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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3部分（第2页）

我们现在已经在组织上、思想上，以及各方面做好充分准备，只等中央首长一声令下，我们就奔赴战场！请中央首长下命令吧！我们再次坚决请首长下令！！

第一声号角（7）

此致

革命红卫兵的敬礼！

首都红卫兵赴云南边疆农垦战士

周恩来在当日做出批示：“富春、秋里同志，可考虑这个要求，请与北京市革命委员会联系一下。”《红卫兵报》，1968年3月20日。李富春、北京市革委会负责人丁国钰、牛连壁均做了批示，并于12月1日责成市计划组办理。

1968年2月8日，李镇江等55名红卫兵离京启程，他们来自20多所中学，内有高中生43名，初中生12名；男生31人，女生24人，2月21日抵达西双版纳的东风农场。由于有过与中央领导人接触的一段插曲，以后关于他们的事迹越传越神。据说他们在北京时曾向周总理写了血书，当总理接见他们时，他们向总理表达了扎根边疆的决心；传闻又说他们中多数是高干、高知的儿女，在边疆各个表现突出《红土热血》，四川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448页；参见邓贤：《中国知青梦》，《当代》1992年5期，第48页；费声：《热血冷泪》，成都出版社1993年版，第62页。。以上传闻扑朔###、无从印证。不过55名北京红卫兵的行动的确开启了大批知识青年赴滇参加边疆农垦建设的先河。

1968年3月20日，首都《红卫兵报》以《西双版纳来信了！》为题，报道了首批赴滇的红卫兵小将的消息。信中表示，决心做一颗红色种子，在边疆生根、开花、结果；献身于祖国的橡胶事业，给我们的红司令毛主席争气，给中国人民争气。信中汇报了当地“阶级斗争非常复杂”的种种现象：国民党残匪、缅甸反动派时常派人来破坏；当地是和平土改，土司、头人以前还有势力，经过“###”被打倒了。傣族青少年起来大破四旧，寺里的和尚都出来劳动，泼水节等旧风俗也已经破除。表示“抓住阶级斗争这个纲，在阶级斗争大风大浪里锻炼自己”。信中倾诉了准备经受任何斗争考验而决不动摇的坚定信念，“虎豹毒虫浑不惧，开天斗地创新宇”。而这封信最引人注目的地方，是它向全市高中、初中毕业生发出倡议：“立下革命志愿，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乐在天涯战恶风’。”这表明，作为中学红代会喉舌的《红卫兵报》，希望用赴滇知青的榜样来加快上山下乡的步伐。这实际反映了当时官方的意图。

（五）杜家山上的新社员

曲折、何方方、李镇江等人都是以集体组织的方式到边疆插队、插场的，与此同时，一名普普通通女学生却选择了一条更为彻底的“农民化”道路，她就是前文提到过的蔡立坚。一个缺少生活经验的城市女学生，孤身一人到偏僻贫困的小山村落户，遇到的困难自然比集体下乡要多，但蔡立坚却毅然决然地走上这条远非平坦的道路。

蔡立坚，原名蔡玉琴，下乡时为表示立志扎根山村干革命，遂改名立坚。改名是那个时代青年中的一种时髦。旧的名字，因为被认为缺乏革命含义，甚至包含封、资、修的毒素，多被摒弃不用，并代之以锋芒毕露的革命化名字。最著名的例子当然是老红卫兵风云人物宋彬彬，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红卫兵代表时，对她的名字颇不以为然，并意味深长地说道：“要武嘛。”从此，宋彬彬改名宋要武。不过，当时最流行的名字还是“###”、“卫东”、“向阳”之类，大有泛滥于天下的气势。等上山下乡运动崭露头角，又给了青年学生一次展示革命风采的机会。像曲折（原名不详），启程往内蒙草原前，为表示在各种考验面前永不动摇，决心走曲折的路而更名“曲折”；何方方为显明继承革命传统，紧跟毛主席干革命的心迹而更名“铁军”等等，与蔡立坚的改名，可谓异曲同工。

