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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早在五十年代，母亲就对我说过，在抗日战争期间，她偶然得到了一本书，名字叫《牺牲》，封面上印着殷红的滴滴鲜血。里面有张太雷、向警予、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陈乔年、萧楚女、夏明瀚等烈士简历。其中还附有不少烈士死后的照片，大部分是躺在棺木里照的，也有躺在刑场上的，如罗亦农就躺在草地上，头部给打得面目全非，血迹斑斑，相当惨烈。

7。战火中锤炼（3）

母亲说她看了这本书后，难受得哭了，一夜睡不着觉。

母亲去世后，我真的在母亲的书柜里发现了这本书。看后，心脏怦怦乱跳。这部印制粗糙，纸已经发黄的书里展示了70多具装在棺木中的尸体相片。有的是同一个人两个相片，一个生前，一个死后。个别的还呲牙咧嘴，相当恐怖。男人看了脊梁骨都要冒冷汗，别说女人了。等于是在死尸堆里走了一遭，能闻见尸臭和血腥。可以说，任何人看了这部书，都会被震撼，毛发竖立。何况母亲这么一个多愁善感，富有小资味儿的女性，她看后心惊肉跳，彻夜难眠就太正常了。

母亲是城里人，家境富裕过，平日看见一只死老鼠都吓得吱吱乱叫啊。

自那以后的漫长岁月里，《牺牲》这本书的影子总也摆脱不掉。母亲在她的文章和讲话中，多次提到这本书。她说，就在她开始写《青春之歌》时，还浮出了《牺牲》书里的画面，那一具具死难烈士的尸体，刺透了她的灵魂，几十年怎么也忘不了。

她把这本书当作宝贝，当成最珍贵的藏品，当成了烈士的遗骸，小心翼翼，精心保存了50多年。

正是这些认识的和不认识的烈士的牺牲对母亲造成了强烈的冲击力，才使她有了写作《青春之歌》的冲动。

能感觉出来，母亲参加革命斗争，虽有不怕死的一面，也有怕死的一面。她对死极端敏感，因而她身边的每一个战友牺牲都给了她超强刺激，撕裂着她柔弱的神经。这一点，从母亲解放战争时期的一篇日记中，可以看出。

1946年4月22日　　　张家口

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同志遇难的消息，对于我这样一个极平常的革命同志是一种什么心情呢？我愿记下来，作为一生中永远难忘的事。

两天前，我的心脏病又复发了，而且很重。根据过去复发的原因，不外是精神过度疲劳或者受了刺激。但是这次，我的精神并没有疲劳，也没有受刺激。生活得很平静。我对这次犯病的原因有些莫名其妙。但是今天我才恍然发现我犯病的原因了。从12日以来，只要和人谈话，是王、秦等“四八烈士”的死，看报纸也是王、秦等同志的死。这里是追悼会，那里是公祭、唁词……而每次谈话、看报、念祭文、读唁词，我都抑制不住地要流泪。尤其当我独自一人的时候，泪珠不知不觉地淌得更凶。有时甚至捧着报纸放声大哭。孩子看着我无故流泪，睁大眼睛感到惊奇。一天、两天如此，三天、四天还是如此。眼泪好像流不完似的。于是怕受刺激的心脏病又怎能不犯呢？

也就是说，为了王若飞、秦邦宪、叶挺、邓发等8位素不相识的领导同志牺牲，母亲悲愤异常，以致犯了一场心脏病。

连根据地的一些地主也那么忘我、爱国！雄县东河岗村的开明士绅王汉秋，为支援抗日，帮助老百姓度过饥荒，将自己的土地无偿献给农民。当有人对他这样做不理解，认为他别有用心时，他用镐头剁掉了自己的左小手指，表明铁了心跟共产党走，抗战到底。

当这位小地主把血淋淋的手指头和血书当面交给我父亲马建民时，母亲也在场，亲眼目睹了这一场面。

可歌可泣呀……

尽管在十分区这一段经历是她毕生中最残酷、最紧张的一段生活，随时都有生命危险，身边的同志三天两头牺牲，母亲却说：“抗日战争中的那段生活，那段往事，变成了我一生中最美好，最幸福，最难忘怀的记忆。回忆起来，无论那之前或那之后，我的任何生活都不能和那段生活相比。我爱那段生活，我以自己有幸参加了那种充满战斗气息，而又无比丰富多彩的生活而自豪。”　（见《杨沫文集》5卷446页）

