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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部分（第1页）

代末开始改革开放以后，外资大量进入，而在这一过程中，境外侨资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祖父1976年去世，没有看到这些情景，如果看到，他一定会非常理解并高兴的。

回到发展合作事业的话题上来。当年祖父在西康对此事业可以说是满怀激情，看看以下言论便不难体会到：

“本人可以断定：只要合作社能够风起云涌地健全成长起来，本省的工农事业都会有办法，都会有走入现代化路线的可能。”“希望大家向着”发展合作的路线“猛进，务期达到成功而后止。”

“风起云涌”、“猛进”这些话语使其激情溢于言表。

读到这些话的时候，我联想到了“大跃进”背后的激情。我还记得那时许多地方写着“超英赶美”的标语；我们被老师领到炼钢的地方，去看工人奋力的工作。参观完的第二天，听老师讲，昨天在那里炼钢的一个工人，因为坚持工作不肯下班，结果昏倒在工作场地……那背后的激情是什么？印象最深的是：赶超。

曾经流行一种观念认为，赶超思想是中国共产党在上个世纪50年代的专利。但是，从祖父在抗战时期的言论中使我可以看到这种流行观念的错误。其实，那是一个时代当中，一代甚至几代政治实践者的思潮。

试举祖父在“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中的观点为例：

“我们建设新西康的出发点是什么？一言以蔽之，为的是‘争取生存权’。”“有些人狃于过去历史的成例，以为国家亡了以后，只要民族意识仍然存在，还可希望复兴。……这种想法是不明白现在的国际形势与过去不同。……现在的时代不是从前的时代。现代几个拥有强大武力的国家，文化的程度都很高，他们的国家组织比我们还严密，对于统治异族的方法研究得非常巧妙，更有许多科学发明加强他们的统制。因此一个国家如果不幸被灭亡以后，在异族的严密统治之下，便很难得复兴的希望。”他强调：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为我们争取生存权的三要件”。“在新战国时代之下，国际的斗争，愈演愈烈，为了增强斗争的力量起见，任何国家都在拼命建设内部，要把国家筑成为一个不可动摇的基础，基础巩固了，才足以保证本身的生存，并且现在的国际斗争，不是以几十年、几百年计算的，是以几年、几月、几日算的。试看近五六年来，英法的国防建设，只比德国落后了两三年，便演成西欧会战的失败，可见国际生存竞争的剧烈。今后更非‘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不可！”

“争取时间”、“迎头赶上”、“加紧建设”这些词汇，如若不注明出处，从上个世纪50年代过来的人，一定会以为是那个时代专有的话语。

其实，错误的流行印象还不止于此。比如，一种流行的印象是，在中国，计划经济这个概念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后才引入的。但是事实并非如此。比如，祖父在1942年讲西康建设时就讲到：“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这是本省经济建设的第三个方针。”

名誉社员（4）

祖父为什么主张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其根据是自由放任主义在当时中国的社会条件下存在严重的缺点。他从很现实的角度，归纳出三个缺点。

其一，造成奢侈品充斥而必需品缺乏的畸形社会。他说：“在自由放任的经济方针之下，一般经营经济事业的人，都以营利为目的，并且还要于利之中权衡轻重，择利之最大、最可靠者来经营，若是一种经济事业的利小，或利虽大而不到最大的程度，都在他们摒弃之列的。他们时常在研究社会上哪些人才是有力的消费者，哪些东西才适合消费者的需要。很怪的，几乎中外的企业家研究的结果，所得结论都是完全一致的。他们认定社会上有力的消费者是太太小姐，少爷公子，他们才有钱卖东西，也才肯出高价买东西，更认定这一流人物所需要的东西是奢侈品，不是生活必需品。于是他们拼命去加紧生产花样翻新的衣料、皮鞋、香水等等，于是一方面奢侈品充满市场，另一方面生活必需品非常缺乏，一般人却喊民不聊生，造成一个很畸形的社会，这不是自由放任经济的流弊吗？”

其二，也是由于追求最大利润之故，嫌“军需工业之利小，也不肯去生产”。这显然不能满足战时的需要。

其三，作为后进国家，不能抵御强国的经济攻势。他说：“我们须知道二十世纪是经济斗争最猛烈的时代，在这放任经济的方针之下，何能经得起列强经济进攻的打击？所以我们为生产生活必需品计，为参加国际经济斗争计，实不能不抛弃放任经济，而另以计划经济来代替它。现在世界上的强国，几乎没有一个不是采取计划经济的”。

我想，祖父的上述思想多少和蒋百里先生关于民族兴衰的思想有关。祖父讲到，“蒋百里先生从民族之兴衰，发现一个国家民族‘强’、‘弱’、‘亡’的根本原则，就是‘生活条件与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相离则弱，相反则亡’。”　循着“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一致则强”的道理，对祖父的“以计划经济代替放任经济”的主张便比较容易理解。当然，如果更深入地考虑，即使承认蒋百里先生提出的原则，对于生活条件和战斗条件如何一致等问题也还可以有不同的思路。

由于没有给出严格的前提条件，也没有充分的论证，因此祖父的上述论点从学理的角度看并非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它无疑体现了一个政治实践者的现实观察、感受和判断。由于没有后来我们接触的那些意识形态的色彩，这些根据倒显得质朴、实在。我始终相信，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以后，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曾选择计划经济模式，不仅出于*主义公有制原则的原因，而是出于建立强国的现实考虑。

今天，合作化运动也好，大跃进也好，计划经济也好，已不似当年那样一片光华，其暴露出来的弊端受到了不少的批评，许多批评无疑是有道理的。但是，如果看不到这些东西的出现其实有着更深远的社会潮流的涌动为背景，看不到在中国寻求生存发展的过程中各色弄潮者的尝试，而把问题都归到中国共产党的“发明”上去，显然是成问题的。然而，这不也是在一段时间中，把现代革命史和建设史都变成党史的后果吗？欲揽全功，必担全过，历史研究和载述自然是以尽量全面真实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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携游（1）

祖父在成都的时候是比较忙的，经常开会。不过，星期天得暇，有时也与祖母领着哥哥和我出去游玩。

近处去的比较多的是武侯祠和望江楼公园，远处则去过都江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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