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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0部分（第1页）

推荐书。这二位老友确实不适宜执掌大宋朝政啊！他又重新双膝跪拢，腰身拔直，挺胸昂首，心下一横，使出他思谋已定的第二个招数——打掉皇上对司马光、苏轼政见的信任：“禀奏圣上。臣与司马君实游处相好之日久，而议事每不合，非它，乃操术不同而已。司马君实，外托糜刂上之名，内怀附下之实，所言尽害政之言，所与尽害政之人，陛下今欲置之左右，使予国政，是为异论者文赤帜也……”

皇帝赵顼对王安石如此评论司马光并不感到惊奇，“朝臣相抵，常事耳”。他知道，王安石此时误解了自己的用意，不无遗憾地微微摇头。

皇上摇头，引起王安石更大的疑惑，他提高嗓音喊了起来：“至于苏子瞻，才虽高而所学不正。其所作文字，有其父苏洵明允之风，多战国纵横之义。陛下若置之左右，托付国事，必如同儿戏……”

政见之争的烈焰，焚炙着王安石的心，他不吝言词尖刻、偏颇，一股脑地泼向司马光和苏轼，在皇帝面前表现得大有“冰炭不可同器，暑寒不可同时”之状。

皇帝赵顼心头一震：此公心胸狭窄之处，毕露无遗啊！他心底冷笑，打断了王安石的禀奏，扶案而起，说道：“爱卿深意，朕体察矣！卿可放心……”

皇上的话还没有说完，王安石似受到莫大的侮辱：某已说明，与君实、子瞻之争，乃“操术”之不同，决非私怨，何来“可放心”之说。他虎地站起，脸色铁青，振臂厉声，不拘形状。

“不！臣之所语，陛下并未体察！臣二十天来，心之所伤者，非为君实、子瞻，实为陛下不聪不明之故！”

一语雷动，使年轻的皇帝赵顼怒发冲冠，一拳捶击在御案上，厉声吼道：“大胆！放肆！好一个不知死活的王安石……”

王安石不管不顾，继续危言狂说：“陛下决事，有如纸铺孙家所为！”

皇帝赵顼一下懵了。他既不知“纸铺孙家”为何物？更不知“纸铺孙家所为”为何事？一时木呆地望着王安石，喝问：“‘纸铺孙家所为’，何意！”

王安石口若悬河，语若滚珠，气若飚风：“陛下，‘变法’一年多来，大道方行，大业始肇，更张改弦者，仅‘青苗’、‘均输’、‘农田水利’、‘募役’四法而已，然励精图治之举，已益于朝廷，泽于生民。‘均输法’实施不足一年，东南六路上供米粮六百二十万石已漕运京都，节省商贾盘剥之银以百万计；‘青苗法’实施半年来，黎庶取重息于豪门之状已为取微息于官府所替代，国库空缺之弊，指日可除；‘农田水利法’与‘募役法’甫始方行，前者将根除旱涝之灾，后者将释天下之农归于田垄。似此旭日腾空、万物欣荣之状，九州声颂、田拢欢歌，而庸者目瞪口呆，佞者蚊声营营。臣以为陛下躬上圣之质，承无穷之绪，知天下之事不可常恃，知人事之不可怠终，足以创非常之业，足以成非常之功。孰知陛下今日少刚健之志，多优柔之心，粘糊调和，缩手缩脚，遇微风而颤栗，着细雨而自毁，非若‘纸铺孙家所为’而若何？陛下，你手中治理的是万里江山，而不是糊制一盏黍秸灯笼，更不是在制作纸人纸马啊……”

皇帝赵顼毕竟是年轻、脆弱的，王安石的大声疾呼立即控制了他的思路：是啊，二十天来，朕已暗派副都知张若水、押班蓝元振出京私访新法实施之利弊，所得禀报，与王安石之言大体无异，看来，王安石是骄有所恃，骄而得理啊！他瞪着一双大大的眼睛，茫然而不知如何应对。

王安石看得出，皇上刚才的盛怒稍有缓释，一鼓作气，决定走出第三步棋。他跨步向前，走近御案，声音略低：“圣上明察。这场朝政之争的实质，乃流俗为阻挠新政圣恩而发啊。”

这低声一语，胜过刚才的大喊大叫，准确无误地击中了帝王心中最敏感的部位。

“圣上即位三年来，恩泽天下者，唯新法也。新法存亡，事关圣上千秋定论。新法存，则成圣恩千古；新法亡，则为暴政害民。今日之事，于臣是去留京都，或生或死，于君则是名节万世。乞圣上深思抉择。”

