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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部分（第2页）

今天周六。H监仓42号牢房的我在狱卒佩里惯常的急促敲门声中醒来。我照例机械地从被子中一跃而起，下床起立，铁窗门洞的钢化玻璃后那黑人佩里的肥头大耳带着一双目光炯炯的眼睛方才移开，继续到隔壁牢房进行他急促的敲门和目光炯炯的工作。

我从前的狱友，越南小伙子朗照顾我，让我睡下铺。否则，睡眼朦胧之中猛然起床，从双层铁床的上铺爬下来，很有几分风险，我以前有过险些踏空摔下来的时候。前些日子朗搬去与另一个越南小伙子约翰同住，我得到一个人独享单间牢房的待遇至今。为此，我时不时给朗送点小恩小惠，几包袋装糖或一卷我用不了的卫生纸，向他表示感激。其实朗与约翰更有共同语言，因为他们都讲越南话，都是毒品贩，也都认了罪，在等待下个月判刑，估计4~5年的范围。

随着佩里的敲门声从邻近牢房远去，我走向马桶撒尿。囚室的马桶是钢结构的，与同样是钢结构的洗脸池焊接为一体。撒完尿之后，冲厕声在这钢铁容器中经下水道的压力造成轰然巨响，整个监仓都听得见。轰隆隆哗啦啦的冲水声，与佩里急促的敲门声一唱一和，此起彼伏于各牢房之间，不绝于耳，好一派怀特监狱的清晨景象！

我转身走向囚室的条格铁窗。窗外，朝阳似血，悬挂在新英格兰初春清冷的天空。盯着这暗红的太阳，我仿佛回到年幼时中国南方的盛夏，好像睡了下午觉，竟然直到夕阳西下的傍晚才醒，感觉自己还没有睡够。我呆呆地看了一阵子这有夕阳错觉的清晨的太阳，复又倒在床上，想再眯一会儿。

最近这几个星期真是累了。我每天来回于监仓的电脑室和监狱的教室之间，仔细阅读了对我起诉的相关文件，查阅了上千页的法律条文，研究了十几个相关案例。我前天几乎是通宵工作，赶写出文件，初步完成见我的律师加里科的准备工作。昨天，我马不停蹄，做好案件文稿的补充材料，抽空起草了一份公司文件，并继续写了几页私人回信。最后，我将案件文稿、公司文件、私人信件共六七十页铅笔稿纸分装在不同的信封中，刚好赶在加里科来之前的几分钟完成。

昨天下午与加里科面谈整整3个小时，不能喝水，不能上厕所。我准备的案件文稿倒是得到加里科的高度评价，但这3个小时却让加里科吃尽了苦头。他快70岁了，患帕金森氏病。他哆嗦着当着我的面吃的一把药片都是干吞进去的，说话的时候舌头上都是药片的颜色。最后走出面谈室的时候，加里科已经体力不支。我帮他收拾好文件包与电脑，帮他拿着行李，而他拄着拐杖，踉踉跄跄的，险些摔倒在地，让我和边上的狱卒惊恐万状。

美国有好人，加里科就是一个，他家是我在哈佛读书时的Host　Family，是校方为照顾我们这些外国留学生适应美国生活而安排的。Host　Family是本地的校友家庭，多为富裕的中产阶层，对外国学生友好。加里科是哈佛法学院毕业的律师，他们一家与我们一家的友谊从1991年我入学哈佛至今。尽管我归国创业多年，公务繁忙，疏于与加里科联系，但他知道我和前妻被美国联邦政府起诉后，不顾病情，帮我联系最好的律师，同时抽空来探监，指导我做一些基础的法律方面的配合案件的工作，以减少律师的工作量和巨额的律师费用。

躺在床上的时候，我想，我这种美国政府眼中的“坏人”，我能不服罪与他们抗争，也是一种勇气。试想，起诉书中“美利坚合众国对吴振洲”这样的开头，被全世界最强大的政府指控，你一个中国人在地球的另一边和这样的政府抗辩，一般人不吓趴下才怪。我2008年12月5日自香港飞抵芝加哥，准备转机去波士顿时被捕，同时被捕的还有挂名公司顾问的前妻与美国子公司的负责人。我们被控偷税和违规出口，我本人面临最高28年监禁和最高达百万美元的罚款。至今，除了我前妻获保释外，我和另外一名同事分别被押在两座不同的监狱中等候审判。案发之后，舆论四起，一些在美国的朋友能躲的都躲起来了，许多美国的同行也对我们唯恐避之不及。想起昨天晚上加里科最后颤巍巍地被狱卒搀扶出监狱的背影，我深信这个美国老人的勇气比我大多了。我百感交集，默默地为他祈祷。

早上7点45分　早餐（1）

“嗞、嗞”声中，牢房自动门锁开启，早餐时间到。刚在芝加哥被捕入狱的时候，我觉得当时的黑人狱友大卫像一条狗。每天早上牢房门开启之前，他会准时起床，急不可耐地在门口徘徊，眼巴巴地在门洞守望，随时准备主人开锁之后，夺门窜出。如今，我在监狱中呆了100多天之后，也变得与大卫一样灵敏。听见门锁开动，我再跃而起。

在监狱中，如果你耽误了吃饭的时间，狱卒是不会来请你，更不会为你留饭的。现在我一个人住，也不会有同室狱友（这边叫Celly）来提醒就餐。对于所有的犯人，在剥夺自由后，在失去一切之后，吃饭是监狱生活最本能最重要的行为，是无论如何不可错过的。所以，监狱生活练就每个犯人灵敏的耳朵，对与吃饭关联的声响有高度警觉。

