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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1页）

总　序（1）

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后便对全人类的历史进程发生了重大的影响，这种影响不仅表现在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也表现在非共产党执政的资本主义国家；不仅表现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发展中国家，也表现在经济文化先进的发达国家。其实，在发达的西方国家，马克思主义始终是最有影响的社会思潮之一。在这里我仅想谈谈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巨大影响。

一个令人深思的现象是，不少在世界范围内影响卓著的社会科学家都与马克思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其中有一些直接就被冠以“马克思主义者”的称号。美国的马尔库塞、法国的萨特和意大利的葛兰西，都曾经是西方世界最有影响的学者和知识分子，而他们都被认为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者”。法国的解构主义大师德里达、德国“最有影响的思想家”哈贝马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精神导师”吉登斯和美国后现代主义代表人物詹姆逊等，都是现今公认的在国际上最有影响的著名学者，他们在各自的领域中执掌着社会科学的牛耳，而他们对马克思的思想在相当程度上持肯定的态度，其中有一些则被认为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

除了造就一批声誉卓著的国际著名学者外，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的影响还体现在以下两个方面：一是促成了新的学术流派的诞生；二是开拓了新的社会科学分支学科。

20世纪7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的社会科学盛行过许多思潮，其中影响最大的有三种，即新自由主义、新保守主义和新马克思主义。所谓新马克思主义，就是西方学者试图按照他们所理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对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现实作出新的理论解释。新马克思主义是在经典马克思主义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是经典马克思主义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变种，这最集中地反映了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理论的巨大影响。这种影响几乎体现在人文社会科学的各个主要领域，例如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哲学、文学等，例如有所谓的新马克思主义经济学、新马克思主义政治学、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社会科学出现了许多新兴的分支学科，其中有一些分支学科与马克思主义直接有关。例如，新政治经济学和政治社会学，这是两门极为重要并有深远影响的新兴学科，它们的产生与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渊源关系。以政治社会学为例，它有两大理论来源，其一是马克思的理论，其二是韦伯的理论。美国著名的政治社会学家安·奥勒姆曾这样说：　“马克思可以说是政治社会学之父，正如奥古斯特·孔德可以称为社会学之父一样。毫无疑问，由于种种原因，马克思轻视了这个题目，但是，显而易见，马克思创立了许多比任何热衷于政治研究的社会学家——活着的和死去的——都更富有挑战性和更富有成果的思想。”

马克思主义之所以对当代西方社会科学具有如此深刻的影响，主要有三个原因。一是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如辩证法、唯物史观、阶级分析方法等本身对自然界和社会发展具有极强的解释力，至今仍有着很强的生命力。二是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即消灭剥削和压迫，充分发展人的个性，解放全人类，最终实现“自由人的联合体”，仍然是许多进步的和正直的学者所憧憬的理想。三是不少杰出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学者不是死抠书本，而是始终站在时代和学术的前沿，对新出现的现实问题及时作出理论概括。

国外马克思主义者的许多观点是我们所不能赞同的，但他们当中的有些人终生研读马克思主义的经典文本，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本身多有独到的发现；有些人则将着眼点放在重大的现实问题和学术前沿问题上，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提出了富有时代意义的新解释；有些人则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对当代资本主义作出了深刻的分析性批判，所有这些都非常值得称道，也值得我们借鉴。

马克思主义理论要与时俱进，一方面必须将马克思主义与现实密切结合，在实践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另一方面，必须充分吸纳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其中当然包括国外学者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成果。中央编译局当代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处的同志们，与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合作，经过艰苦的努力，陆续推出“马克思主义研究译丛”，所希望的也正是为国内有志于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者提供一些可资借鉴的新视角、新观点和新方法。中国的学者如果要无愧于“当代马克思主义学者”这个称号，就必须在真正读懂马克思主义原著的基础上，始终站在时代和科学的前沿，善于吸收一切优秀的学术成果，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和价值观，而不是用它的个别条条或个别理论，去观察和分析当代世界，特别是当代中国的重大现实问题。

俞可平

2002年7月29日晚

于北京新风南里寓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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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版序言（1）

2000年5月，本书作者之一大卫·科兹访问了中国，并就苏联解体以及苏联存在的社会和经济问题作了大量演讲。在中国，人们对这两个问题似乎有极大的兴趣。这两个问题构成了本书的主题。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表示有兴趣将这本书介绍给中国读者时，我们非常高兴。

