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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5部分（第1页）

医院里死亡的。整个事情就是打架，一个人被打伤（他强调只有一个，而不是网上说的两个），是刑事案件，目前凶手还未抓获，要等待公安部门破案之后才能提供更多的消息。

大同市新闻中心谷盛民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也表示，绝对没有发生过打死记者的案子，这只是一起普通的案件，目前公安机关正在侦破之中，等凶手被抓获之后自然就会真相大白。

“知情人”称因敲诈被打

该起事件发生后并没有媒体进行报道，令人感到奇怪。据山西某报社的记者称，确实有这么回事，因为还没弄清楚到底他是去采访还是去敲诈矿主，所以就没有报道。天涯网友“QingYangAngela”以知情人的身份说，“据我所知，那个所谓的记者根本就不是记者，他们去采访也不是为了曝光的，他们的目的是敲诈！因为后来为了钱的事情谈不拢，才打起来。所以当时他们被打伤后根本不敢报案，只是自己去了医院。结果第二天死了一个人，只好报了案。后来他们单位的领导也没办法，因为根本不是单位派他们去的。”

“现在有很多假记者甚至真记者都会没事就去大同的煤矿敲诈，据说已经成为一个行业了。记得去年5月18号晚上的大同市左云矿难，当时矿主花掉200多万打发很早听到消息的一些所谓的记者。后来经调查，大部分都是假记者。”

本报记者拨打死者生前使用过的三个手机号，其中一个有人接了。接电话者自称是死者姐夫，对方表示这个事情现在还不便于说，具体的事情要问警方。

案发后大同开始“打假”

该起事件发生后不久，1月12日，大同市发布了《大同市打击假报假刊假记者专项行动通告》，通告称，“凡未经国家批准的出版单位在社会上公开发行的报纸、期刊均为假报假刊；凡不持有新闻出版总署核发的《新闻记者证》，从事采访活动的人员均为假记者。假记者的新闻采访系非法活动，被采访对象有权拒绝。”

其行动重点是：“以采访名义拉广告、搞经营、搞创收的行为；以宣传报道为名义收取版面费、搞有偿新闻的行为；以批评报道相要挟进行新闻敲诈，索要钱财，收取有价证券、信用卡等行为；以设立新闻分支机构为名收取承包费、挂名费、好处费等行为；以招聘采编人员为名，收取报名费、办证费等；内部资料性出版物从事采访、征订发行活动等。对《新闻记者证》持有者充当假记者后盾的，一经查实严肃处理。”

看完后，杨建明久久地坐在那里，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是害怕？是悲悯？是同情？是庆幸？还是兔死狐悲？……都不是。杨建明此时的感觉只有一种，那就是极度的疲惫和厌倦。对于兰成长的这次死亡采访，杨建明倾向于那个网友的说法，他们是去弄钱的，至于是因为价钱没谈拢，还是一开始就发生冲突就不得而知了。杨建明又随手点开了几个网页，发现这样一种说法也很流行：说矿主有一个朋友知道记者圈里的一些事，兰成长他们去采访时，矿主向他请教该怎么办，那人说看他们的记者证，有新闻出版总署印章的是真记者，给他们两个钱打发走了事，如果没有，就是假的，不用理他们，矿主便让在场的手下验证，一看兰及同伴的证件上都没有新闻出版总署的印章，便认定兰成长一伙人是假记者，于是大打出手。

