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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07部分（第2页）

宝鼎知道始皇帝担心什么。淳于越正是主张“礼治”，“师古”分封的博士领袖，几年后正是他和周青臣在朝议中的争论把“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公开化了，最终导致了“焚书”一案的爆发。此案表面上看是儒家和法家在学术理论和治国理念上的尖锐冲突，但实际上是“集权”和“分封”之争，是持“集权”思想的法家大臣们与持“分封”理念的豪门贵族之间的一场血腥博弈。

“焚书”一案不仅烧毁了传承数百年的中土文化，也宣告了帝国在中土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同时也是帝国走向崩溃的前兆。

当初宝鼎对大一统的认识还没有现在这样深刻，他并没有意识到中土文化的繁荣源自中土分裂这个特殊的大环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文化是由分裂了数百年的土壤催发出来的，它汲取着一代代中土人的鲜血和生命为营养，所以才绽放得格外灿烂，流芳千古。

中土统一了，这时候疆土统一，政治统一，制度统一，文字统一，等等，但唯独无法统一的就是文化，文化如何统一？

始皇帝别出心裁，把稷下宫的博士制度，一种半官方的智囊团，将其修改加工后，变成官方的决策层机构，也就是博士议政制度。始皇帝试图用这种办法来吸收和融合中土不同的思想文化，最终寻找或者创建一种新思想新文化。

始皇帝把这件事想得简单了。虽然说博士议政制度可以做为中土文化统一的象征，它的建立从制度上对中土不同思想文化进行了综合，并非常高明地将其纳入了帝国的政治轨道，然后再用统一和集权来保护主流文化，并相应地制约和改良异质文化，最终实现不同文化的兼容和吸收，继而产生适应统一后的中土的新思想新文化，但自商鞅变法以来，法家学术思想在大秦取得主导地位，深入到大秦文化的价值核心层，决定着大秦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这使得法家思想在大秦拥有了雄厚的社会基础，一切不同于法家思想的其他文化观念，都会遭到大秦人的排斥和打击，于是，单纯的文化统一不再单纯，它也不可能单纯，它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统一后的权力和财富的再分配。

只要牵扯到利益之争，就必然会产生各种各样的矛盾，比如儒家文化和法家文化的矛盾，军功贵族和博士官僚的矛盾，秦国和关东六国之间生死仇怨，等等，总而言之，博士议政制度自实施以来，其弊端越来越大，已经让始皇帝对关东六国文化的宽容态度逐渐动摇。

宝鼎在这件事上的态度随着对“大一统”理念的认识越来越深刻，也是愈发感觉无助。

他知道始皇帝在文化的统一上失败了，正是因为这种文化统一上的失败导致“集权”和“分封”的矛盾彻底爆发。秦王政举起了屠刀，不仅屠杀了中土文化，也屠杀了坚持“分封”之议的贵族们，最终亲手埋葬了他一手创造的帝国。

于是宝鼎有意识地回避这件事，不管是博士议政制度，还是大秦官学和教育制度，甚至包括法家思想和儒家、道家等思想的冲突和碰撞，他都一律回避，但今天他回避不掉了，始皇帝直接把矛盾对准了太子扶苏。

太子扶苏坚持稳定的战略，主张“仁政”，积极倡导“与民休养、轻赋薄徭”等迅速恢复中土国力的一系列举措，这让始皇帝对他非常不满，认为他偏离了帝国的政治轨道，极有可能把帝国引向分裂和战乱。

宝鼎对此当然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就是他把扶苏推上了储君之位。

“太子与我深谈了数次。”宝鼎解释道，“有一点我可以保证，他坚持大一统，坚持中央集权。只要这个大方向不错，他就不会偏离帝国发展的轨迹。”

始皇帝冷笑，对宝鼎的这种解释嗤之以鼻。

“过去我也很幼稚。”宝鼎笑道，“我曾对你说过黄老的无为而治，也曾对你说过儒家的仁政和王道。那时候他和我一直在一起，可能受到了我的误导。等他年纪再大一点，对大一统的认知更深刻一点，他的想法和观点就会改变。”

