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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部分（第1页）

燕京大学，名义上做我的老师的研究生，实际上做地下工作，他说你这个任务很重要，发现学生谁有激进的思想要参加抗战当解放军想办法你告诉我，我说行。之后我们俩一起去找了司徒雷登，司徒雷登对我们的想法完全同意，并且让陈杰一起负责。随后，陈杰告诉我：我们俩之间要进行“单线”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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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40年冬天到1941年夏天，经陈杰的安排，然后我具体联系，从燕京大学到解放区的学生共有三批，十来个人。前两批先是从学校走着出发，走小路翻过西山到妙峰山下肖克的司令部所在地，然后进入解放区。第三批先坐火车到磁县，然后再从磁县步行转入西山原定的目的地。当时要走的同学都各人随手带一点吃的东西，打扮成要去野外交友的样子。接到出发的通知后立即动身。在路上，为了保证安全，必须要等带路的人来接。陈杰叮嘱我一定要在出发的前一个晚上再通知要走的学生。当时还不止一次地推迟了出发的时间，因为带路的人不能按时到。

最后一次决定第二天就要走的那个晚上，临熄灯前，我告诉那些要走的同学：“明天早上八点钟，在学校机器房照例鸣汽笛的时候，准时到达前去颐和园途中的挂甲屯村，在那里就会看到有个农民装束的老乡迎面走来，就可以问他：‘老乡，去圆明园怎么走？’如果他回答说：‘我们是同路的。’那就证明是带路人。他答完话后就转向路北一条石板道，顺着达园的西墙，向圆明园走去，这时就要隔开一定的距离跟着他，一直进圆明园。”现在那条石板道已经被起走，不在了。我记得还有一个女学生叫吴寿贞，她直接找到我，要求去解放区。我当时很惊讶，因为当时要去解放区的学生都是要通过内部联系才会找到我的，吴寿贞是怎么知道的呢？后来吴寿贞在去解放区的过程中被日本人打死了，这是经我联系送往解放区唯一牺牲的一个学生。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

侯仁之：峥嵘岁月忆燕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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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是个星期一，早上第一、二节有我教的课。那时我住在南校门外，我骑着车赶去上课，还没到校门，就看到一些日本兵站在那里。我心想，肯定出大事了，立刻想先回家再说，可是还没到家，就远远地看到我家的保姆斜倚在大门边，不断地向我摇手。我觉得有事，就转身躲到了燕大附中的一位老师家里。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太平洋战争爆发了，还在纳闷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在那个老师家等了一个时辰，也听不到什么动静，就让那位老师打发他的小女儿去我家看看情况。她回来后说一切如常，我立刻就赶回了家。到家后我才知道，我早上刚离开家，几个日本宪兵和伪警察就闯了进去，要问我对日本和美国战争的看法。

第二天，我内弟跑到我们家，说日本兵已经占领了校园，下令学生离开，他和几个同学没有地方去，想搬到我们家来。我把他安排好后，绕道跑到学校正门去看学校的情况，正好碰到同学王钟翰，他从人群中挤过来对我说：“你怎么还站在这里！日本宪兵队已经开始捕人了，还有人说你也被捕了，还不赶快离开！”我回到家中，以为日本人在学校捕人之后还会来我家，但是过了几天并没有动静，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临走时，我给内弟留话：如果日本宪兵来家找我，就把我在天津的住址告诉他们，意在说明我并不是想走开，想要捕人，我在明处。果然没有几天，日本人就到天津逮捕我了。

在地下的牢里头，有老师，也有同学，每一个里头一个老师一个同学。第三天早上，一个扫地的过来，向我投过来一个纸团，我的老师通过他竟然叫他送一个条给我，纸条上说：“先侦查思想，后侦查行为，务要避实就虚，避重就轻。学生西游之事，似无所闻。”不久我又被送到日本军事法庭，又去判决，判决我，我的罪名是什么，“以心传心，抗日反日”，审问我好几次，我只说燕京大学是一所基督教大学，其他的我不了解。到监狱又将近呆了半年，判我一年徒刑，一年减刑，三年缓刑，可以取保开释，找保人开释，就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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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系调整的时候给了我一个名誉，让我担任副教务长，原因就是我一直在做党的地下工作。在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下来，而且给我一个职务：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在过去的燕京人当中，我在学校中担任的职务最大。

现在想起母校来，只有眷恋。

侧记：

我记得第一次去侯老家里的时候，他笑着对我说：“你是我最后招待的一个客人。”侯老确实老了；九十五岁高龄，医生不让他再接待陌生人，不再接受一切来访。但是说到燕京，侯老很动情：“我对于母校是很眷恋的。”

这种眷恋，是内心深处的眷恋。我在侯老家中待了一个上午，那天他兴致很高，非要带我去看燕京烈士魏士毅的碑，然后抑扬顿挫地念碑文。回到家中，侯老开始讲述他在燕京的岁月，他闭着眼睛，好让往事更加清晰，那是一段峥嵘的岁月。

我不好打断他，只好听他一路讲下来。后来，我问了他几个问题，还是闭着眼，他说，我听。后来说到院系调整，侯老说，整个过程我不太清楚，但是当时给了我一个职务，也算是荣誉：副教务长兼地质地理系主任。“院系调整的时候，因为一些原因，很多人都调走了，有一部分人留了下来。”什么原因，侯老没有说，我想他大概是知道的。

从侯老在燕京的经历来看，他个人的追求已经被卷入到时代的洪流中去了。在时代的洪流面前，个人的选择和价值显得那么渺小，以至于在回忆起来，全是时代的影子。但是，就在这样的回忆间或流露的只言片语中，还能看到一点点个人的声音：“我不愿意干这个行政工作，书呆子愿意教书。”“陈杰在1941年夏天曾经劝我和学生一样到林县北方抗日大学参加工作，我几经考虑，还是没有去。”“于是我准备到天津岳父家继续进行研究写作。”从这些话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对学术有着执著追求的学者。当他被时代洪流卷入到那段峥嵘岁月的时候，他的内心之中为自己保留了一个天地。这种选择，在我听侯老给我抑扬顿挫地念魏士毅烈士纪念碑文的时候，霎时理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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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宗江：没有毕业的恋爱分子（1）

黄宗江，1921年生于北京。在小学学习期间就曾发表独幕剧《人的心》。在天津南开中学就读时是戏剧积极分子。1938年入燕京大学西语系，参与组织燕京剧社。1940年冬起，先后在上海和重庆的剧团和电影公司中任演员，曾在话剧《戏剧春秋》中成功地兼饰三个性格不同的角色。其间出版散文集《卖艺人家》。后在舰艇当水手。抗战胜利后，回到燕京大学就读。1947年创作四幕话剧《大团圆》，由上海清华影片公司改编摄制成影片。1957年与石言共同创作电影剧本《柳堡的故事》，其他剧本创作还包括《海魂》、《农奴》、《柯棣华大夫》、《秋瑾》等。1982年获邀出任柏林国际电影节评委，是中国影坛出任三大电影节评委的第一人。

黄宗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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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岁的黄宗江直到现在还是一个没有毕业的燕京人。如果燕京大学没有在1952年院系调整中消失，以燕京对于学生的宽松，或许黄宗江会在后面的岁月中补完他的学业；不过以黄宗江率性的性格来说，这个假设也许难以成立。尽管如此，燕京的校训却在他的身上打下了深深的烙印，随着岁月的增长，这个老燕京人对于燕京校训的感悟越来越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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