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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62部分（第2页）

隆美尔当时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

两天之后，7　月17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

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杀希特勒。斯派达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事实证明，陆军军官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1944年7　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国社党了。

斯派达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施道芬堡并不认为盟军会在1944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道芬堡、贝克和戈台勒就开始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戈台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胜利”的危险。

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莱斯科夫的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参谋长。

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从一开始，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国社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报。*　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1044＇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Ｖ人”。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　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

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6　月22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7　月4　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露的危险。他认为，莱伯和莱希维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也许是有限度的。

莱伯和莱希维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

快到6　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　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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