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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2页）

进入南澳的鸦片船，满不在乎地在官船的面前辩解说：“我们是从新加坡开往广州的途中，被风浪冲流到这里来的。”外国船只能开往广州，所以必须要就出现在南澳解释两句。

水师的警备军官登上这只外国船，在甲板上象演戏似的高声宣读禁令，庄严地宣布：“天朝只准在广州通商，不得在本地进行。”

鸦片船的外国船长“是、是”地答应两声。

这种场面一结束，清朝的军官就被领进船舱招待，在那里进行的商谈，英国方面的文献称之为“私人会见”。实际上是商定和索取默许费。以后清朝海军就对鸦片船给予保护。

可见到广州以外的地方去，有可能进行更有利的交易。

地点只限于广州，而且只能同“公行”这种同业公会的组织正式交易，夷商们总想设法打破这种制约。他们当然希望废除公行一一自由贸易，在广州以外的各个城市进行交易一一门户开放。

后来发生鸦片战争时，英国企图篡改这次战争的原因，说是为了使中国承认上述的两项要求而不得已采取的行动。

作为结果来说，这两项要求通过鸦片战争而达到了。但是，战争本身是由于英国想强制进行鸦片贸易而引起的。这决不能改变它是世界史上罕见的非正义战争的性质。

更换选手

英国的对清贸易，一向是把垄断权交给东印度公司，这种特许证每二十年更换一次。一八三四年是该到更换特许证的一年，但一八三二年英国的国会作出决议，不同意延长特许证的使用时间。

东印度公司长期垄断了对清贸易，这一下就要退出舞台了。

这是有种种原因的。

首先是由于产业革命后产生的工业城市的市民获得了选举权。以前只有能缴纳十英镑以上税款的“户主”拥有世袭的选举权，这一修改意味着贵族时代的结束和工商市民时代的到来。

世袭、保守和领地的时代过去了，　　自由、进取和工厂的时代取而代之。新兴的工商市民在对外贸易上也主张自由竞争。对他们来说，垄断权简直太岂有此理了。

其次，东印度公司的对清贸易效率极低，这也是取消特许证的重要原因。

东印度公司的商船一般为一千二百吨到一千三吨，航行一次在广州获得的纯利润，换算成美元平均不过三万元到四万元。而美国商人一般都用三百五十吨的小型商船，平均每只船可获得四万美元到六万美元的纯利润。其原因是东印度公司已经官僚化，头脑僵化，不能随机应变，把国家的特许当作铁饭碗。而美国商人则毫不犹豫地往有利可图的地方钻。他们把美国的农产品运往欧洲，换成西班牙银元，从印度把鸦片运到澳门，在广州装载中国的茶叶、丝绸回美国。

第三章　狭窄的门户（5）

不能认为英国商人比美国商人笨，而是贸易机构有问题。既然如此，那就应该废除特许公司的垄断，让商人们去自由竞争。英国国会一八三二年的决议正是依据这样的判断。

过去虽说是东印度公司垄断，但所谓“个体贸易商”早已以承包的方式，在对清贸易中十分活跃。象查顿？马地臣商行和颠地商行就是这种具有代表性的商行。

东印度公司向广州派出特派委员，清朝方面称之为“大班”。东印度公司要退出对清贸易的舞台，这种公司的代表当然也就不存在了。但这并不等于是指导和监督贸易的工作不需要了，相反而是需要进一步加强。因为东印度公司拥有和大资本紧密结合的机构，现在代替它的是资本和组织都比较薄弱的个体贸易商。

因此，英国政府决定新设立驻中国商务监督一一即领事。就是说，派遣政府的代表去广州，以代替东印度公司的代表。

这不是简单的人员更换。

大班不过是公司派遣的职员。商务监督的官职虽不高，但他是正式代表国家的官吏。女皇陛下的官吏必须受到相应的待遇。

第一任商务监督是威廉？约翰？律劳卑，四十七岁，海军大校，拥有贵族的称号。

但是，从清朝方面来说，不管是东印度公司还是大英帝国，根本不理睬这种选手的更换。

贸易本来就是一种怜悯。是蛮夷之国请求进贡，怜悯远方来客仰慕天朝的可嘉的心情，因此才予以同意的，而且还要赐给对方很多物品。这就是清朝当局对通商的传统看法。

这就是所谓的中华思想。中华思想同外交的概念是根本不相容的。外交是在对等的国家之间存在的概念。根据中华唯我独尊的观点，所有的外国都是蛮夷，不是朝贡国就是附属国，跟这样的国家之间不可能有对等的外交。

英国当然想以和中国对等的地位进行交涉，缔结通商条约，一八一六年派遣阿美士德勋爵去北京就是这个目的。但是清朝当局不同意对等的交涉，并要求英国皇帝的代表

阿美士德向嘉庆皇帝行三跪九叩礼，阿美士德拒绝了这个要求，因而遭到驱逐。

这位阿美士德后来当上了印度总督，光荣隐退，律劳卑被任命为驻清商务监督时他还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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