尽管中国的现代史与苏联的发展进程极为不同，但在这两个国家，共产党在20世纪都通过国内革命夺取了政权，并追求建立社会主义的目标。在1985年苏联共产党总书记戈尔巴乔夫开始对苏联体制进行激进改革的几年以前，中国领导人就开始对中国经济进行全面改革。正如全世界都知道的那样，苏联的改革导致了苏联解体并放弃了社会主义，同时伴随着前所未有的社会经济的衰退。相反，中国的改革开启了经济迅速增长和现代化的进程。

尽管这两个国家改革的结果不同，苏联经验中的某些方面与中国仍然是有关联的。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有几个不同的方面，其中一个方面是扩大市场力量在苏联经济中的作用。其最初的想法是，在计划经济框架内极大地发挥市场作用将解决困扰苏联经济的各种问题，如缺乏效率问题，产品质量不合格问题，以及忽视消费者愿望问题。正如我们在本书第5章所表明的那样，在苏联经济中让市场的力量发挥作用产生了许多意想不到的结果。

这些结果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上的。经济上的结果就其本身而言没有很大的意义，让市场力量发挥作用，在1988—1989年还部分地实行计划的苏联经济中引发了通货膨胀和产品短缺。如果这些问题主要是由经济的市场化所带来的，那么它们是不难解决的。最严重的是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问题，而不是经济上的问题。让市场发挥作用导致了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尤其是贸易和金融经营者阶层的发展。这些新阶层成员不满于苏联体制下社会主义制度对其商业活动的限制，渴望从国家的管制下解放出来，当1990—1991年亲资本主义联盟公开发展时，这个人数虽少但却富有的新资本主义阶层极为热情地加入了这一联盟。他们的个人财富使得他们的影响超过了其人数本身。

然而，在戈尔巴乔夫时代的苏联，这个新的富有的商业经营者阶层并不是与社会主义进行斗争的主要力量，正像在本书第7章中所讨论的那样，在亲资本主义联盟中其他的团体起着更为主要的作用。市场化所产生的意识形态上的影响是最主要的因素，“影响”这个词在此仍不足以表达其真实含义。让市场发挥作用既是1989—1991年苏联意识形态发展的重要原因，也是其结果：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和部分苏联领导人中迅速扩散。

由于苏联寻求市场改革，一些试图认识并证明市场化合理的改革者发现他们自己也为200年前西方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所吸引。这种思想认为：不受管制的市场交换经济在各个方面都能保证经济最好地运行；他们还进一步认为，国家管制市场运行过程及其结果的任何努力，不论其意图多好，都只能使经济运行更糟；最后，这种思想宣称，只要生产资料归私人所有，那么市场就能正确地发挥作用。由于这种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在苏联知识界的影响迅速上升，从而成为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强有力武器，亲资本主义联盟以此指责赞成保留社会主义的任何主张，说其注定会带来经济上的失败。在苏联解体前的18个月内，由于主流知识分子认为只有基于私有财产和自由市场的体制才能拯救这个国家，那些仍然支持社会主义的人被迫采取了守势。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早在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以后，资本主义国家就抛弃了早期的不受管制的资本主义形式，并发展了各种形式的国家对其经济的管制措施。随着国家在经济领域中的作用不断加强，产生了一种新的国家干预主义思想，这种思想认为，只有在积极的国家管制之下，资本主义经济才能有效运行。根据这种思想，国家必须在诸如管制某些行业（尤其是金融部门）、稳定宏观经济、提供收入保障计划、保护工人的安全与健康和保护自然环境等方面行使其职能。在过去的20年中，古典自由主义思想——现在被称为“新自由主义”，在西方又开始流行起来，这导致了国家管制经济职能的减弱，但没有一个工业资本主义国家返回到盛行于19世纪英国和美国的相对自由市场的资本主义形式。

中国的经济改革包括极大地扩大市场的作用，不可否认，这已经导致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是，如果中国想避免在苏联发生的灾难性进程，那么，苏联听任与市场力量发挥作用相联系的政治和思想在社会主义制度内部任意发展这一教训，还是值得记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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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上层的革命”：苏联的解体

在本书中，我们认为“来自上层的革命”导致了苏联的解体，就是说，在由戈尔巴乔夫改革产生的新的政治条件下，大部分位居国家要职的苏联党—国精英，以及其他重要的官方组织，从拥戴社会主义转向了拥戴资本主义。他们放弃了共产党而支持叶利钦，叶利钦是领导亲资本主义联盟的共产党前高级官员，后来成了俄罗斯总统。我们认为，他们转而拥戴资本主义，是由于他们认识到从社会主义转变成资本主义能使他们变得更加富有。