朕所干忧万虑，正是这个，算是叫你猜着。皇帝赵顼此时隐隐发觉自己的命运原是和这个臣子的命运连在一起的！“变法”就是拴着他俩的绳结。他心中苦笑，这真如同村言俚语所道；一根绳拴着俩蚂蚱，要止同止，要蹦同蹦啊。朕心已定，为了赵氏江山，大宋臣民，朕与你王安石暂且同车策马，“变法”图强！思忖着，皇帝赵顼的手不由自主地抓起御案上谢景温密合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推向王安石，说道：“非卿进言，朕几误大事！这是御史台密合苏轼‘往复贾贩’的奏表，卿审查处理吧！”

王安石惊诧，他接过密告奏表，心神不安地坐在椅子上看了起来。几行看过，他不禁面容失色。这份密合奏表他确实不知，谢景温虽为“变法”，但这种暗作密报的勾当却着实可恨！王安石一时暗暗叫苦：“我何以再见子瞻？何以向世人剖白啊……”

皇帝赵顼看到王安石也就算是开始处理朝政了，周身轻松起来，高声吩咐宫女：“上茶！”

“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引来了新的一日的晨曦，黎明的光束透过雕花窗格落在御堂里仍在高声答对的君臣肩上。

司马光将出任宰相不过是朝臣私下的传闻而已。从而王安石又一次度过了灾难，巩固了他的地位、权力。

皇帝赵顼以自己理解的“权变”，也达到了目的。王安石还得为他所用。

司马光的九份“辞呈”，成了流俗言论的代表。他呼喊的“匡正缺失”，成了为吕诲、吕公著等人的公开呜冤。他的存在，成了保守因循的象征。他必须离开京都了。但贬往何地呢？皇帝赵顼不愿司马光离开京都太远，应当带着书局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埋头在古书堆里，为自己题赐的《资治通鉴》而竭尽才智。王安石也许出于对友谊的考虑，建议仍赋与部分地方实职。君臣各说各的想法，但没有争论，似乎都在避免“顶牛”。

苏轼的《上皇帝书》和《再上皇帝书》，成了居心险恶的诽谤。他的“欲速则不达”的论点，成了反对“变法”的借口。他的《论专断》，成了心怀叵测的煽动。谢景温密合苏轼“往复贾贩”一案，恰好成了苏轼人格伪劣的暴露。皇帝赵顼提出要严惩这个“以权谋利”的无德臣子。王安石也许为了保护朋友，建议先行“立案勘查”。皇帝赵顼这回依从地点了头。

韩琦的进宫谏言，成了老一代臣子反对“变法”暗地活动的证据，并牵连到久已无权、久已无言的范镇、欧阳修、张方平等人。他的返回京都，被视为“晋阳之甲”的前奏，并牵连到为皇帝谋事析理的同修起居注孙觉。韩琦的兵权被削。

拥护司马光和苏轼的朝臣们也在“梅枝雪水团龙茶”的芬芳中得到判决。他们都将离开自己现任的职位，离开繁华的京都，分别到一个陌生的地方，去过那种空有仇恨而又无可奈何的生活。

王安石是这场较量中的胜利者。他战胜了自己的老友司马光和苏轼，排除了德高望重的韩琦的干扰，征服了年轻的皇上。今后，他将单独负起这个时代的风云，在一条充满危机和艰险、既听不到任何警告、又看不到任何路标的崎岖山路上攀登。凭他伟大的想象将只去眺望顶峰上的秀丽，依他“执拗”的性格绝不屑一顾脚下的深谷。

皇帝赵顼在这次较量中投下了最大的赌注。今后，他将在一种声音中，再无需反复分辨、反复选择地去创造超越祖宗的业绩，中兴这个日益虚弱的王朝。他将满怀希望地等候“三五年必成其功”。同样，他也只愿看到山顶的秀丽，而不愿理会脚下的深谷。

这对君臣就这样在自身完美的幻想中，开始了孤独而勇敢的跋涉。

一个月后，“变法”以来第二次大规模的机构、人事调整逐步展开。冲击由弱而强，渐渐卷向司马光、苏轼。

熙宁三年（1070年）四月，皇帝赵顼诏命韩绛为参知政事。韩绛与王安石同领“制置三司条例司”半年来，得“应声虫”绰号。此诏一出，群臣立即明白，关于“司马光将任执政”的传闻宣告落空，而且王安石在中枢的势力得到了加强。

五月，皇帝赵顼诏令罢“制置三司条例司”，其事务归中书门下（东府）处理。这个侵权机构的撤销，表面看来，是采纳了司马光、苏轼的谏言，消除群臣的不满。而实际上使“制置三司条例司”的重要成员吕惠卿、曾布、章惇、吕嘉问等，一股脑涌进中书门下，占据要津，执掌了政务。郑绾、舒亶、李定、谢景温等新进入物，也占据了谏院和御史台。东府中书门下和谏院、御史台成了王安石控制的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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