第一声号角（8）

蔡立坚选择一条艰苦的人生道路绝不是一时冲动。她出身工人家庭，父亲是北京铁路局的劳动模范，“###”初又成为“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积极分子”。家庭的熏陶，父母亲在旧社会含辛茹苦的生活经历，使她从懂事时起便对毛主席、共产党充满热爱。

1965年8月，她从北京市长辛店中学毕业。当时，毛泽东关于“一切可以到农村去工作的这样的知识分子，应该高兴地到那里去。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教导，已经给她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侯隽、邢燕子等一些老知青的事迹报道，曾经使她感动得彻夜难眠，于是萌生了踏着她们的足迹前进的念头。但她递交的要求到农村插队的申请书却被学校领导拒绝了，理由是“上级没有这个规定”，“学生应该争取升学”。一旦“###”爆发，校方的这种态度被说成是“走资派”阻挠她走与工农相结合道路的罪状。

1966年12月，蔡立坚和三个红卫兵战友，学习毛泽东当年徒步考察湖南农###动的榜样，在严冬季节，擎着“红卫兵不怕远征难”的红旗，走上以革命圣地延安为目的地的长征路。途中路过一个叫做杜家山的村子。该村位于山西榆次、太谷、和顺的交界处，海拔1500米，是榆次县境最偏僻的山村。全村只有5户16口，劳动力只有4人，其中最年轻的劳力也有40多岁。全村耕地180亩，地广人稀，土地贫瘠，生产落后，农民的贫困可想而知。因蔡立坚等人的到达，这个封闭的小山村沸腾起来。而农民的质朴热情，又使蔡立坚等人有宾至如归的感觉。第二天，当她们告别乡亲，继续踏上征途时，蔡立坚已经对杜家山产生了难以割舍的深情。几天后，她毅然告别同伴，在崇山峻岭中只身返回已经离开280多里的杜家山。不久毛泽东发出“复课闹革命”的号召，远在北京的学校来信催她迅速返校，参加“斗，批、改”。行前，她把全部行李寄存在一个农民家，以示在当地“战斗一辈子”的坚定决心，只身回到北京。当时的学校，仍陷于派性组织的争斗中，她厌烦了这种人斗人的场面，写出“到农村去”的大字报，表达到杜家山寻找革命道路的渴望。

1968年3月蔡立坚终于回到杜家山。从此，她每日起早贪黑地与农民并肩劳动，胼手胝足，投入到山区建设上。两个月后，从她的母校又来了四名同学，有的还是打派仗时的“对头冤家”。殊途而同归，当轰轰烈烈的红卫兵运动陷入沉寂以后，她们却在一个贫穷偏远的小山村重新聚首。这种令人感慨的插曲实际上浓缩了“老三届”学生的普遍经历，从为“毛主席革命路线”冲锋陷阵的红卫兵小将，到上山下乡道路上的知识青年，乃是他们走过的共同道路。

蔡立坚没有曲折、何方方等人那样辉煌的红卫兵“造反”史，没有赴滇首批红卫兵那样蒙着传奇色彩的经历，也没有说过“世界是我们的”之类大而不实的豪言壮语，但她对上山下乡的追求却是执著的。她不仅能吃苦，而且在形象上刻意追求“农民化”的效果，以便真正与农民“打成一片”。于是她穿起农民自织自染的粗布衣，腰间系一条白羊肚手巾，如果不是那张因终日劳作而被烈日曝晒得黝黑的瘦脸，显示出与当地妇女的截然有别，与农民的气质简直惟妙惟肖。

蔡立坚所选择的彻底与农民结合的方式，对国家具有重要的宣传价值。很快，她不怕艰苦，到山区落户，立志当一辈子农民的事迹，就经《人民日报》的报道传遍了全国《杜家山上的新社员——记北京知识青年蔡立坚到农村落户》，《人民日报》，1968年7月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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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三届”的足迹（1）

三“老三届”的足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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