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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1页）

，不论是借还是贷相对于总的储蓄来讲数额都一直是很小的，从来没有超过5％。当然，10年的平均数据抹平了资金流量的波动，但这一点有时也很重要，因为从目前来看，我们需要知道平均水平，这也是表中反映出来的。

第二个时期，也就是1869年到18841893年，美国是一个典型的资金输入国。在1869年到18691878年资金输入额度实际上达到了投资的6％到10％。在这之后又回到平均水平。

第三个时期，美国变成了资金净流出国。数额不太大，但到该时期末达到了美国总投资的5％。

为什么储蓄投资率会上升

储蓄投资率上升的原因有很多，尽管大家对各种原因的重要性有不同看法，但这些原因大部分是互为补充的。影响储蓄投资率变动的原因可归纳为以下四点：

（1）内战引发的金融波动；

（2）金融中介的发展；

（3）储蓄函数的右移（及随投资函数变动的相关移动）；

（4）投资函数的右移（及随储蓄函数变动的相关移动）。

第一个原因来自美国内战后几年内对到期国债（美国内战期间发行）的清算，清算后的资金投入到美国经济中，从而个人投资率上升。当然，这至多解释了美国内战前到美国内战后一段时期内储蓄投资率的上升，并不能对内战前和内战后几十年内投资率的持续上升给出答案。

中介有助于将潜在的储蓄者和投资者结合起来，从而让潜在的储蓄和投资计划得以实现。由于搜寻成本的降低，储蓄者的净报酬增加，投资者的借贷净成本降低。中介的这些行为有助于提高储蓄投资率。在漫长的19世纪中，金融中介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完善过程（见本卷第16章，戴维斯和卡尔）。至少从美国内战以来，或者在更长的时间内，这一发展所带来的重要影响我们可以从各地区利率的收敛中看出来。在用计量经济学解释储蓄投资率上升的影响因素时，中介也是一个重要因素。

还有很多证据表明，储蓄函数右移是支配储蓄投资率上升的主要力量，这一解释得到了计量经济学方面的证明。例如，有研究表明，依赖率的下降有可能使得储蓄率上升20％～25％，另有研究认为35强的增长归因于劳动力职业结构的变化，而剩余的16％则是由于中介的完善。

还有人认为：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分配越来越集中，由于富人比穷人有更高的储蓄率，收入分配的集中导致了总储蓄率的提高；随着时间的推移，财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重越来越大，而且因为有产者比无产者具有更高的储蓄率［大卫·李嘉图（David　Ricardo］很早之前对此有所讨论），收入分布的变化带来了总储蓄率的提高；解放奴隶意味着奴隶主财产的丧失，而奴隶主试图通过以更高的储蓄率来恢复他们原有的地位，这样，总储蓄率上升了。

目前尚没有哪一种解释是权威的，由于没有对收入或财富分配的直接衡量方法，也没有具长期可比性的直接衡量办法，数据来源和计算方法明显不同以至于它们所能描述的时间序列的变化不是很清晰。一些分析家采用间接方法来证明，随着时间的推移收入分配确实变得不平等了，而另一些分析家却否认这一点。

关于收入函数分布的证据稍微直接一点，它证明了总收入中有产者所占份额确实在增长。但是依靠该数据得出此结论需要经过复杂的处理。

对奴隶主储蓄行为的研究只能有助于解释美国内战前后一段时期内利率的上升，但不能解释更早或更晚时期储蓄率的上升。如果美国内战后南部前奴隶主的收入只占总收入的一小部分，即使这部分前奴隶主努力以其他资本形式来取代奴隶，也不可能对美国国内总储蓄率造成重大影响。

最终，分析家们将主要精力集中于研究19世纪30年代到90年代之间的发展，尤其是美国内战前后几年。尽管重中介主义者和重收入分配变化主义者的研究多与19世纪30年代之前的一段时期有关，但对这一时期的关注却很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储蓄与投资模型（3）

有些人坚信，储蓄投资率上升是由于投资需求曲线的右移，他们主张资本利用和劳动节约型的技术变革，并将储蓄和投资份额的上升视为索洛式（Solow　style）的新古典主义转型的一部分。支持这一观点的证据使我们可以看到收入资本化份额的稳定性。如果我们给定资本和劳动的增长率以及这两个要素之间的可能的替代弹性，用总生产函数模型来分析，结果表明技术变迁是旨在节约劳动和提高资本使用效率的。在这种情况下，资本的需求曲线一定是向右移动了。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资本产出比率一定是上升的。这可以解释为资本利用技术提高的结果；但同样也可以（而且已经）解释为储蓄率的上升造就了充裕的资本市场并导致了资本市场的深化。这些导致资本产出比率变动的因素是值得进一步探索的。

事实上，美国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是普遍的——也就是说，各个部门的比率，比如各个制造行业的比率是上升的。美国经济结构最明显的变动——制造业的上升和农业的相对下降——显然降低了总资本产出比，而不是提高了这个比率——因为制造业的平均比率要低于农业。美国总资本产出比率提高的主要原因是运输部门比率的上升。这一部门资本产出比率高，一方面是因为它是一个资本密集型部门，另一方面是由于运输企业“具有不可分割性（以至于）资本存量的大小并不能和它所承载的年运输量——对应”。这意味着经济规模要超过现有投入使用的运输能力是需要时间的。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总资本产出比率的上升是否应该被认为是技术变迁或者是经济结构变动的结果呢？这些变动带来了西部运动、城市化、工业化——一系列伴随着储蓄函数右移的结构性变化。

有人建议，判断储蓄和投资函数移动的相对重要性的方法是看实际利率：如果实际利率上升，那么起决定作用的可能是投资函数的移动；如果实际利率下降，则可能是由于储蓄函数的变化。但由于国际资本市场的良好运行，利率反映的是国际市场的状况而非美国国内市场。因此，上述观点已经受到了挑战。如果外资的流入远大于整个美国的投资，那么这一观点将很难成立。我们知道，资本有时流入，有时流出，这种情况很常见。只有当资本流入量非常小时，国内投资才占主导作用。我们认为：外资的流入对美国资本市场的影响——至少对资本市场趋势的影响——不可能是非常大的——也就是说不可能改变由国内资本单独决定的无风险利率。当然，在美国内战期间和随后的几年里，资本流入异常之大，投资率上升得非常快，这种解释就不适用了。

将实际利率作为判断储蓄和投资相对重要性的标准的第二个缺点是：利率的变化同时依赖于供给和需求曲线的相对变化以及曲线的弹性。例如，假定供给曲线（储蓄函数）是富有弹性的，那么，如果资本需求明显膨胀，则利率将下降，同时储蓄函数只向右轻微移动。到目前为止，该领域的争论者们尚没有对储蓄函数的可能弹性达成一致：一些人认为它可能非常大，而另一些人基于现代的一些证据则坚持认为它一定非常小。

最后，由于计算实际利率有不同的方法，而不同的名义利率可以得到不同的结果。事实上，对于实际利率还存在很多不同的意见。（在本卷的最后，为36有意继续深入钻研这些问题的读者列出了一些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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