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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部分（第1页）

，组织的多样性、多元化，对后现代主义来说是操作性的问题，而组织的生命性（如自组织性、网络性）①才是顶层的所指。

进一步的问题是，组织的生命性对于K区间这样一个离散集合来说具有双重性。它们都是生命性所指：一方面，组织的有机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非线性的组织特征，它与X的线性轨迹不同，但在有限理性的K区间，有机性可以表现为非混沌的规则性；②另一方面，组织的解构性反映了K集合内部毁灭（或毁灭式创新）的组织特征。事实上，这二者在生命体中是统一的，生命既是建构的，又是解构的，是新陈代谢的。

只有全面把握这两个方面，我们才可以理解后现代组织，既是对有序的打破，又是有序的生成。解构的后现代主义，如结构主义，往往强调前一个方面；而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如我们在网商生态系统建设中看到的，却是多元化元素的有机协同。

第五章　后现代经济——资本（1）

一切坚固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

对资本理论来说，这意味着一元化的专用资本“烟消云散”为感性化的象征资本。

后现代经济资本论，针对的主要是资本从理性化向感性化解构的问题。感性化的形式包括：资本体现于感性的劳动者身上，形成知本；资本体现于感性的人际网络中，形成社会资本；资本离开企业，成为对感性人的投入，形成个人资本；等等。

“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这样的问题对于资本理论来说，讲的是当资本本身成为贴近生活的网络时，个人如何消除异化，成为资本的感性的主人。

后现代主义让我们发现，还可以思考“让世界恢复坚固”的反问题：网络中的个性化何以可能？具体来说，贴近感性个人的异质性资本何以可能？

互联网的体验化

《自动钢琴》

京城某个超市别出心裁，门口一边由自动钢琴演奏，一边由农妇操作纺纱机，吸引顾客。我想到另一个问题：

如果艺术家不在场的话，自动钢琴与铣床、纺车有什么本质区别—它们都是“决定论”的产物；反过来说，农妇算真正在场吗？在什么情况下，人可以按自由意志行事呢？

自动钢琴的隐喻

戴维？诺布尔的《生产力：工业自动化的社会史》这本书也提到《自动钢琴》。这是库特？冯内古特1952年出版的一本小说。小说家当时正在通用电气公司斯卡奈塔市总部工作，他回忆说：“我看到的第一部完全自动化的机器是一部铣床。”工人面对自动化机器的不安情绪，促使小说家写作了《自动钢琴》。

在小说中，工程师保罗负责用自动化来取代工人。为此，挑选了最好的操作工鲁迪？赫兹，把他进行操作的每个动作记录下来，输入控制带。

就机器而言，也就经济而言，这就是鲁迪的灵魂……控制带就是从那个长着大手与黑指甲的文质彬彬的瘦小男子身上抽取的灵魂；……现在，保罗只需从车床的主板上按下按钮，将控制带的信号输入，他就能在一个、十个、一百个，乃至上千个部件中烙上鲁迪？赫兹的灵魂。

多少年后的一天，保罗在街上遇到略显老态的鲁迪？赫兹。鲁迪？赫兹掏出一个硬币，投入自动钢琴，启动音乐，然后大叫道：“看到这些键自动弹上弹下，你难道不觉得毛骨悚然？就好像一个幽灵坐在那儿，掏出心来弹琴。”

保罗听了，夺路而逃。

看到这里的时候，人们不禁会联想：资本，就其本质来说，不正是自动钢琴吗？

钢琴，本来它应该是由人来弹奏的，是人赋予机器以灵魂。灵魂是自由的、非决定论的；而机器是物化的、决定论的。但当钢琴自动化后，心没有了，只剩下物了。

过去，我们有一种说法，资本不是物，而是社会关系。从《自动钢琴》中得到的启发在于：资本既是社会关系也是物，是物化的社会关系。本来社会关系具有“心”的非决定论的一面和“物”的决定论的一面。当社会关系被资本化后，就好比钢琴师的心被控制带的物给取代了，于是社会关系只剩下了物的一面，决定论的一面。

从这个意义上说，资本不仅涉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而且涉及心物关系。我们过去只认识到前一个方面是不对的。现代性（不论是社会主义工业化，还是资本主义工业化）的前提，是笛卡尔的心物二元。无论是用物来反对心，用决定论来反对非决定论，还是用自动钢琴来反对钢琴师。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第五章　后现代经济——资本（2）

后现代经济中谁坐在资本原来的位置上

后现代经济第一位的规定性，就是心物一元。资本作为用“物”来替代“心”的专门体制，作为一架自动钢琴，不可能把“心”容纳进来，不能指望自动钢琴把钢琴师请回来，那就意味着要扯断控制带，让自动机不再自动。

什么是心呢？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它是指一切非决定论的东西。创新是非决定论的，创新是“心”；个人知识是非决定论的，个人知识是“心”；文化是非决定论的，文化是“心”；网络（在有机联系的意义上）是非决定论的，网络是“心”。当“心”回来之后，社会就从无机体复归到有机体，从机器回到人，从自动钢琴回到钢琴师。

这就回到了一个老问题：人决定机器，还是机器决定人？人们对技术总是有一种担心，担心技术有朝一日控制人，物有朝一日控制心。接着就陷入一个思维误区，把努力方向集中于用人来控制技术。我认为这找错了方向，问题不在于技术如何，而在于我们采用资本的体制，还是创新的体制，或者说，采用一个资本与创新协调的体制。

如果我们只是改变技术，而不改变让人物化的资本体制，我们就不能避免物控制人的悲惨前景。既然资本的本质，就包含用决定论来排斥非决定论的深层含义，我们进入后现代经济的目标，就不能是用一种资本（如知识资本）取代另一种资本（如物质资本），而是用知本来取代资本，用创新来取代资本，用网络来取代资本。如果嫌“取代”太极端，可以把它理解为改变矛盾的主要方面；在这一转型中将资本作为矛盾的次要方面来保留。

严格来说，解构的后现代是用心来排斥物，建设性的后现代主张的是心物一元，而不是偏心。自动钢琴作为一种体制，将成为有害的东西。替代的体制，不是不要机器，而是让人与机器并存。在这方面，纺纱机也许是另一种隐喻：农妇和机器，是一个问题的两面。只有农妇，不要机器，我们将倒退回原始社会；只有机器，没有人，我们处于现代社会；后现代的目标是复归到人与机器和谐相处的状态。

为此，需要改变这套比喻中农妇的状态。她在未来体制中，不应是一个简单的劳动者，不再是一个出卖体力（或者说人的物质力量）的角色，而应是知识力量与物质力量平衡的角色。我称之为知本家，意思是劳动与资本的混合体。劳动也不再是被动的、被决定的劳动，而是自主劳动，意思是非决定论的劳动、自己决定自己的劳动。这种劳动只有在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创新中才能得以实现。

我们不是要倒过来，用非决定论取代决定论，用心来取代物，而是要实现两者的平衡。创新也是相对的，如果只有创造性毁灭，只有不断的革命和运动，就不可能有稳定与和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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