杨建明正在那里胡思乱想，尹桂生的电话又打了进来：“杨哥，看没看？”杨建明说：“正看着呢！”尹桂生说：“我想那个兰成长应该和咱们一样，也是他们领导弄钱的工具，只不过他运气比较坏，把命都搭上了。”杨建明深有同感，说：“我还好，有正规的新闻记者证，你以后下去可要加小心了，不行就撤，千万别把人家给惹急了。另外，对于煤矿、黑工厂这样危险系数比较高的地方，你最好别去。”尹桂生说：“杨哥，谢谢你的关心！我现在担心的是你，因为我年后可能就不在记者站干了。”杨建*里一颤，问：“去哪？找好地方了吗？”尹桂生说：“以前我妈在时，我只能呆在这里，现在我妈不在了，天南海北的，我想去哪就去哪。我已经和广州一家知名的杂志社接触了几回，他们有意让我去做编辑，待遇什么的都很不错。”杨建明由衷地说：“那我得祝贺你了！等我闲下来，咱俩好好喝两盅！”尹桂生谢了两句，忽然话锋一转，说：“杨哥，我说两句话你别生气。”杨建明一愣，说：“桂生，咱俩谁跟谁呀？有话你就直说。”尹桂生说：“我看得出来，你和我们程站长表面上是好朋友，但因为郭丽的事，实际上你可能对他心存怨恨。你介绍我去他那里工作，当然是为我好，但同时，你是不是也希望我能帮上你点什么？直说了吧，杨哥，我这条命可以说是你给的，如果你有什么想法，就跟我说，程站长现在对我很信任，一些场合都带我去，我会找到机会的，过了年，我离开了，想帮也帮不上了。”

杨建明不禁慨叹尹桂生冰雪聪明，脑海里又一下子闪现出以前出现过无数次的场景：在一豪华包房内，程维和一个模糊不清的人坐在餐桌旁，两人聊了几句后，那人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信封递给程维，程维伸手接过来，还没来得及放到自己包里，门忽然被踹开了，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闯了进来，随后，锃亮的手铐戴到了程维的手上……见杨建明沉吟不语，尹桂生接着说：“杨哥，依我看，冤家宜解不宜结，毕竟都是过去的事了，你和郭丽也分手了，没必要把事情做绝……”杨建明一下子烦躁起来，粗暴地打断尹桂生说：“你要是觉得不忍心，可以不做！”说完狠狠地掐断了电话。过了一会，尹桂生的短信来了：既然这样，杨哥你放心，我会找到机会的。

杨建明一时心乱如麻，郑长征的电话又打了进来，问杨建明看没看网上关于兰成长事件的报道，杨建明说看了，郑长征说：“建明，你虽然有正规的新闻记者证，但也要小心，还是那句话，能行就行，不行就撤，千万不要霸王硬上弓！我这边倒没什么，大不了这个记者站不干了，你要是出了什么事，我会愧疚一辈子的。”杨建*里一热，说：“领导放心，我会保护好自己的。”顿了顿，杨建明又说：“现在网上的说法挺多，有说兰成长是正常采访死亡的，也有说他是在敲诈勒索时钱没谈好被打死的，有说兰成长是记者的，也有说不是的，我都给弄糊涂了。”郑长征说：“山西那边肯定倾向于兰成长是假记者，是在敲诈勒索时被打死的，这样舆论对他们有利。不过最终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定论，谁也说不清。这里面贸易报总社那边的态度也很重要。如果总社那边和山西站的站长一样怕担责任，就可以放手不管，结果就会是兰成长是假记者，是在敲诈勒索时被打死的；如果总社承认兰成长是报社聘用的记者，认定他是在正常采访时被打致死的，就会全力为其维权，结果可能就会是另外一个样子。”“那你认为报社那边会是什么样的态度呢？”杨建明接着问。郑长征想了想说：“说不准。不过从网上现有的消息看，他们为兰成长维权的可能性大。这里面也有一个报社的面子问题。你想啊，作为一个央级媒体，你聘用的人出了事，你像老鼠一样躲着不敢见人，甚至连一句话都不敢说，那这个报社的员工会怎么看自己的领导？下面的记者站怎么看总社？别的媒体及社会各界又会怎么评论这个报社？因此只要警方无法认定兰成长实施了敲诈，报社那边肯定会为兰成长维权。这也涉及到报社的声誉问题。”杨建明说：“我看网上关于这个案子的贴子很多，说明已经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反响，看来官方一定会尽快给老百姓一个说法的。”郑长征说：“这个案子，如果惊动了高层，就会成为一个典型，那定论就不好说了。”