始皇帝微微摇头，显然还是不能释怀。

“可以让太子巡视天下，到处走走看看。”宝鼎建议道，“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再说，现如今刚刚统一，地方局势紧张，太子出巡，既能起到镇慑地方的作用，又能展示一下中央的权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一举多得嘛。”

始皇帝迟疑不语，显然宝鼎的这个建议让他颇为心动。

历史上始皇帝一次次巡视天下，其实说白了就是要加强中央对地方的控制，遏制和打击地方势力对抗中央。如今历史虽然部分改变了，但政治上的大环境却没有丝毫变化，相反，环境更加恶劣了，始皇帝和功臣们、中央和地方之间的矛盾越来越激烈。

“陛下可千万不要出巡。”宝鼎告诫道，“目前这种情况下，陛下必须坐镇咸阳，以维护和稳固中央的权威。”

出巡就要离开京畿，皇帝离开京畿就会让王国承担一定的风险，假如皇帝威信高，中央权威大，偶尔的出巡尚可接受，但在帝国目前这种紧张局势下，始皇帝如果出巡，不但无助于增加中央的权威，反而会削弱中央对地方的控制，这将置王国于危险之境。

事实上，历史上的始皇帝如果驾崩于咸阳，历史肯定会改写，帝国的国运或许能延续更长的时间，甚至还可以传个几世几代。

“你对大一统的认知更深刻了？”始皇帝忽然转换了话题，颇有兴趣地问道，“说给朕听听。”

宝鼎略略整理了一下思路，把“集权”和“分封”这对矛盾的根源来自于“法治”和“礼治”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理念做了一番阐述。

“集权”和“分封”这对深层次的矛盾如果不解决，必然引发血腥的政治风暴，不杀人肯定解决不了问题，而杀人会带来更大的问题。历史上没有任何政治矛盾是靠杀人来彻底解决的，杀人只会让矛盾爆发得更猛烈。这一点始皇帝有亲身经历，有血淋淋的教训，稍点即透。

解决这一矛盾的办法就是文化的统一，就是把传承了八百余年的中土不同文化统一起来，形成一种新思想新文化，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

韩非的法家思想是先中央集权，然后实现统一，至于中土统一后，如何在大一统的基础上实施中央集权，实施“法治”，他也没有给出答案，因为他的法家思想的产生土壤是诸侯并列的分裂和战乱时代。

荀子的儒家思想是先实施“礼治”，以仁义和王道来实现统一，同样，荀子也没有给出中土统一后的治国思想。

何谓“师古”？说白了就是淳于越之辈都是墨守成规之徒，不敢超越古人，也不敢正视现实，更没有能力在先辈的基础上创造出符合时代发展的新思想新文化。

何谓“从今”？说白了就是李斯之辈同样墨守成规，同样不敢超越古人，只能抱着韩非子的法家思想亦步亦趋，想当然地认为法家思想既然能帮助大秦富强起来统一中土，当然就能让统一后的中土也能强大起来。

始皇帝笑了起来。

宝鼎未免太过猖狂，竟然全盘否定，但仔细想想，又不能不说他的想法有一定的道理。

“所以在你看来，这种以大一统和中央集权为基础的新思想新文化的创造需要百年时间，是吗？”始皇帝笑着问道。

宝鼎犹豫着，不知如何回答。

历史没有给他答案。刘邦建立大汉帝国，初期的“文景之治”是源自黄老的“无为而治”，而汉武帝创造的辉煌则来源于董仲舒的新儒学。董仲舒的新儒学才是实际意义上的中土文化的统一，并在文化思想上统治了中土两千余年，但董仲舒创造的新儒学有个前提，那就是旧时代旧贵族和旧文化的彻底灭亡。

中土文化的统一不是旧儒学的简单传承，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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