清晨的监仓大厅，大家悄无声息地排队，领取各自的餐盒，然后端到各自惯常的餐桌同餐。关系好的犯人会互致早安，许多人刚从睡梦中醒来，蓬头垢面，默默在餐桌前自顾自地吃饭。

我与布鲁斯和亚瑟一个餐桌，位于监仓大厅最侧面的角落。犯人之间不自觉地形成自己特定的私交圈子，并以监仓大厅中的餐桌为领地。之前，我和三个外国人一起在另一个餐桌，他们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巴西人，一个叙利亚人。后来，爱尔兰人转到纽约服刑去了，巴西人申请去厨房工作被调去另一个监仓，而叙利亚人米歇尔则常睡懒觉不来吃早餐（把自己的早餐卖给别人了）。我那个桌子换成了一个中年白人西蒙，一个白人老头约翰，一个中年黑人格雷格，加上我一个亚洲黄种人，也算是有意思的一张餐桌，我是比较喜欢的。最近，受布鲁斯的邀请，我搬到他和亚瑟的桌子。我想，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促使我们三个人一个餐桌吃饭的原因是我们不认罪，不向检察官低头。

在美国，如果你涉嫌联邦政府控罪，一定在劫难逃。一般来说，联邦案件的嫌疑犯95％都会主动认罪，只有5％的不认罪，并进入审判程序，与检察官所代表的美国政府对决。基本上，进入审判能获得无罪判决的只有三成的胜算。因此，可以准确地说，被联邦政府指控的疑犯只有的人能被宣告无罪释放，而的人将获罪判刑。更加残酷的是：若经审判定罪，量刑就会大幅度加重，按国内的说法，此所谓“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我知道老挝人凯伊，因贩毒被捕，他的律师与检察官达成的协议是，认罪的话服刑15年。结果凯伊不服，要求陪审团审判，最后被定罪加到25年，等凯伊刑满出狱他将50多岁了。就我所知，我们所在的监仓的70多号犯人中，除我们同桌3人和凯伊以外，全部是认罪的。

餐桌上，我们3人互致早安，我边吃边问亚瑟，是否可冒昧地知道他入狱以来如何面对他太太以及孩子们的。我见他和她女儿在探监室交谈，似乎父女关系不错。亚瑟是我们监仓的*，在怀特被关押了4年多，最近几天才进入审判阶段。联邦法庭诉讼旷日持久，但一般案件都在1年左右结案，而亚瑟入狱四年案件依旧悬而未决。真不知他这么多日子以来如何面对自己的太太和孩子。按这边犯人的说法，夫妻关系一般在入狱3年后破裂，情人之间在一年半左右分手，而孩子们大多在父母入狱后即开始疏远。

早上7点45分　早餐（2）

亚瑟今年51岁，白人小个子。可能是案件拖累所致，亚瑟已经满头银发，但他依然精神抖擞。我注意到他每天坚持锻炼，运动量比我都大。亚瑟涉嫌操控*，这几天他因开庭审判而神情紧张，一脸紧绷绷的。布鲁斯说这几天的媒体都是关于亚瑟案件的新闻。不过，亚瑟在回答关于他太太和孩子的问题时却一脸温柔。他说他和太太是青梅竹马，从16岁读中学的时候就在一起了。他太太是护士，与案子无直接关系，但检方也将她同案起诉，指控她涉嫌串谋。亚瑟说他太太已经认罪并获得轻判，但检方想拆散他们夫妻的指望却是落空了，他和他太太还是一样的好，而且他太太每周来监狱看他。

亚瑟还说，他三个孩子都大了，20岁以上了。成年孩子们知道分辨是非，所以案件并没有影响他与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的关系。他的孩子们会轮流每月来探视他，而且每天都会在电话中和他交流。太太和孩子们的支持与理解无疑是支撑亚瑟这么多年在怀特监狱顽强生存的强大动力。我羡慕地看着亚瑟，说他很幸运，并对他肃然起敬。

对面的布鲁斯也在羡慕地看着亚瑟，但他无言。布鲁斯因销赃罪坐牢5年，刚服完刑被假释两个月后又被抓回来。他的罪名是违反假释规定。布鲁斯出狱的时候，假释官安排他去一家麦当劳打工，相当于国内所说的“劳动改造”。这家麦当劳离布鲁斯家很远，布鲁斯必须每天早上四点钟起来，才能赶到按时上班。尽管布鲁斯做过一家中型公司的老板，不需要靠麦当劳的收入来养活自己，但假释官还是再次把他抓回监狱，因为“他不服从劳动改造”，没在那家麦当劳工作达到规定的每周40小时。

年龄与亚瑟相仿，但遭遇却和亚瑟不同，布鲁斯的牢狱之灾可谓倾家荡产、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当初如果他认罪的话只要服刑一年半，但他与检方不妥协，进入审判被定罪，然后他不断地上诉，遭驳回再上诉，5年多来一直如此。结果，他本来要IPO的公司转而经营不善进入破产，他的家产也因支付高额律师费用而消耗一空。更糟的是他那模特儿太太开始酗酒，居然配合警方指证自己的丈夫，最后带着三个孩子与布鲁斯离婚，从此杳无音讯。所以布鲁斯入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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