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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3部分（第2页）

2001年中国加入WTO后，开始正式进入全球经济圈博弈，决策层开始思考从完善公司治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着手推动国有商业银行改革。2000~2002年是一个过渡期，在这一阶段，股份制的目标已经明确。事实上早在1999年，建设银行已经做了股改上市的战略设计。

2003年12月16日，汇金公司悄然成立，并于当月30日向中国银行和建设银行注资共450亿美元。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拉开帷幕。2004年3月2日，国务院常务会议研究部署中国银行、建设银行股份制改革的试点工作，提出用3年左右时间将两家试点银行改造为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现代股份制商业银行。随后3年中，中国银行、建设银行、交通银行、工商银行相续转变为股份制商行。至2006年底，上述四行股改上市工作全部完成。

市场自律与他律密不可分，国有企业对于上市的过分迷恋曾导致国内资本市场成为圈钱地，而放弃自律一味寄希望于他律是对自身责任的放纵，说得严重一些，是对民族长远经济利益的藐视。除非国内银行能建立硬约束体制，除非能够杜绝像国有企业政策性破产这样给银行不良贷款增长以口实的政策性负债，新的注资行为并非明智之举。但在目前的改革路径中，没有什么能够代替注资、引资为上的模式，伤筋动骨的制度性改革非既得利益者所愿，也触动了中国经济渐进市场化的根本。

谁知道纳税人还要付出多大的代价？谁知道中国金融机构对政府项目还要追逐多久？金融机构对国有企业的热情熄而复燃，利润增长点的转移，正是中国30年改革轮回的象征。金融机构的改革路径与其说反映了银行的独特之处，不如说中国的金融机构重走了央企改革的老路。既非空前，也非绝后。经历了股份制信仰和上市的狂欢之后，国有银行会剩下什么？

政府要为银行解困，还需要付出多大的成本？2006年年初，中信银行行长陈小宪撰文指出：至少还需要3万亿元人民币。3万亿元人民币相当于2005年我国GDP的16。

3万亿元注资就能解决中国银行业现存的问题吗？让我们回溯一下历史账簿，从1998年开始，政府顶着巨大的压力动用外汇储备，至少向金融机构直接或间接注资支付了万亿元。结果如何？中国的银行部门依然处于危险境地，据陈小宪文中的数据，不良贷款占贷款总额的比例为40％。考虑到剥离旧账之后的回收效率，以及关注与可疑类贷款不可遏制的上涨势头，不良贷款的比例有可能还会上升。只要经营体制不改，即便再给国内银行3万亿元甚至是6万亿元，恐怕也只能换来一声叹息。更无辜的是纳税人，他们默默承担了如此巨大的隐形成本，却连一声道谢都不曾听见，甚至没有人正式承认他们是真正的买单者。

金融机构改革之路就是贱卖之路？

银行动用全部社会资源成功改制，在热闹表象下潜藏着被“红顶”、“黑顶”压垮的隐忧。“红顶”即国有行政权力，“黑顶”即趁国有银行急于上市，大拣便宜货的国外金融机构。

银行资产贱卖给外资上升为意识形态的纷争，事实上，面对当时银行的资产状况，依照资产状况国际标准的定价怎么样，在剥离坏账、注入资本金之后，中国的银行应该享有怎么样的溢价？这些争论从未停止。而低价引资者一再强调低价向外资出售股权乃中国吸引国际先进经验所必须，是中国金融机构在境外市场上市没有定价权的命定结果，也是合适的价格。

更进一步说，中国银行业改革的战略路径，应该以对内开放为主还是对外开放为主，中国的纳税人、投资者是否有权与国外投资者一样享有同等的溢价权？在股价的拟定与期权价格的设定上，如何做才对中国银行业最有利？对外资提供的技术帮助究竟应该如何定价？先外后内还是先内后外，中国改革路径的矛盾在银行业上集中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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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价标准拱手让人（1）

还原事实真相，是尊重改革历史的第一步。

技术问题的探讨是中国银行业避免日后贱卖的核心，对于中国今后在国际上争夺定价权至关重要，也是在越来越多的股权交易中抢得先手的重要步骤。可惜，所有认真的反思都在横飞的汉奸、民粹的帽子下被解构。

经过注资，金融机构获得了漂亮的资产负债表，以便吸引境内外的战略投资者，很快，在改革银行内部治理的旗帜下，吸引境外投资者成为不二选择。经过国际市场定价，中国溢价很快蜕变成中国贴水，境外战略投资者给予低价最主要的理由就是政策风险与管理层风险，以及虽经新会计准则的清理，很多时候仍然一团糊涂的账目。

行政既能形成垄断溢价、利差溢价，同样也能形成贴水，这是一笔纳税人不能不支出的另一种隐形成本。国有股的绝对控股权，以及事实上的银行高管对于国家金融调配权某种程度的借用，都为中国式的准银行家们恣意使用银行资金留下了空间。上市之后的银行，高层管理人员仍由国家任命，道德风险有增无减，改善管理机制不容乐观。

银行引进国外战略投资者的一条重要理由是引入国外战略投资者，可以改变国内银行的治理结构，可以进行更多的产品创新，“引入外资是提高我国银行管理水平的唯一手段，国内资金不能帮助银行提高管理水平”。现实中存在相反的例证。100多年前中国通商银行坚拒外资入股，却聘请洋人为总大班及各分行大班，经营管理“悉以汇丰为准”，不达业绩可随时解聘，权柄并未操诸外人之手，相比外资股东派出管理人员的机制，聘用机制有利于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保证聘用的管理人员与银行根本利益一致。现在，我国质地最优的招商银行同样没有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

只能得到20％以下股份的战略投资者，不会傻到将实质性技术与核心管理经验向国内金融机构和盘托出—按照监管层现行政策，单一外资银行入股同一中资银行的比例不得超过20％，多家外资机构入股同一中资银行的比例不得超过25％—事实上，参股银行是进入中国金融市场的捷径，进入之后，由于参股权限制和银行业加入WTO承诺允许外资建立境内机构，外资必然走向独资之路。国人只能眼睁睁坐视境外投资者在短期内因股价大涨而得利，痛心疾首却又无可奈何。

建设银行、中国银行、工商银行，在改制重组阶段都引进了海外战略投资者，这些海外战略投资者以比净资产稍高的价格，获得了三大银行的“原始股”。按股票市场的价格，短短12个月内，增值150％　以上。

以建设银行作为解剖的麻雀大小正合适。2008年5月27日，建设银行发布公告，美国银行将行使认购期权，在6月5日前向中央汇金公司购入60亿股H股，交易价格是每股港元，而建设银行H股当日收盘价为每股港元，折价率高达。

美国银行大获其利是不可否认的事实。2005年6月17日，建设银行与美国银行订立投资协议及战略性协助协议，获9％股权；同年8月29日，作为建设银行大股东的汇金公司又与美国银行订立股份及期权收购协议，再获最高股权。美国银行持有建设银行亿股的成本不超过240亿港元，以2008年8月每股港元的价值计算，这部分股权市值为1　282亿港元，在股权投资上美国银行账面赢利为1　042亿港元。2008年5月28日，根据协议，美国银行通过增持汇金转让的建设银行股份至，达到银监会规定的单个外资行不能超过20％的持股上限，理论上可以增持的股份达到亿股，按照建设银行每股港元的市价，美国银行当天就获利超过250亿港元。而美国银行最初以港元获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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