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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部分（第1页）

陈布雷深受儒教之影响，日三省吾身，早在1935年7月27日日记中就有自省八病之记载：

今晨澈底自省余之短处，不一而足，愤世太深而不能逃世，此一病也；自待甚高而自修不足，此二病也；既否定自身之能力而求全好胜，名心未除，此三病也；愤激之余，流于冷漠，对人对己均提不起热情，甚至百务颓弛，酬应都废而托于淡泊以此自解，此四病也；对旧友新交，亲疏冷暖，往往过当，有时兴酣耳热，则作交浅言深之箴规，无益于人，徒滋背增，此五病也；对于后进只知奖掖，不知训练又不知保持分际之重要，对于部属只知结以情感，不知绳以纪律，此六病也；对于公务，不知迅速处理，又不能适当支配，迟回审顾，遂多搁置，此七病也；手头事务，不能随到辄了，而心头时常奉忆不已，徒扰神思、盖减兴趣，此八病也；受病已深，祛之不易，但既不能逃世，长往则悠悠忽忽，如何其可急救之道，宜从简易入手：一戒迟眠，二戒多言，三勿求全，四勿搁置太久（五日一检查），其在积极方面，安详豁达，宜学我大哥之长处，热情周至，宜学几分四弟之长处，处事有紊理宜学几分黎张之长处，交友处世，不脱不黏，宜学几分佛海之长处，循此解之，庶寡尤悔乎……

陈布雷交友和读书，也常有心得，多有关修养之类，也涉及对友人看法，如1935年9月23日中有“……读论苑集，阅国语第一、二期中有先秦法家思想一文，条理清晰极可诵，所主张亦平实，但左、李、陈诸人（编者注：当指一些学者），终不肯放弃立场，殆犹有书生之积习也，”而对于他的同乡和同学沙孟海则也视作书生，1935年10月28日日记中载：“……夜，孟海来访，出示回风堂诗稿样本（编者注：即陈、沙的师长冯君木诗文集），肖山朱氏别宥堂所刻也，孟海居京稍久，世事愈谙习而不减书生本色……九时，季鸾来谈外交及华北事，约两小时客去即就寝”。邵元冲是陈布雷浙高同学，又是同事，1936年4月21日日记有记：“……午后无事阅元冲所编民族正气文钞，所收集者自李纲、岳飞、文天祥、王炎午、郑思肖、俞大猷、戚继光、史可法、张煌言至清末民国先烈之文字五十四首，均至性磅礴之文字，并引洪士升语、序书首曰‘宇宙之所以撑持者士气，鼓士气以文章’，其用意可概见也……”5月24日日记中又摘下：“……报上有论因循为烦累之原者，深中予病，前人所谓‘事到手且莫急，便要缓缓想，想得时，切莫缓，便要急急行’，以及陶诗所谓‘身靡余暇，心有长闲’，皆是为余之座右铭也”。1936年1月30日日记又记有：“……阅黄山谷别集八卷，其书简，最可诵摘记数语如下：‘法不孤起，仗景方生，要须俟他日得一披拂，乃可下笔’，‘克勤小物，以道为准，以待浮云之去来，’‘鼓钟于宫。声闻于外，夫忠信孝友之实，孰能掩之，’‘浮图书云，无有一善从懒惰懈怠中得来，无有一法从骄慢自恣中得来’，‘凡书字偏检印不减字，所谓失一点如美人眇一目，失一戈如壮士之断臂，’‘人之常病有十种：（一）喜论人之过。（二）不自讼其过，（三）嫉人贤已，（四）见贤不思齐，（五）有过不改而必久，（六）不称事而增语，（七）与人计较曲直，（八）喜窥人之私，（九）乐与不肖者游，（十）好友其所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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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心系灾民与自省（2）

陈布雷不仅关心灾情，所以自责自省，对儿童教育也颇关心，令人十分奇怪的是，资源委员会居然编高小课文，尤令人奇者，日理万机之陈布雷居然也会审阅所编高小课本，且看1935年8月11日之日记载：“……审阅资源委员会所编之小学后两年用实验国语教科书共四册、一百五十一课，其分配比例大致：一、记叙文占百分之五十五，说明及应用文占百分之二十五，抒情文及诗歌等占百分之二十，以内容言，关于历史人物传记等约二十篇，地理知识与游记等二十五课，故事寓言等卅课，科学者传记六课，革命史料及三民主义等十四课，看阅一遍，觉编制颇具苦心，但嫌课文太高深冗长又文学的意味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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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布雷之亲情与乡情（1）

