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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90部分（第1页）

不过这又出现一个新问题，武烈侯和北疆武力是否值得信任？为了防止养虎为患，为了防止武烈侯和逐渐坐大的地方势力联手对抗中央，秦王政决定在统一之前开辟西南战场。

在中央财赋连统一战争都无法维持的情况下，秦王政竟然要进行渡江作战，要开辟西南战场，要修筑直道把咸阳和北疆连为一体，其所造成的问题不仅仅是统一大业的推迟，还直接造成了中央财政的崩溃。

如何维持中央财政？当然是最大程度地压榨中土之民，加重赋税的征缴和徭役的征发，如此一来，就加剧了中央和地方，地方府署和地方国民之间的矛盾，原本威胁到大秦未来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在秦王政的“乾坤大挪移”之下，迅速转化为“官府”和“国民”之间的激烈矛盾，这时候地方上的形势非常紧张，稍有风吹草动就会引发叛乱和暴动，这将大大阻碍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地方势力的壮大速度将因此而延迟。

秦王政以牺牲天下万民的利益给集权中央赢得了时间，创造了机会。

宝鼎被秦王政的决断所震骇，他万万没想到，秦王政竟然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功臣们以能否完成统一大业来要挟秦王政，而秦王政则气吞如虎，以统一大业的全面崩溃来要挟功臣。

要么你妥协，要么统一大业崩溃，大家鱼死网破，你选择哪一条路？

第408章　我不再是我

秦王政的这个决策迎合了朝堂上各方势力的需要。

你要继续进行统一战争以加大对地方的控制权，可以，我满足你的愿望；你要修筑直道以发展北疆武力，也可以，我也满足你的愿望；你要开辟西南战场以图东山再起，可以，我同样满足你的愿望。

秦王政满足了所有贵族们的愿望，而唯一受到损害的就是普罗大众的利益。虽然今日朝堂上的君王和贵族们都知道普罗大众是大秦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但在激烈的利益争夺中，普罗大众非常不幸地成为博弈的工具。

宝鼎试图劝阻，他穿越而来，知道普罗大众一旦爆发，其威力足以摧毁帝国，但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不知道，在他们所熟知的历史里，还没有哪个王国是被普罗大众所摧毁，所以，在这个时代的君王和贵族们的眼里，普罗大众就是微不足道的草芥蚁蝼，在他们所认知的世界里，唯一威胁到王国生存的是贵族。

商汤灭夏，是贵族所为；武王伐纣，是贵族所为；秦灭周，还是贵族所为。今日大秦吞灭关东五国，谁是决定性力量？依旧是贵族。

宝鼎告诉秦王政：君者，舟也；庶民者，水也；水亦载舟，水亦覆舟。这个道理在后世者看来极其浅显，垂髫幼儿都知道，但在这个时代，它不过是大贤荀子的一家之言，因为在这之前的历史没有给荀子的这个理论提供足够的证据。

宝鼎苦口婆心地告诫秦王政，普罗大众的利益必须放在第一位，否则帝国必将因此受到惩罚，甚至有亡国之祸。

秦王政听不进去，他承认宝鼎的说法有道理，但仅仅也就是有道理而已。在当前局势下，让秦王政把普罗大众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让秦王政与整个贵族集团做公开对抗，让秦王政暂时停止统一战争转而去实行“与民休息”之策，显然不现实。不是秦王政不想做，而是他做不了，强大的贵族集团会阻止他，即便秦王政强行下令实施稳定战略，贵族集团也会想方设法让这一战略彻底失败。

宝鼎苦叹，他穷尽心血改变了历史，原以为历史轨迹会在统一前后发生颠覆性的改变，谁知今天听到秦王政的决策，他才知道历史竟然奇迹般地又回到了固有的轨迹上，他的一切努力几乎全部白费。

历史上，秦军在赢得中原决战后，以摧枯拉朽之势杀过淮河，攻占寿春，俘虏楚王负刍。接着项燕和楚国贵族立熊启为新楚王，与秦军在淮南再次决战。这次决战项燕和熊启全部战死，楚国贵族逃亡江东。王翦率军杀进江东，灭杀楚国。秦灭楚之战，前后历时四年，耗费巨大。

