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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部分（第2页）

文彬同志：

您好！　我又不得不写信来麻烦您了。

自从我写了一篇有关科研工作者刘亚光的报告文学后，触怒了科学院微生物所，他们在全国各处散发材料，甚至在《人民日报》及《科学报》上，接连不断地诬刘亚光为骗子，剽窃，弄虚作假，有政治问题，否认曾扣发他的工资等，并在人民日报公开攻击我利用人大常委及名作家的声望，干预科学界内部事务等。微生物所这种拒绝批评，打击报复的行为，给刘亚光的科研工作带来极大困难。为此，去年8月，我曾给小平、耀邦同志写信反映，中央领导同志很快指示中办调查此事真相。信访局几位同志几个月来费了很大力量，十分认真，负责地核实事实真相，我们发自内心地感激党中央及在您领导下的信访局同志们的辛勤工作。元旦前，信访局的同志们告诉我，有关这个事件的调查材料已基本出来了。

我十分高兴。事实上，我也从各有关方面了解到，刘亚光同志决不是骗子，也没有剽窃，弄虚作假的行为。这个事件完全是微生物所某些领导人的不正之风所造成的。但至今尚未见到中办的正式调查材料，我内心十分焦急。事情已经调查四五个月了，国内外不少人士都在关注这个事件的真相（尤其它是一件文学与科学有关的事件），《人民日报》在编者按中也明确表示，“不久经过调查后，将披露事实真相”。尤其被诬蔑的刘亚光，被公开戴上了骗子、剽窃、弄虚作假的帽子，无法回浙江原单位工作，使他从事的一项极有意义的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相结合的工作完全中断了。

我写报告文学本意是想为四化尽点力，为科研工作者的受压呐喊几声，不意在当前某些不正之风的泛滥下，反而给刘亚光的科研、生活等各方面造成极大的困难，为此，我感到异常的痛苦、焦灼与不安。我的创作任务也是繁重的，但因卷入了这个事件，滞留北京，不能专心写作。这对于一个年老多病，而又想为人民写出一些作品的人，又是多么沉重的精神负担！万不得已，文彬同志，我又写此信给您，请您尽快将信访局的调查结果转知有关单位——尤其是《人民日报》……当事实真相已查清后，如果《人民日报》仍不能及时披露，使这个事件迟迟没有下文，这对党的形象，这对党报的形象，以及对广大的科研工作者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刘亚光被诬蔑，一些谎言也只有在《人民日报》见报后，才能在全国（也包括国外）肃清其流毒，给他恢复名誉（其中也包括我的名誉），以利四化。

为了安定团结，为了对事不对人，我要求把中办的调查结果用适当方式，择要在《人民日报》上披露一下，如说明，经有关单位调查刘亚光不是骗子，在科研上没有剽窃弄虚作假行为，就可以了，我并不要求对微生物所的种种错误要在报上公开宣传。这个事件，小平、耀邦同志都曾批示过，现在他们很忙，我就不另给他们写信了。我只十分诚恳地请您多费心，设法把这个众目睽睽的事件早日了结。早日肃清这个事件在国内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也早日解放我和刘亚光这两个生产力。

我企盼能够得到您的回音，如果有可能，我还希望和您面谈一次（前两个月您曾约我谈话，但没有谈成）。

我现在住在友谊医院干部病房，电话331631——438

敬礼！

杨沫

中办调查的正式报告，最后给了科学院，却没有给母亲。中办信访局的干部仅仅口头向母亲表示了几点意见：刘亚光不是骗子；没有剽窃，弄虚作假；也没有政治问题；其科研有价值，应予支持……

过了几个月后，眼见《人民日报》没有动静，母亲再次给邓小平写信。

小平同志：

去年我写信向您反映了科学院微生物所对科研人员刘亚光同志诬蔑打击一事，蒙您批示中办信访局调查，在信访局三四个月的调查研究后，大量事实证明我向您反映的情况是属实的，刘亚光是个有创造性的，刻苦攀登科学高峰的中年科学工作者。微生物所曾在去年9月的《人民日报》上公开诬蔑刘弄虚作假的不实之词，理应由《人民日报》实践其在编者按中所说的“披露事实真相”的诺言，但由于此事件不知何故却批示给由科学院处理，而中国科学院却完全站在做了错事的微生物所一边，几个月来，对刘的事件不理不睬，似乎这件把一个有出息的科研工作者糟蹋得不像样子的事实并未存在。这是一种不正之风在作怪，是令人痛心的。

