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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2部分（第1页）

当时我曾想过，假若我自己有了儿子，是不是会安全？想的结果是，即使真的有了儿子，也不见得对我有什么好处，因为关东军早叫我写下了字据：若有皇子出生，五岁时就必须送到日本，由关东军派人教养。

可怕的事情并没有就此终结。六月二十八日，即“七七”事变九天前，又发生了一起有关“护军”的事件。

所谓护军，是我自己出钱养的队伍，它不同于归“军政部”建制的“禁卫军”。我当初建立它，不单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跟我当初送溥杰他们去日本学陆军的动机一样，想借此培养我自己的军事骨干，为建立自己所掌握的军队做准备。我这支三百人的队伍全部都是按照军官标准来训练的。负责管理护军的佟济煦早就告诉过我，关东军对这支队伍是不喜欢的。我对佟济煦的预感，过去一直未能理解，直到出了事情这才明白。六月二十八日那天，一部分护军到公园去游玩，因租借游艇，与几个穿便衣的日本人发生了口角。这时一群日本人一拥而上，不容分说，举手就打。他们被逼急了，便使出武术来抵抗。日本人见不能奈何他们，就放出狼狗来咬。他们踢死狼狗，冲出重围，逃回队里。他们没想到，这一来便闯下了祸。过了不大时间，宫内府外边便来了一些日本宪兵，叫佟济煦把今天去公园的护军全部交出来。佟济煦吓得要命，忙把那些护军交日本宪兵带走。日本宪兵逼他们承认有“反满抗日”活动，那些护军不肯承认，于是便遭到了各种酷刑虐待。到这时那些护军才明白过来，这一事件是关东军有意制造的：那些穿便衣的日本人原是关东军派去的，在双方斗殴中受伤者有两名关东军参谋，被踢死的狼狗即关东军的军犬。我听到护军们被捕，原以为是他们无意肇祸，忙请吉冈安直代为向关东军说情。吉冈去了一趟，带口来关东军参谋长东条英机的三个条件，即：一、由管理护军的佟济煦向受伤的关东军参谋赔礼道歉；二、将肇事的护军驱逐出境；三、保证以后永不发生同类事件。我按照东条的条件—一照办之后，关东军接着又逼我把警卫处长佟济煦革职，由日本人长尾吉五郎接任，把警卫处所辖的护军编制缩小，长武器一律换上了短枪。

从前，我为了建立自己的实力，曾送过几批青年到日本去学陆军，不想这些人回来之后，连溥杰在内，都由军政部派了差，根本不受我的支配。现在，作为骨干培养的护军已完全掌握在日本人手里，我便不再做这类可笑的美梦了。

“七七”事变爆发，日军占领了北京之后，北京的某些王公。遗老曾一度跃跃欲试，等着恢复旧日冠盖，但是我这时已经明白，这是决不可能的了。我这时的惟一的思想，就是如何在日本人面前保住安全，如何应付好关东军的化身——帝室御用挂吉冈安直。

我的前半生……七　吉冈安直

七　吉冈安直

关东军好像一个强力高压电源，我好像一个精确灵敏的电动机，吉冈安直就是传导性能良好的电线。

这个高颧骨、小胡子、矮身材的日本鹿儿岛人，从一九三五年起来到我身边，一直到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和我一起被苏军俘虏时止，始终没有离开过我。十年间，他由一名陆军中住，步步高升到陆军中将。他有两个身分，一个是关东军高级参谋，另一个是“满洲国帝室御用挂”。后者是日本的名称，据说意思好像是“内廷行走”，又像是“皇室秘书”，究竟应当译成什么合适，我看这并没有什么关系，因为它的字面含意无论是什么，都不能说明吉冈的实际职能。他的实际职能就是一根电线。关东军的每一个意思，都是通过这根电线传达给我的。我出巡、接见宾客、行礼、训示臣民、举杯祝酒，以至点头微笑，都要在吉冈的指挥下行事。我能见什么人，不能见什么人，见了说什么话，以及我出席什么会，会上讲什么，等等，一概听他的吩咐。我要说的话，大都是他事先用日本式的中国话写在纸条上的。

日本发动了全面侵华战争，要伪满出粮、出人、出物资，我便命令张景惠在一次“省长会议”上，按吉冈的纸条“训勉”省长们“勤劳奉仕，支持圣战”。日本发动了太平洋战争，兵力不足，要伪满军队接替一部分中国战场上的任务，我便在军管区司令官宴会上，按纸条表示了“与日本共生共死，一心一德，断乎粉碎英美势力”的决心。

此外，日本在关内每攻占一个较大的城市，吉冈必在报告了战果之后，让我随他一同起立，朝战场方向鞠躬，为战死的日军官兵致默哀。经他几次训练，到武汉陷落时我就再用不着他提醒，等他一报告完战果我就自动起立，鞠躬静默。

随着“成绩”不断进步，他也不断给我加添功课。例如这次武汉陷落，他又指示我给攻占武汉的大刽子手冈村宁次写亲笔祝词，赞颂他的武功，并指示我给日本天皇去贺电。

后来修建了“建国神庙”，我每月去那里为日本军队祷告胜利，也是在这“电线”的授意下进行的。

在“七七”事变前，我的私事家事，关东军还不多过问，可是事变后，情形不同了。

“七七”事变前，我在关内的家族照例每年要来一些人，为我祝寿，平时也不兔来来往往。“七七”事变后，关东军做出规定，只准列在名单上的几个人在一定时间到长春来。而且规定除了我的近支亲族之外，其余的人只能向我行礼，不准与我谈话。

