算很痛苦，而且成本较低的办法。其实，用婚姻手段巩固和发展两个家庭的联系者，老百姓也干得挺起劲的。什么指腹为媒，什么亲上加亲，其最终目的，就是为了加深亲情，互为奥援。王公大臣之间，由于这种婚姻关系网，还能结成政治联盟，左右朝政呢！《红楼梦》的四大家族，就是由于姻亲联系，构成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政治网络。大而言之，对国与国来说，和亲，也是这么一个目的。

“和亲”这两个字盛于汉代，早在春秋战国，就有些君主学会用这种亲善的手段，与邻国搞好关系。起初，是将儿子押在别的国家，叫做“质子”，或是“任子”，以示信于那个必须联络的君主。后来，发现这种把女儿嫁出去，要比把儿子押在人家手里的赤裸裸，稍稍多一点情感因素。到了汉代，这个办法正式被皇帝实行起来。

因为，汉皇帝苦于北方匈奴没完没了的侵扰边境，国无宁日，弄得烽燧频传，民不聊生。若劳师远征，那些强悍的游牧民族，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使得不擅骑射的中原将士，往返徒劳，疲于奔命；若忍辱求和，对方则索要无尽，永无餍足之日。在这两难境地中，于是，想到了前人的这个计谋，挑一位公主，有时候，也不一定是公主，冒牌的也有，假充的也有，嫁给匈奴的领袖单于为妻，这样一来，对手做了女婿以后，就不好意思跟老丈人过不去了。

昭君和番，就是和亲政策的成功实验。这种政治联姻，当然也不光是中国的特产，中世纪的欧洲各个公国，各个王室之间，也靠这种联姻来巩固盟约，加强合作的。

所以，五十多岁的刘备被东吴招为驸马，娶二十多岁的孙尚香为妻，这门亲事，绝对是两国政治的需要。当时，北方的曹操，挟天子以令诸侯，地广人多，兵强马壮，赤壁之战，虽然败了，但虎视眈眈，仍在长江以北压迫着吴国。这就是说，刘备固然需要孙权的帮助以成事，孙权也不得不需要刘备这个盟友，分散曹操的压力。吴侯嫁妹，是为巩固联盟大局着想，这是历史；但一到了小说里，变成了一出美人计，甚至美人计也说不上，孙夫人只是作为一种钓鱼上钩的饵。对周瑜、孙权这样的政治家来说，是不会采取这类只是市井百姓所能想象的手法，简直儿戏一般的出洋相。但演义是大众的集体创作，于是，就得按一般人的胃口，来点随意性了。

其实史实是这样的：周瑜是主张把刘备羁縻于东吴，孙权没有采纳，因为曹操在北方，实力强大，应该让刘备发挥他应有的作用，牵制策应，互保联防，使东吴不致单独扮演抗拒曹操的角色，以减轻重压。为此，孙权还曾将一部分土地，划归刘备治理，借此来巩固吴蜀联盟。所以，深知吴蜀联盟对其不利的曹操，在听到这个消息后，手中的笔都跌落在地，是一点也不奇怪的。

由此来看，吴蜀联姻，是政治上的需要，也是面对强敌的一种必然选择。这个决策固然是诸葛亮“隆中对”中希望达到的一个极重要目标，但也是东吴孙权的大政方针。在历史上，击败刘表后的曹操，并不把残兵败卒、千里流亡的刘备放在眼里，而是一心一意要来收拾羽毛丰满的孙权。因此，孙权需要刘备的迫切性，求盟的主动性，更强烈些。

但是，和亲政策的成功率，是并不大的。匈奴的渠帅头领，如单于之类，娶了汉朝的公主，也会照样反老丈人的。利害得失的衡量，超过一位公主的价值时，就必然要翻脸了。吴蜀联盟中的终究不和的一个根源，就是荆州这块地盘的去留问题，也是诸葛亮一生中，以他的才智聪明应该妥善处理，而并没有得到很好安排的隐患。当刘表逊让交权，诸葛亮建议刘备取，而不取；当蔡氏兄弟作乱，诸葛亮建议刘备夺，而不夺，一再贻误时机，那么在落入曹操手中后，谁打败曹操，谁是这块土地的所有者，是理所当然的事，刘备没有任何借口成为荆州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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