然后就是王贲转战辽东，灭燕。接着南下直杀山东，齐国投降。再接着就是江南战场全面打响，屠睢、任嚣指挥五十万大军分五路杀向南岭，试图一战而定，击杀六国余孽，开辟西南。这一仗遭遇重挫，一打就是七八年。

南方远征大战打得如火如荼的时候，北方开始征伐。秦王政和中枢当然不会狂妄自大到两线作战，虽然历史把北伐归结为秦王政的穷兵黩武，但稍稍思考一下，不难发现是匈奴人的入侵迫使大秦不得不陷入两线作战的窘境。蒙恬在北方战场上连战连捷，攻克贺兰山，取河南之地，又杀到阴山脚下，取云中之地，然后就是大规模的移民和边塞屯田。

这时候直道修筑已经完成，蒙恬和三十万大军出塞作战，攻占河南之地，显然是受益于这条“高速公路”给他们提供的源源不断的粮草和武器。

在秦王政死去之前，南征、北伐都已完成，而付出的代价就是对中土普罗大众的疯狂压榨，“官府”和“国民”之间的矛盾已经到了爆发的边缘。

本来中土的战争总算结束了，大秦总算可以“休养生息”了，如果秦王政再活十年，大秦或许能延续更长时间，但秦王政死了，而国内最激烈的矛盾也就爆发了，陈胜吴广揭竿而起，大秦轰然倾覆。

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次以农民为首的普罗大众推翻了一个强大的帝国，从此中国人相信了荀子的治国理论，历代君王和贵族们更是把“水亦载舟亦能覆舟”做为警世恒言。

秦王政和贵族统治阶级在统一后的大约八年时间里为了稳定和巩固新生帝国，完成了历史上所谓的全部“暴*”，其中南征、北伐、直道修筑和灵渠开凿所耗费的钱财与兴建六国宫殿、阿房宫和骊山陵的钱财相比起来，后者就是九牛一毛，根本不值一提。

南征和灵渠开凿需要耗费多少？北伐和直道修筑又要耗费多少？如此庞大的财政支出，刚刚统一的帝国中央财政根本支撑不了，最终逼得秦王政和贵族们不得不疯狂地压榨普罗大众，以“敲骨吸髓”来形容毫不为过。

现在中土距离历史上的统一时间还有三年，而现在秦王政竟然做出决策，把历史上本该用十一年时间来完成的事情，在未来几年里全部完成，这太疯狂了，疯狂到了匪夷所思的地步。

历史上的大秦在统一之前，其国内最激烈的矛盾肯定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而统一之后，因为一系列重大事件的发生，“官”与“民”的矛盾迅速成为国内最激烈的矛盾。

历史只记载结果，而结果背后的原因早已湮灭。宝鼎现在总算知道了在历史书籍上，大秦为什么统一之初有分封之议，而其后竟然相隔八年，才有淳于越借“师古”之名重提分封，接着便爆发了“焚书”、“坑儒”两大重案。这两大重案实际上就是“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再次爆发。

这八年秦王政在干什么？南征，北伐，修直道，修灵渠，最终南征、北伐胜利了，而秦王政则利用南征、北伐顺利地转移了当初国内最激烈的“集权”和“分封”的矛盾，挑起了“官”和“民”的矛盾，由此不但阻碍了功臣们对地方的控制，牢牢地压制了功臣们对“分封”的追求，而且籍此机会建下显赫功勋，增强了中央的绝对权威。

南征北伐完成了，分封之议再起，但看看秦王政和中央在“焚书”、“坑儒”两大重案中的表现，不难发现秦王政和中央已经在八年之后，拥有了绝对的权威，绝对的实力。

“焚书”大案看上去并不复杂，焚书而已，但仔细想一想，秦王政和中央以“私藏禁书”为借口屠戮了多少功臣？诛杀了多少妄图“分封”，妄图对抗中央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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