陈布雷对兄弟、子女、故乡有深切之感情，他在日记中经常提到的当然是他的妻子王允默，还有儿女，而兄弟之中，对大哥屺怀和四弟训慈更是书信往返，并探讨文史等事。1935年8月因陈布雷父陈依仁七十冥寿，请假返乡一行，游母校，拜祖墓，算是他忙里偷闲中大事，他的心情也特别愉快。

他是8月22日“偕允默赴轮埠搭‘新江天’归甬的，次行携子女们、甥女于五时上船……”，8月23日“六时四十分起，今日为先父七十诞日，在家设奠。七时，船抵宁波，即与允默及次行父女至车站，附甬曹车归家，褚站长登车晤谈，以茶点相饷，旋随车记者翁某上车访问，八时余，车开抵慈溪站，养生及桂贞（正谊）亲自上车，盖两君已闻先父今日冥寿，同赴余家也，抵叶（家）站，即乘舆归，望见家山，喜极欲涕，日前抵九江舟次，楚伧戏改少陵诗谓予君此时心绪可以两语代表之‘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庐山向越山’是也，久别归来，确有如此喜心翻侧之情况。十时二十分到家，尊亲族党毕集，大舅父、二舅母、玖表叔及慎三丈等均已先到我家，五妹携儿女三人先前来，殷勤周至，孝思不匮，予对之滋愧矣，大嫂病稍愈，大嫂亦较前衰老，相见欢然，纷纷询予旅中情况，几乎应接不暇，夜与家人亲人闲谈，至十一时就寝。”8月24日记“……（下午）四时携甥男女三人往谒父墓并至应家岙谒祖父之墓……”8月25日日记“……启林兄来谈良久……询以本村水利情形，颇思发起修掘河道，但启兄谓非三千金不办，若全浦修掘则非万金不可云。十时偕大哥启兄挈二甥女赴枫阡（即土名‘大枫树下’）视大哥新成之寿藏，碑文大书陈伯子玄婴先生千秋之域，大哥所自书，而以夷谷之名题之，其旁为玉藏、玉晖埋骨处也，归家与舅母等谈家常……午后五时许，乘舆进城，访外舅，越鸡鸣岭，过皇封桥妙山桥，不走此路十余年矣，少时情景历历涌现于心头，至朱公（贵）祠前小憩，夕阳已下，苍茫暮色，凭吊久之，到外家已七时许，外伯舅及谦夫清奇两君均先至，相待入谒外姑，衰老似甚于去年……”8月26日日记中记：“……八时赴北门外慈溪县中参加开学礼，应谦夫先生之约也，万斯出而招待，晤季调先生不见十余年矣，为诸生讲演一小时，述慈湖旧时历史及学风，惜听者年太幼，恐不能完全领悟，退就谦公室内小坐，忽门者报有客相访，则董氏表姊……十一时，允默自官桥来，外舅姑于午间治馔饷余等，欢然聚饮为尽三怀，二时至车站，乘车赴甬……至新江天轮埠……4时30分舟启碇始别……”

