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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8部分（第1页）

9月11日，卡斯特罗十分高兴自己当了爸爸，米尔塔为他生下了第一个儿子，对他来说这真是个喜庆的日子。于是，他给儿子取名为：菲德尔·卡斯特罗·迪亚斯—巴拉特。

这时候，卡斯特罗的弟弟劳尔也进入了哈瓦那大学上学，并同他住在一起。然而，在他影响下，劳尔很快对政治产生了兴趣，并狂热投身于政治运动。正如利昂内尔·索托对此回忆说：“他很快地、自然地倾向了社会主义，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我个人认为他踏上了与哥哥的历程微妙平行的道路……”

然而，卡斯特罗又将面临新的威胁和危险。

当有水准的律师（1）

1949年11月间，由于大学生联合会支持左派，并参与了反政府的政治运动，于是政府决定肢解###，强行要求解散。因此，迫于压力，大学生理事会强行下令解散了###。

1950年4月，数百名学生参加了反对解散大学生联合会的会议。会后愤怒的学生们聚集在原大学生联合会办公楼前表示强烈抗议，他们捣毁了办公用具，并与校警发生冲突。在这次事件中，由于利昂内尔·索托被指控为冒犯校警，将被驱出学校。卡斯特罗得知此事后，随即来到校长办公室找因克兰校长交涉。他据理力争，说：“如果你们驱逐利昂内尔·索托，对我也应这样。另外，你们也应把所有正直的人都驱逐出学校。”因为他的抗争，学校没有驱逐利昂内尔·索托。

然而，新的危险正悄悄包围着卡斯特罗，因为全国身份鉴定办公室已经将他的政治活动在警察局立案，他随时面临被捕的危险。另外，这时候他还面临着在哈瓦那大学毕业。

卡斯特罗为了获取法律学士证书，必须要写一篇专题毕业论文。他选择的题目是：国际私法和对比法规中的汇票。该论文顺利通过了审议团审议，并给予充分的肯定。

1950年9月底，卡斯特罗从哈瓦那大学获得了法学博士、管理法和外交法的硕士学位。如果他要拿到法学博士后证书、社会学学士和政治经济学的奖学金，他只须再完成几门课程就能取得。然而，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他必须开始替人打官司挣钱，这样他无法完成学业。在学位授予典礼结束后，他便与朋友豪尔赫、拉斐尔商定，决定开办律师事务所。随后，他们在老哈瓦那港口附近的特哈迪略街57号租下一套房子，将律师事务所设在了这里。办公室里摆放着书架、书箱、打字机、一张藤沙发等，另外还有一摞印有公司名称和地址的信封。据当时的看门人回忆说：“我们赊购了一台二手打字机……10月份，我们的‘阿斯皮亚索·卡斯特罗·雷森德律师事务所’开张，服务内容：民事、刑法、社会事务……”

然而，在律师事务所开业不久，卡斯特罗就卷入了反对###长的学生运动中。哈瓦那市的中学举行了总罢课，于是军队占领了学校。在这种情况下，卡斯特罗积极组织声援学生运动，同时他还以###代表的身份，与恩里克·贝纳维德斯一同前往中部省的西恩富戈斯市，组织那里的学生声援首都的学生运动。但是，他在与警察发生冲突时，被警察强行逮捕。这时，学生和工人们与警察发生了暴力冲突。

在这次反对###长决议的运动中，被警察抓捕的人员，据当地电台广播公布：“投入圣克拉拉监狱的大学生联合会的领导人有：菲德尔·卡斯特罗，24岁，住哈瓦那贝达多第三街，街角二号，社会科学学生联合会主席；恩里克·贝纳维德斯·桑托斯，26岁……他们来参加有组织的抗议部长决议的活动……”这时，示威群众来到监狱门口，强烈要求警察释放卡斯特罗等人。

第二天一大清早，突然有四个满脸冷酷的警察来到卡斯特罗和恩里克的牢房，不由分说给他们戴上手铐，然后秘密带上一辆汽车，由另一辆载有数名警察的汽车押送。这时汽车朝一个不知名的方向驶去，于是卡斯特罗心里充满了一种不祥的预感。押送他们的汽车行驶20多分钟后，在一个四面有山丘的旷野停下来。随后，卡斯特罗和恩里克被警察推下汽车，接着对他们拳打脚踢，他们与之抗挣着。他们已经清楚地意识到，警察要秘密处决他俩。就在这万分危急时刻，众议院议长驱车赶来救下了他们。据他们日后回忆当时危险的情形时说：“一辆轿车忽闪着前灯停在一旁，从里面下来一位先生问道：‘要把青年们怎么样？……’是众议院议长……”

