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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1部分（第1页）

又对编辑们认真地解释了一番，每个编辑每个月损失2000左右，心里肯定很痛苦，但除了接受，也没有别的办法。编辑们的士气更低了，对公司和熊的不满也更深了。

在一次专门的小型会议上，财务部制定的新标准摆到了猩猩和猴子的面前：稿费分三六九等，最低千字20元，最高千字100元。而三六九等的划分办法，让猴子看了几乎当场吐血晕倒。

比如说，财务部提出，有些文章写的是“历史上的事”，不完全是作者创作的，所以稿费应该减半。这指的是一位作家应猴子之约，写了一篇关于萨特与波伏娃情爱关系的随笔。作家文笔非常精彩，有评有议，文章引人深思。猴子对这样的文章以“历史上的事”为由减半的理由哭笑不得，按这一说法，连余秋雨写的那些历史散文，稿费也都应该减半了。

究其原因，是因为财务部的人完全不懂文化，毫无常识。猴子在会上据理力争，保住了这些“历史上的事”不会被稿酬减半。

新标准还规定，执行主编不能再拿稿费。这主要是针对猴子自己每期写的卷首语。卷首语虽然只有千把字，但确实是猴子心血的结晶。猴子争辩说，所有媒体中，主编写卷首语都是要付稿费的。熊当时反驳：那要看主编拿了多少工资，拿了巨额工资，还拿什么稿费？猴子这才知道，自己的7000元月薪在熊的眼里，是巨额的。

猴子只能接受，但心里非常不痛快。不仅仅是因为钱，而是觉得自己的劳动不被尊重，感到非常气恼。

新标准还规定，编辑部主任，即斑马，写的文章稿费减半。斑马颇乖巧，没有提出任何异议，还一个劲儿地说“我无所谓”。

几天后，在公司的一次全体会议上，熊拍着桌子大叫着：“还想要那么高的稿费？如果我按那个标准发给你们稿费，你们拿了钱，还要在背后骂我是猪！骂我是猪！！”

熊这样叫的时候，手指着自己的鼻子，情绪激动。

每次开会，办公室主任都会在一旁做详细的纪录。这天，猴子正巧坐在办公室主任旁边，他眼角一扫，正好看到办公室主任在精美的笔记本上写道：“……你们拿了钱，还要在背后骂我是猪！骂我是猪！！”

。。

扣稿酬惹争端，猩再告状大象（2）

猴子万分困惑，不明白这句话为什么会被记下来。

那次会议正好是新年后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会议之后，斑马也在办公室里抱怨：“在我们广州，新年的第一次见面老板是要给大家发红包的，你们这里可好，见面先骂人。”

值得一提的是，《Ａ》刊编辑们的工资水平，即使在下调之后，与公司其他部门相比还是比较高的，特别是猴子的每月7000元，在公司里仍然是许多人议论的话题。发工资那天，各部门到财务室领钱，其他媒体的编辑看到《Ａ》刊编辑领着4000元左右，就会惊羡地说：“你们的工资这么高呀！”

再加上《Ａ》刊是全公司惟一不坐班的部门，所以，公司里很快滋生了一种针对这个部门员工的对抗情绪。

猴子后来分析说，从管理学的角度来看，同一公司内部不同部门间的工资差异，特别是当这些部门对公司的贡献相等或相似时，是一种危险性极大的隐患……

熊还曾对《Ａ》刊编辑部的人不坐班多次提出过异议，但是，一切由猩猩顶着，所以，没人能够改变既有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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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从张居正的管理理论说起

心理学专业　　齐亮

我记得《明史？张居正传》中有这样几句形容张居正的话：“尊主权，课吏职，信赏罚，一号令。”张居正应当说是一位管理的天才，他是整个大明帝国历史上惟一一个有希望扭转乾坤的人。而对他的这几句评语，则明显地反映出他先进的管理思想，这种思想对大到一个国家，小到一个杂志社，都是适用的。可是我发现，《Ａ》刊杂志社几乎完全违背了上面那句话的含义，所以我一直认为，《Ａ》刊是必亡无疑的。