陈琏（右）与姐姐陈琇陈布雷这次返故乡，自8月22日下午乘“新江天”轮到甬，到26日下午离甬，在家乡和慈城逗留时间十足只有3天半，他是8月27日上午7时到上海的，马上“接蒋先生‘敬’电，为代印日记事并促余提早回川……午后又接蒋先生‘宥’电，促余即入京与天放、季陶诸先生商宪法事毕后，再赴川……”蒋介石立即来催他了。可是陈布雷又承蒋之命“去”江海关八楼访宋子文先生有所晤商，陈布雷在上海又至福源钱庄“访润卿”就是陈布雷的同乡秦润卿，钱庄业领袖；又到了杭州，8月31日在火车上“阅浙高同学回忆录。追想童年在学情景，殊觉津津有味……二时卅分抵杭州站……与望弟（注：即翁祖望陈之五妹婿），归小莲庄，泉、皋二几均在寓，乐（儿）跳跃如昔……细、怜两儿及九妹均已归，四弟偕洁非来访……”7月1日日记中又记下了“……一小时后亲友络绎来访者”几乎有二三十人，“一时十五分始进午餐，大侄三侄均来谈，七弟亦来谈关于战史初稿（注：即陈屺怀所撰《国民革命军战史》）印行事，交三侄与大哥接洽，午餐后，允默自沪来，客来愈多……”差不多浙高时老同学都来了，陈布雷心情颇好，记下：“……尤使予惊喜者则休宁汪德光（达人）君适有事在杭到寓相访，汪君为在浙高校时最负盛名之同学，不相见者三十年矣，面目无改，仅微秃……”老同学相约至楼外楼晚餐，“十时偕诸君步行归寓，谈至十一时卅分始别。”总之，陈布雷近半月内，从返乡到杭州，与乡亲、兄弟子女、老同学相叙，心情宽松，如“与允默携乐儿至湖滨闲步”9月5日日记中记：“……致外舅一函，附去乐儿所书一短信，藉博老人一笑，此次在慈溪，外舅屡言尔之子女均已成人，且好学知理，老怀最为欣慰，此语言之再三，予殊愿泉儿等能不负外祖父望也……”陈布雷这次赴杭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与浙报社长胡健中相晤，听胡健中访日归来之感想，9月6日日记中记：“……午后电峨眉委员长告明日由杭赴京……二时卅分健中来谈三月间游历日本之情形，谓举国备战，岌岌若不可终日，都市繁荣与农村渔村之困疲均达极点，今后日本之归趋如何，殊堪注意也。”

陈布雷之亲情与乡情（2）

陈布雷虽然很忙，但是忙里偷闲，对子女还是很关切的，如1936年1月18日，陈布雷在杭州养病，记：“……偕允默、怜儿、积皑出外散步，到苏堤眺望金沙港，残雪披之，景极幽美，花港观鱼处有电影演员一队拍摄外景，雇一船作敲冰之戏，间有一二人携碎冰向凝冰之湖面抛掷之，冰随碎随溜，有能溜至五六丈以外者，戛然作金声，极可听，至净慈寺附近，觉腿倦，即雇车归寓，已十二时卅分矣……午时，蒋先生自南京来，参加航校检阅，四时往澄庐行辕谒见，承慰问周至，嘱再休养若干日，必俟病愈回京，蒋夫人赠余药一盒，旋即辞出……”

当时，陈怜（琏）在杭州念高中，而其姐细儿（）在作教师，陈布雷在1936年9月8日日记有记载：“晨五时卅分醒，六时起，作家书数缄，致四弟及细儿、阿乐等，致细儿一函较长，以其初作教师感觉新环境之不惯，故为之解释并告以补救之方法……”

最为一时之盛的是1936年10月14日，陈布雷在杭州的全家（包括同大哥陈屺怀、四弟陈训慈三家及下一代）40余人的合影，该合影由陈屺怀孙女陈明楞老太太（已85岁）保存，证实，1936年10月14日陈布雷日记中所记无误：“八时卅分，旭东来访，九时到招贤祠，祭奠先母七十（冥）寿辰，友人来祝者有绍棣……诸君，十时慕尹、孝先、荻浪同来祝……教厅同事到者亦甚多，午后周企虞、冯季铭、宣跌吾三君先后来，四时集合孟仲季三家老幼合摄一影，圻兄、望弟、产弟等亦均参加，约四五十人，圻兄谓克介公以下男女丁巳一百人以上矣，五时回新新旅馆……旋五妹、八妹、四弟妇、六弟妇及诸侄甥女等均来，在新新旅馆聚餐，均以如此团聚为难得之盛会也，晚餐后……与圻兄（陈布雷三姐夫陆思圻）长谈久之，颇以家人散处各地，一旦对外有事，不易处置，又不能事先准备，引为忧叹，十二时卅分寝。”