这是卡斯特罗第一次直接面对死亡的威胁，也是从最危险的死亡面前生还。此情此景，使他终生难以忘怀。

卡斯特罗获救后，回到哈瓦那，立即发表了致西恩富戈斯市的公开信。他在信中愤怒地写道：“他们就是那些既不遵守公共秩序，也不遵守私人法则，既不尊重法令也不尊重感情的人，就是那些违反宪法的人……那个头目，他根本不配古巴军人的称号，他有何理由蛮横地、怯懦地称我们为外地人，给我们戴上手铐？难道可以原谅他们对宪法条款的无知吗？根据这些条款，全体古巴人都可以进入和留在国家的领土上，可以离开它，可以从一地迁移到另一地和改变住址，而这一切无需经过特许或任何其他类似的批准。”

卡斯特罗的致西恩富戈斯市的公开信发表后，在社会引起了较大反响。这之后，在哈瓦那大学礼堂举行纪念在1871年11月27日牺牲的学生活动，卡斯特罗作为大学生联合会代表出席这次纪念活动，这也是他在大学生联合会出席的最后一次活动，因为他就要离开大学生联合会，开始律师的职业生涯。这时，有一家杂志社却载文说他企图控制大学生联合会，其中写道：“……现在，他在社会科学院注册，梦想控制大学生联合会主席。”

卡斯特罗读到这篇攻击他的文章后，立即致函这家杂志社，进行了有力反驳，他写道：“我刚刚结束了我在大学的学习……经过五年的学术生活，我没有失掉任何一门课程，也从未中断任何课程，我可以骄傲地出示我的履历，捍卫我当之无愧的荣誉。尊敬的教授们可以对此进行完美的证明；对他们不可进行草率疏忽的怀疑，而我的考试成绩不止一次得到他们的诚挚嘉许……”由此可见，他对自己作了公正的评价。与此同时，另一家杂志却对他作出了很高的评价，其中这样说：菲德尔·卡斯特罗作为大学生领袖和正统的古巴人民党全国委员会委员，是古巴青年委员会和平宣言的签署者之一。不过，这时候的卡斯特罗正在逐渐成为一个职业革命家。

当有水准的律师（2）

卡斯特罗除了组织和推动反腐败、反对社会黑暗的政治运动外，将大量的精力投入到了律师事务的活动中，他要求自己做一个尽责的好律师，尽可能帮助那些弱势的群众打赢官司。在这期间，他还加入了古巴律师团，这样能使他更好地开展律师工作。他做律师的原则是：无意帮助富人打官司，主要是帮助贫穷的民众打官司。在从事律师工作以来的这段时间里，他为平民百姓打赢了两场官司，即三个小商贩和一个寡妇的官司，前者是因为要被赶出“唯一市场”，后者是因为理发店的继承权问题。打赢这两场官司后，使他成了很有名望的律师，有良知的律师。他在打赢官司的时候，一般不收荣誉金。另外，他对自己所接受的案件高度负责任，正如他于11月23日致寡妇卢西拉·米拉内斯的信中写道：“尊敬的卢西拉：……我认为，夫人现在不应派任何人去理发店。案件进行顺利，需避免麻烦……您的利益得到完全的保护，因为这利益是我的，也是大家的……顺致崇高敬意。愿为您效劳的菲德尔·卡斯特罗。”另外，他还接受了甘塞多木材股份公司的案件。

就在这时候，即1950年12月初，在这个不平静的冬天里，卡斯特罗和恩里克·贝纳维德斯突然收到了来自西恩富戈斯市法院的传讯，理由是因为他们蔑视该市的领导。接到传票后的贝纳维德斯认为这场官司肯定会输，因为判决是被操纵的，而他们在政府中毫无影响。卡斯特罗则对他说：“完全按我的教导去做”。

然而，卡斯特罗涉足律师工作毕竟不长，可以说还是个没有什么经验的新手，因此不能同时为他们两人进行辩护。他在认真分析情况后，决定找老朋友有名望的律师贝尼托·贝萨达出面为贝纳维德斯辩护，而自己将为自己进行辩护。

第二天一大清早，卡斯特罗与贝纳维德斯坐上开往圣克拉拉市的火车，积极为即将开庭的官司作准备。卡斯特罗一路上认真阅读马蒂的文章和法国作家埃米尔·左拉的《我控诉》，尤其是《我控诉》这部书他反复读了几遍。当他们首先在圣克拉拉找到律师贝尼托，并说明来意时，贝尼托毫不犹豫地答应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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