当本书在1997年首次发行的时候，这一论点曾被认为是非常激进的，而且我们发现，它在西方主流分析家那里几乎得不到什么支持。那时，在西方处于支配地位的观点是，苏联解体的原因，乃是由其内部矛盾所引起的社会主义经济的崩溃，以及普通民众要求废除社会主义并代之以资本主义这场来自于社会底层、受到民众欢迎的革命。

今天，《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的论点不再被认为是激进的了。苏联党和国家的许多高层官员变成了富有的银行家或商人，或者成了新政权的官员，这些事实最终击败了对本书论点的诋毁。最近几年在美国出版的俄罗斯最重要的主流学者的好几本书都完全地或部分地接受了这种观点，即苏联制度是由其领导层中的一部分人推翻的，如杰瑞·F·霍克（Jerry　F。　Hough）的《1985—1991　年俄罗斯的民主化与革命》（Washington，：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1997），彼得·瑞得韦（Peter　Reddaway）和狄米特·格林斯基（Dmitr　Glinski）的《俄罗斯改革的悲剧：反对民主的市场布尔什维克主义》（Washington，：United　States　Institute　of　Peace　Press，2001）。

西方对《来自上层的革命》一书所述论点的主流看法源于西方资本主义优于社会主义这一假设。根据这种看法，当苏联领导成员决定支持推翻苏联的体制时，他们可能是受到了个人利益前景的驱使。这种观点进一步认为，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是有益的，只要这种转轨过程控制适当（某些主流分析家对转轨的休克疗法而不是建立资本主义的目的持批判态度）。相反，作为社会主义者，我们认为，用资本主义代替社会主义的努力是沿着错误方向走出的第一步。因此，本书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从苏联解体中我们能够吸取的教训，即如何建立社会主义制度，并使它能长期存在下去而避免与苏联类似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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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最近的发展（1）

本书在主要关注苏联解体的同时，还在第9章至11章中对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所面临的社会和经济灾难予以关注。本书完稿于1996年2月，只对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四年的经历进行了考察。现在五年多时间过去了，大量重要的佐证材料已经出现。不幸的是，我们在1996年就认识到的这种倒退趋势，在此期间并没有被扭转过来。在过去的五年中只是变得更严重了。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没有恰当的解释。

本书把休克疗法或者说新自由主义的转轨策略作为苏联之后俄罗斯社会经济灾难的原因。这一策略要求立即实行价格自由化，立即开放国内经济，使商品和资本的进出口不受约束，大量国有企业迅速私有化，政府支出全面大规模削减，以及实行非常紧缩的货币和信贷政策。这种激进的策略引起了过度的通货膨胀、经济的崩溃、工业的毁灭、绝大部分人口的贫穷、有组织犯罪的迅速增长，以及最有价值的苏联企业倒卖给了不讲道德的内幕人员。苏联解体之后，俄罗斯的新自由主义策略在各个方面与过去20年中国改革的策略都是不一样的。尽管中国的渐进改革策略取得了经济的迅速增长，但绝大多数西方分析家还是把俄罗斯所实行的灾难性的新自由主义策略作为在中央计划经济中建立市场体制的正确方法而予以支持。

在第11章末尾，我们讨论了俄罗斯未来的可能性。迄今为止，我们所讨论的更有希望的未来之路无一得到实现。相反，俄罗斯奉行的仍然是新自由主义策略，其结果是俄罗斯和俄罗斯人一直处于灾难之中。本书中没有出现“寡头政治家”一词。在1995年，很多在苏联时期最有价值的财产还没有被瓜分掉，在此后不久，这些财产就被瓜分了，并且出现了被普遍地称为“寡头政治家”的私有集团。

现在，这个小团体控制了俄罗斯大量的自然资源以及银行、城镇房地产和大部分主要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叶利钦总统和寡头政治家之间出现了共生关系。寡头政治家是由叶利钦统治下的国家政策及其行为所产生的；反过来寡头政治家又形成了这个政权最重要的基础。寡头政治家给总统派出了最重要的顾问，并且，大家也相信，他们给叶利钦及其家庭捐助了大量的个人财富。

在俄罗斯，出现了现代世界的大国之中所特有的社会经济制度。俄罗斯经济变成了主要以设法获取出口诸如石油、天然气和金属等自然原材料为中心的经济。除了出租城镇房地产、商业活动、融资和投机以及各种各样的非法活动如盗用国家资金、敲诈、从企业捞取收入外，俄罗斯新贵还从获取并出口原材料中攫取收入。

大量受过良好教育的俄罗斯城镇居民在这种扭曲的经济中没有起到什么作用，他们的存在与俄罗斯新贵毫无关系，俄罗斯新贵的收入最终来源于自然赠与：苏联的遗产如油井、天然气管道和矿井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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