同时，外面给我寄来的信件，也一律先送吉冈的喽罗——宫内府的日系官吏看，最后由吉冈决定是否给我。

当然，关东军也了解我不致于反满抗日，但是，他们仍旧担心我会跟关内勾结起来恢复清朝，而这是不符合他们的要求的。

在那时，要想瞒过吉冈私自会见外人或收一封信，简直是办不到的。那时在宫内府设有“宪兵室”，住有一班穿着墨绿色制服的日本宪兵，不仅一切出入的人都逃不出他们的视线，就连院子里发生什么事也逃不过他们的耳朵。加之宫内府自次长以下所有的日本人都是吉冈的爪牙，这就造成了对我的严格控制。

吉冈之所以能作为关东军的化身，干了十年之久，是有他一套本领的。

有的书上说，吉冈原是我在天津时的好友，后来当了关东军参谋，正好这时关东军要选一名帝室与关东军之间的“联络人”，以代替解职的侍从武官石丸志都磨，于是便选上了他。其实在天津时，他不过有一段时间常给我讲时事，谈不上是我的什么好友。他被派到我这里当“联络人”，也不是当了关东军参谋才恰逢其时的。如果说他是溥杰的好友，倒有一半是真的。伪满成立之后，溥杰进了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吉冈正在这个学校担任战史教官。他几乎每个星期日都请溥杰去他家做客，殷勤招待。他们两人成了好友之后，他即向溥杰透露，关东军有意请他到满洲，担任军方与我个人之间的联络人。溥杰来信告诉了我，后来又把我回信表示欢迎的意思告诉了他。他这时表示，这是他的荣幸，不过假如他不能得到关东军高级参谋的身分，就不想干，因为从前干这差事的中岛比多吉和石丸志都磨没在满洲站住脚，就是由于没有在关东军里扎下根。

后来，不知他怎么活动的，他的愿望实现了，关东军决定任他为高级参谋，派他专任对我的联络职务。他在动身来满洲之前，请溥杰写信把这消息告诉我，同时说：“如果令兄能预先给我准备好一间办公的屋子，我就更感到荣幸了。”我知道了这件事，满足了他的“荣幸”感。过了许久我才明白，原来他这是有意给关东军看的。他在关东军的眼里既有与我的不平凡关系，在我的眼中又有关东军高参这张老虎皮，自然就左右逢源，得其所哉了。

吉冈很喜欢画水墨画。有一次他画了一幅墨竹，请郑孝胥题诗，请我题字（什么字，早已忘了），然后带到日本，送给裕仁的母亲日本皇太后。不久，日本报纸上刊登了这幅画，并称誉吉冈为“采笔军人”。吉冈的艺术声名是否由此出现的，我不知道，但我敢断定他指望这幅画带给他的，并不是什么艺术上的称号，却是比这称号更值钱的身价。我从日本访问回来，日本皇太后和我有了经常的往来，不断互相馈赠些小礼物，中间人就是这位吉冈。从那次他送了墨竹之后，东京与长春的往来就更频繁了。

他大约每年都要往返东京几次，每次临走之前，总要叫我做点点心之类的食品，由他带去送给日本皇太后，回来时，再带回日本皇太后的礼物，其中必不可少的是日本点心。好在那位老太太和我都有现成的做点心师傅，彼此送来送去，都不费什么事。不过由于我的疑心病，吉冈每次带回来的点心，我总是叫别人先吃了才敢动。

当然，吉冈每年一次往返于日满皇室之间，这决不是他的擅自专断，但每次往返的内容，我相信主要是他的独创设计。比如有一次，他看见了我的四用联合收音机，忽然像发现了奇迹似地问我：

“这个机器能Record（录音）？”

他的中国话不大好，但我们交谈起来还不困难，因为他还会点英文。我们两人的英文程度差不多，平时说话中国话夹着英文，加上笔谈帮忙，倒也能把意思说清楚。

“Record是大大的好。”我说，并且拿出一片录音片试给他看。

“好，好！”他高兴地笑着，看我安好片子，便说：“我教陛下几句日本话吧！嗯！”接着就用日本话说出：“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

我照他说的日本话说一遍：“我祝天皇陛下身体健康……”，这句话录到唱片上了。他把那唱片放送了两遍，满意地拿了起来。

“好，这次我到东京，嗯！把它贡给天皇陛下！”

吉冈说话，总带几个“嗯！哈！”眼眉同时挑起。这个毛病，越到后来越多，我也觉着越不受用。和这种变化同时发生的，还有他对于我们之间的关系的解释。

一九三四年我访问日本，日本皇太后给我写了几首和歌，那时吉冈的话是我最顺耳的时候。

“皇太后陛下等于陛下的母亲，我如同陛下的准家属，也感到荣耀！”

他那时对溥杰说：“我和你有如手足的关系。我和皇帝陛下，虽说不能以手足相论，也算是手指与足指关系。咱们是准家族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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