放下电话，杨建明脑子里一片空白，做什么都提不起精神来，也没有心思，呆呆地坐了一会，杨建明点击鼠标，把这些年自己写的文章及发表的报刊列了一个明细，开始制作简历，准备明天寄给省内的几家报刊，应聘编辑。对武汉那家杂志社，杨建明是最中意的，但苏嫣在清江，如果自己去了武汉，那苏嫣怎么办？还是在省内找家杂志社做编辑比较客观一些。做完这一切，杨建明的心一下子平静下来，看了一会《申论》，又操起鼠标，写那篇没有写完的情感故事。

第三十九章：免费旅游

第三十九章：免费旅游

新闻职业道德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17至18世纪，随着西方产业革命的发展，新闻传播活动范围不断扩大，随之也出现了编造假消息、肆意诽谤、抄袭剽窃等不良现象。于是一些新闻机构和新闻团体分别制订《报业信条》、《记者守则》等规约，作为报业和新闻工作者自我约束和规范的行为准则。1874年，瑞典出现世界上最早的新闻自律组织——舆论俱乐部，并订有职业守则，作为各报行为的指导纲领。1923年，美国报纸编辑人协会制定《新闻规约》，这是西方第一个由新闻同业制订的自律规约。1954年，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草拟了《国际新闻道德公约》，由联合国大会发给各会员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参照执行。随着新闻传播手段的增加，新闻职业道德的范围也从报业扩展到广播、电视等整个新闻传媒行业。到20世纪70年代末，世界上大约有60多个国家订有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守则。

第二天一早，杨建明给刘继业打了个电话，问他看没看到网上关于兰成长事件的报道，并一再叮嘱他以后下去要小心。杨建明打这个电话，无非是为了讨好刘继业，他不想让刘继业对他心存不满，甚至以仇敌相视，毕竟都在一个槽子里吃食，虽说谈不上谁怕谁，但能相安无事更好。

对杨建明的讨好，刘继业不屑一顾，心想你玩了我的女人，一个假惺惺的电话就让我一笑泯恩仇，可能吗？放下电话，刘继业刚要打开电脑找那篇报道，一阵敲门声后，冯凯走了进来。

对冯凯的突然来访，刘继业有些吃惊。自从那次在冯凯单位分手后，这一年来两人几乎没什么联系，说到底人都有脸面，刘继业心想既然你冯凯看不起我，那我还热脸贴你冷屁股干什么？没有你，老子照样混得不错，何必在你面前装孙子？这样想着，刘继业就不再主动联系冯凯，冯凯也没主动联系刘继业，慢慢地两人的关系就淡了下来。其实人和人的关系也大抵如此，无论两人之前关系多好，联系多频繁，如果一方发生变化，或者长久不联系，那关系也就会渐渐淡下来，甚至成为陌路。

满面笑容地把冯凯让到椅子上落座后，刘继业装作十分亲切的样子说：“哎呀冯领导，你这么大的新华社记者，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里来啊？有什么事你打个电话，我到你那里去不就完了吗？”让刘继业大跌眼镜的是，冯凯全没了往日的倨傲，神色黯然地说：“刘哥，你别开玩笑了，我现在已经不在新华社了。”原来，不知由于什么原因，新华社驻各省市自治区分社的内参忽然全都停办了，这样内参的记者编辑们就成了光吃饭不干活的闲人，总社让分社内参的记者编辑们一律转岗，到分社其他部门去做记者编辑，但对个人资历要求很高，第一学历要大学本科，年龄也有控制，达不到标准的只有另谋出路。冯凯只有大专学历，后来函授的大本根本不算数，况且当年他就是凭亲戚关系去的内参，现在总社那头下了死规定，亲戚也退了，他只好暂时赋闲在家，四处托关系找人，以便谋到一个合适的去处。