10月15日，陈布雷日记中记：“八时卅分往九莲村见委员长，报告由京来杭之情形，九时回新新旅社，贞柯等均来寓，家人八妹等亦来拟相约出游，适接委员长电话乃令彼等自往，余不同行。十时，偕委员长巡行湖堤，在里湖雇舟至湖心亭、三潭印月等处，至中山公园前登岸，进园略一游览遂回，午后……四时十五分到九莲村委员长命同往浙大视察……五时出，再至湖滨到孤山游览，旋至平湖秋月，周市长企虞来迎，泛舟至苏堤春晓处登岸，时已六时卅分……七时至九茅巷四弟家，家人均集，晚餐毕已十时，四弟、六弟复同来新新旅馆，谈至十一时卅分始别去，十二时寝。”

陈布雷家人兄弟难得团聚，可是这位委员长还是要他同车陪去。不久，就发生了西安事变。

两广事变：《报国与思亲》（1）

1935年11月1日，亲日派首领汪精卫被爱国志士孙凤鸣刺伤1935年11月，南京召开了国民党六中全会，会上出现了汪精卫遇刺受伤事件。这件事倒并非是蒋介石授意搞的，可是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大吵大闹，陈布雷看了很心痛。汪、蒋之间矛盾由来已久，陈布雷对汪精卫的文章、口才是敬慕的，可是对其为人却有微词。11月12日，国民党的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林森致开幕词，也是由陈布雷起草的。大会开了10天。蒋介石作了一个外交报告，提出了“和平未至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最后牺牲之决心为和平作最大之努力。”这个报告实质上还要妥协，全国舆论不佳；只有日本人知道了蒋介石仍是继续执行其“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更是大胆侵略。“五大”的宣言是戴季陶草拟要点，由陈布雷缀成文，修改了3次，费了20个钟头，陈布雷忙得不亦乐乎，身体疲惫已极。蒋介石这次又被政敌们整了一下，“五大”选了胡汉民为中常委主席，汪精卫为中政委主席，蒋介石只任两会副主席，但兼了行政院长。老改组派顾孟余当了中政会秘书长（汪精卫当然要他自己一派人当幕僚长），陈布雷是中政会副秘书长兼侍从室二处主任。陈布雷这时身心交瘁，旧病复发。

大会毕后，陈布雷以“体力心力交疲，兼以党政机关改组以后，人事接洽，甚感纷纭，一部分同志，不明蒋公意志，动辄以安置亲厚为先，而不计办事之效率。中政会下设各专门委员会，尤为不易安排。积劳之余，加以烦闷，几乎神经错乱，遇事焦躁不能自抑，客座中常出言不逊，事后追悔，旋又犯之。延医诊视，授剂服药亦无效力……”上书蒋介石请病假。

蒋介石批准请假一月，陈布雷也就于12月中旬由京回沪转杭州养病。一直到1936年2月，才回南京销假。

蒋介石兼行政院长后，任命亲日派张群为外交部长与日本周旋。在内政上，差不多每一周都要在官邸召集党务谈话会，各部、会长官谈话会，还有特种党务人员汇报。蒋介石忙，陈布雷当然也要跟着忙。6月间，广东的陈济棠和广西的李宗仁、白崇禧联合反蒋，蒋介石真是气得不得了，他一面派陈诚、罗卓英率30万大军由江西入广东；一面又使用反间计，拉余汉谋反叛陈济棠；戴笠、郑介民还收买了陈济棠的全部空军驾机到南昌投蒋。两广起事不到一个半月即告失败，陈济棠逃到香港。蒋介石带着侍从室人员到广州去亲自指挥对桂系的战事，陈布雷也随从前去。

蒋介石一面命令陈诚进军高要，一面改派李宗仁为军委常委，白崇禧为浙省主席，重用黄绍竑为广西绥署主任，李品仙副之。但李、白发电报来说原就广西绥署主任，不愿离桂，蒋介石几次去电劝导，李、白终不同意。最后，蒋介石亲自飞到桂林“安抚”白崇禧，分化瓦解，李宗仁只好派人到广州表示俯就。

这时，蒋介石移住到黄埔军校，住在校长室旧房子内；钱大钧与端纳居楼上，陈布雷居楼下东边二室。两广事息，蒋介石心情愉快，晚饭后邀陈布雷一起散步，深有感触地说：

“昔年在此一小岛练兵，而得统一中国，将来本此精神，与日本抗战到底，我相信亦可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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