是的，在抗日战争中，她才有机会与120师师长贺龙和政委关向应亲切聊天，并一同在小饭桌上吃饭；才有机会在大苇塘里，过着“天当被子，地当床”的野外露宿生活；才有机会与区党委书记黄敬同志随便开玩笑，被他称为“洋（杨）马同志”。

她曾冒着危险去一个大地主家进行说服反正，却无功而返；也曾在盛夏季节领略过躲藏在青纱帐里的酷热和憋闷。农村里一贫如洗的老大娘曾给过她大枣，让她充饥；在日本鬼子进村的危急时刻，一个被称为“傻蛋”的老实农民，把她给带出了村……

多少难忘的经历啊！

抗战中她也写过一些通讯，却没有特别精彩的。因为那些有名的战斗，如齐会之战、掌史之战等，她一个都没参加。她是一个女同志，主要是做群众工作，搞宣传，写的东西就是些伤员、老大娘、小姑娘等平淡无奇的琐事。

她自然不满意，心中的激情发泄不出去，难受得慌。她出自本能地渴望写出八年抗战来，于是她孜孜不倦地写，一生就写抗日战争这一段，别的不写（应景的小文章除外）。

我们下乡插队八年，并没有生死危险和那么些激烈斗争，大都平平淡淡，想写的欲念都那么强，母亲经历了战火煎熬，九死一生，其内心的百感交集和表现欲就可想而知了。

多年来，那些倒下的英魂总在她眼前晃来晃去……促使她非要用笔写点什么不可，这样就诞生了《青春之歌》。此外还写了不少怀念牺牲烈士的散文。如：《忆“哥哥”许晴》、《一只小怀表》、《再上雨花台》、《烈士与爱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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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写《青春之歌》前夕（1）

据母亲说，她第一次患重病是1939年春。

那时，她担任冀中妇救会的宣传部长，跟随贺龙的120师行动。部队在前面打仗，妇救会等群众团体在后面从事战斗结束后的群众工作。这一段日子非常紧张，经常连续几天地行军，日夜和日本鬼子兜圈子。母亲有生以来头一次这样大运动量的徒步行军，整夜整夜地走。因过度劳累，缺乏营养，染上了黑热病，终日发着高烧，肚子又大又硬，像石头块子。

骨瘦如柴的母亲濒临死亡。

组织上提出让她回北平治病，她却舍不得战友，舍不得大清河，不肯去。后来多亏固安县牛驼的一个农民老头儿，姓勾，用自己的偏方挽救了她的生命。

但身体总没好利索，这样维持了两年。到1941年春，病重得实在无法工作了，她不得不到易县十分区后方医院休养，住了半年多才痊愈。

1949年3月15日母亲在解放区生活了12年之后，重又回到北京。

尽管新中国成立了，环境好了，生活安定了，母亲在兴奋之余，还是郁郁寡欢。这除了病痛，其中很大原因是工作上的问题。

她在人民日报的一段期间，与顶头上司有些隔阂，所以特别想调离开。这位领导对她的病，不闻不问，把她看成可有可无的人，让母亲很压抑。

经多方奔走，母亲终于如愿以偿，离开了报社，调到北京市妇联。她觉得这样能深入生活，深入群众，对创作也有好处。

谁知到市妇联上班后，只看了两天文件，头就疼得受不了。母亲只好到妇婴保健所找温泉中学的同学齐珍屏大夫看病。齐给母亲介绍了一位外国医生，仔细检查了一番后，说子宫没病，只有一点炎症，血压不高，头痛可能是眼睛的毛病引起的，建议她到同仁医院看眼。

母亲听后，非常高兴，如果真是眼睛的病，配副眼镜，就解除了缠绕自己多年的疾病，那真是太好了。

但配了眼镜之后，头痛依然如故。

其他的苦恼又随之而来。根据地12年的血与火的磨炼，长期与河北农村的大娘大婶们一个炕头生活和工作，使母亲从外貌到说话腔调，完全变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村妇女，有些土里土气。她平日戴着蓝帽子，穿着列宁服，讲话通俗，杂有河北雄县一带的口音，完全没有城里小知识分子的文绉绉。她与大家交往谦虚随和，平易近人，一点没架子。外人很难想到她是个1936年入党的老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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