“你们新华社可是国家通讯社，你们不都是正规的事业编吗？哪能说辞就给辞了呢？”刘继业不解地问。冯凯尴尬一笑说：“新华社驻各省市自治区分社的内参记者编辑和别的部门的记者编辑不一样，不是事业编，而是企业编，现在内参停办了，‘企业’都没了，我们还哪有立足之地了？我还行，去之前没有工作单位，也没有编制，现在走了也不觉得太可惜，我对面的那个‘眼镜’，原来是下面一个市委的公务员，凭能力进了我们内参，现在和我一样，由于学历不够，年龄也超了，被一脚踢了出来，也成了什么编制都没有的社会人了，要说他才可惜。”　“你们那么有影响的内参，说停就停了？”刘继业还是有些不敢相信。冯凯说：“停的只是下面各分社的内参，总社的并没有停。”刘继业听后良久无语，感慨万千。

冯凯接着说：“那个‘眼镜’说到底还是有才，知道内参可能停办的口风后，马上把这些年自己写的内参稿件、文学作品什么的弄到一起，出了本书，趁下面还不知道内参停办的消息前，卖给下面他以前采访过的政府部门，居然狠赚了一把。”“那你怎么也不出本书呢？这些年你也应该写了不少稿子啊？”刘继业替冯凯惋惜。冯凯叹口气说：“要说是狼到哪都吃肉，是羊什么时候都吃草，那‘眼镜’这些年写的大多是介绍下面某县某市某部门的工作验之类的吹捧文章，又帮着下面平过一些事，压了一些稿子，因此就交下了一些人，不像我，这些年净他妈的写批评报道方面的稿子，自以为很有正义感，有记者的良心，现在回想起来，真是有些后悔啊！”“就一本破书，再挣能挣多少钱？”刘继业不屑地说。冯凯拍了刘继业一下说：“刘哥，你是不知道啊，就那本东拼西凑的破书，定价居然45，你想想，一个地方100本，30个地方是多少？50个地方是多少？他以前交下的那些人，都是党委政府各局委办等部门的一把手，拿点钱出来容易得很。”刘继业大略算了一下帐，如果卖5000本，一本45，5000本就是22万多，除去可以忽略不计的成本，真是发了一笔横财啊！即便卖不到5000本，卖一半，那收成也是让人怦然心动。

一个人的社会地位变了，对这个人的称谓也就变了，据说这个人的面相也会或多或少地发生改变。现在刘继业再和冯凯谈起话来就不像以前那样低三下四了，很有翻身农奴做主人的感觉，两人聊了一会，刘继业说：“老弟，你来找我有什么事吧？”冯凯脸一红，期期哎哎地不好意思说。刘继业感觉越发良好，大手一拍冯凯的肩膀说：“老弟，大哥永远是你大哥！有什么需要大哥帮忙的地方你尽管直说！”冯凯站起身，走到刘继业身边，弯下腰低声下气地说：“刘哥，这段时间我正求一个朋友办工作的事，前两天我和这个朋友在一起吃饭时，他说他有几个同学从广州回来，想到云水去玩一玩，我知道这个朋友是什么意思，便赶紧应承下来，细想一下自己花钱太不合算，就来找大哥，我知道大哥在下面好使，看看大哥能不能在当地找个部门给安排一下。”

刘继业没看冯凯，眼睛盯着电脑屏幕想，你个王八蛋，你自己花钱不合算，我找人办事就合算吗？那和从我兜里掏钱有什么两样啊？本想不答应，但一看冯凯在自己面前唯唯诺诺的样子，一种巨大的成就感油然而生，又想这几年通过冯凯提供的内参，自己也弄了不少钱，心头便有所松动。

对利用内参上刊登的批评报道稿子弄钱，用刘继业自己的话说，叫“炒回锅肉”，用郑长征的话说，叫做“沿着新华社记者的足迹”。搞媒体的人都知道新华社在媒体中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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