19。帮一个科研人员打官司（5）

刘亚光把分子生物学与中医结合的研究，由于他的科学论点流传国内外，日益得到广泛的重视。不久将在东京召开的国际药理会议正式邀请刘参加。但由于《人民日报》受到阻力不能披露真相（其实可以不点微生物所的名，只稍微介绍一下刘的工作，也就等于给刘恢复名誉了），使这件本来可以为国争光的事却没有人敢批准他参加国际会议。而且由于微生物所无视中办调查结果，仍然不断发出种种流言，使刘的工作更加困难。因为是我写了刘的报告文学造成了这种结果，作为一个人民代表，一个党员作家，我有责任和那些依仗权势，颠倒黑白的人进行斗争。因为这不仅是刘亚光一个人的事，而是有关四化，是多少受压的科技人员都十分关切的事。如果像科学院这样对待刘亚光——明明错了，毫无对党，对人民，对四化认真负责的精神予以纠正，任不正之风泛滥，我国人才的被压制，四化的实现，不是更加困难吗？

我是为党的利益，才下决心与谬误作斗争的。刘亚光事件已在国内外引起广泛的关注，香港报刊不止一次报道评论此事件。我渴望中央能够正确处理好此事件，使刘的有意义的工作有条件顺利发展。其实，只要您批示《人民日报》用适当方式报道一下刘的工作，一切问题就会迎刃而解。

崇高的敬礼！

杨沫

但母亲的希望落空了。《人民日报》始终没有刊登肯定刘亚光的文章。后来，据说有关领导请邓颖超出面劝她不要管这事。在电话里，母亲依旧坚持自己意见。从此，邓大姐到去世再也没有跟她联系。

母亲认为自己这么干，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别人，为了所有挨整受压的中青年科研人员，是在干一件有益于国家进步的大事。所以她理直气壮，变成了一只“好斗的母鸡”。

刘亚光知道在国内没有出头之日，开始积极联系去美国，母亲继续帮他，连经济担保人都是母亲找的。1982年11月24日刘亚光登上了飞往美国的飞机。《兰州青年报》出于对母亲的敬意，给他发了一条消息，吹捧了他一番。

刘亚光自诩的所谓　“在国内是绝无仅有，在国际上是尖端”的科研成果以他远走他国，灰灰溜溜收场。

这人到美国8个月后，才给母亲来封信，之后即不再答理母亲。他定居美国到现在已过去20多年，他的“突破性成果”早已埋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他本人销声匿迹，默默无闻，学术上也再未见有任何建树。

母亲为刘亚光拔闯的劲头，是少见的，她先后给华国锋、邓小平、陈云、胡耀邦、王任重、铁瑛、冯文彬等诸多领导同志写信。她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为一个陌生人这么上心地帮忙。小胖冤死后，她哪怕连这样狂热打官司的十分之一的劲头都没有。

我在刘亚光的问题上跟母亲缺少共同语言，话不投机半句多，只好敬而远之。作为儿子，母亲不在了，不应该多说她的不是。但在母亲一生中，这是个很大的事，她曾把这件事写成报告文学，出成书，大加宣扬，想回避也回避不了。

记得1979年5月25日《人民日报》刊载了张志新的事迹，我读后万分激动，6月份五届人大常委八次会议在京召开。我估计母亲要参加这次会议，就在6月8日主动给很久没有来往的母亲写了封信，请她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出一条议案：为避免今后再有张志新被杀，请人大颁布法律明文宣布：不许虐待###……

但母亲根本没有理睬我，她心目中，刘亚光远比张志新要重要。她见人就说刘亚光是中年科技人员的表率，他怎么受压制，怎么了不起。用她自己的话说，几乎变成了唠叨的祥林嫂，翻来覆去就是刘亚光。

我自然对她有意见。这场官司也是我们母子俩谈不到一块的众多原因之一。

作家应该干预生活，但不应该干预具体的科学成果或某个学术论点。母亲却干预太深了，这是她的悲哀和不智。我为母亲这么干害羞，难道她不怕科学家笑话么？自己是个科盲却闯到科学界里大闹，太不自量力了，多丢人现眼！可是她自从当上人大常委后，自我感觉良好，过分自信，根本听不进不同意见。

刘亚光绝非等闲之辈。从微生物所提供的材料中可以看到，自1975年起中国科学院直至中央负责同志为安排他的工作，开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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