首先来说“尊主权”。所谓“尊主权”，说的是如何做好一个下属的问题。作为一个下属，必须对领导保持应有的尊重和服从。毕竟，一个组织机构要正常运转，就必须上下一致，同心合力。如果下属对领导只是敷衍了事，甚至完全不拿领导当回事，领导和下属各行其是，那么这个机构是绝不可能得到好的发展的。当然，尊主权的另一个前提就是要有一个会做领导的人。就《Ａ》杂志社的领导来说，这一点做得是很差的。我觉得整个杂志社，没有几个人懂得如何做领导，也没几个人懂得如何做下属。比如说猩猩，作为一个领导，他没有保持一个领导应有的威严，或者说是和下属的距离感。像开车送下属回家这种事，偶尔为之是可以增加人情味，加强沟通的，但如果经常如此，就会失去在下属心中的权威感，因为这本是一个司机该做的事而不是一个领导该做的。猩猩本身不会当领导，他也不是一个好下属。比如说他打电话向大象告熊的状，这就很明显地说明他不知道一个下属应该对自己的上司抱有几分尊敬。再比如说，猴子一方面看熊不顺眼，不拿他当回事；另一方面，他又不想让斑马对自己太过随意，不够尊重。再比方说，那个打电话时总是说“我们这那个猴子”的驴，就更是不懂得“尊主权”了。所以说，一群不知道怎么当领导的领导，和一群不知道怎么当下属的下属凑在一起，结果是可想而知的。

再来说“课吏职”的问题。这一点上，我觉得《Ａ》刊的员工做得还是不错的，毕竟没有听说《Ａ》刊有人没有按时完成工作，或者领导对下属的工作抓得不严之类，而且《Ａ》刊的杂志做得也还不错。那么，为什么在一个领导层这么差劲的组织机构中，其工作任务还是能够比较好地完成呢？大概只能解释为：做这份杂志，的确是这些人共同的期望。其实我认为，如果《Ａ》刊的人能够很好地利用这一点——大家都是为了做这份杂志来的，大家都有着共同的愿望——那么《Ａ》刊就可能走得更远一些。但遗憾的是，这惟一的共同点，也因为办刊理念的不同，而最终失去了它把这些人联系在一起的力量。

再来说说“信赏罚”。关于这一点，我所了解的信息不是很多，但从一个事件中可以看出一点端倪，就是“稿酬事件”。在这次事件中，熊利用大象的力量，把原本定好的稿费降低——其实熊的出发点也是好的，就是节约成本。但熊忽视了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诚信。做人也好，办杂志也罢，倘若没有诚信，没有信誉，那么一方面你会伤害和你合作的人，就《Ａ》刊来说就是它的撰稿人，如果我是《Ａ》刊的撰稿人，对于这种杂志，我还愿意给他投稿吗？另一方面，对你自己也不见得是什么好事。如果我是《Ａ》刊的员工，对于一个如此不讲信誉的机构，我还呆得下去吗？我还想呆下去吗？熊一时的“节约”，最终导致的却是内外交困。

最后再说说《Ａ》刊最最糟糕的地方。向来成功的企业或是其他组织机构，其要诀之一必然是统一的领导，即所谓“一号令”。“一号令”，一方面是统一的领导，统一指挥；另一方面则是指政策方针的一贯性。在这方面，《Ａ》刊简直糟得一塌糊涂。大象是总公司经理，但又时常插手杂志的事宜；北京公司最高领导是熊，但真正负责办杂志的却是猩猩；猩猩有了问题不向熊说，而是直接打电话给大象；猴子是熊的下属，但对熊并不感冒，几乎是只接受猩猩的领导；熊有了意见也是直接向大象反映，大象就在他和猩猩之间和稀泥；熊感到自己实际上被架空了，于是就用发红头文件的办法来满足自己作为总经理的心理需要，但是他又经常“朝令中午改”……所有这一切造成的后果就是这个杂志社人事关系的复杂和混乱，而人事关系的复杂和混乱是无论如何不可能促进杂志社的发展的，所以说，《Ａ》刊是无论如何不可能再生存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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