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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23部分（第1页）

首的最忠诚的追随者也产生恐惧和感情上的突变。现在，既然秘密已经泄露，希特勒便决定把党和军方人士也牵扯进“最终解决”。这样，从效果上看，把他们变成同谋后，他便可迫使他们打下去，一直打到底。战争可能已经失败了；这却能给他时间去实现他的主要目标。从最坏打算，他也可带着几百万犹太人与他一起死亡。

向党卫军发表的讲话，是希姆莱尔后发表的一系列讲话的首篇。通过这些讲话，希姆莱将许多文职领导人和陆军军官卷了进来。在某种意义上，首篇演讲是最重要的，因为他必须说服党卫军：完成这一令人讨厌的任务与执行他们的组织的最高原则是不矛盾的。他说，有件极严肃的事情他想跟他们谈谈。“在我们内部，我要开诚布公地提一提，但我们永远不会公开讲它。”他显得有点迟疑，但最终还是开了口：“我是说犹太人撤退的问题，也就是消灭犹太种族的问题。这件事说来很容易——‘犹太种族正在被消灭’，有个党员说，这很明显，我们的纲领里写着——消灭犹太人，我们正在这样做，将他们灭绝。”

尽管摩根和库特·格斯坦提出了不受欢迎的怀疑，在喊了多年动听的言词和口号后，这些不加掩饰的语言，着实令人震惊。更令人震惊的还是希姆莱对那些利用“最终解决”一直在牟利的人们的谴责。“有些党卫军成员——人数虽然不多——不负众望，他们死有余辜。我们有这个道义权利，有我们的人民的职责，去消灭这个种族——当他们要消灭我们的时候。但是，我们无权去发财，哪怕只是一件皮大衣、一只手表、一个马克、或一支香烟或别的东西。因为我们消灭一个病菌后，并不想最终自己受到感染或死于这种病菌。我不允许在这里出现腐败现象并让它站稳脚根，哪里出现腐败现象，就在哪里追究。然而，我们最终却可以说，我们完成了这项最困难的任务，得到了我们的人民的爱戴。而我们的精神，我们的灵魂，我们的性格等，都未因此遭到它的伤害。”

两天后，希姆莱又向一群帝国长官和地方长官发表了同一精神的讲话。“‘犹太人一定要被消灭’，这句话，只短短几个字，是很容易出口的。但是，这句话要求执行它的人要做到的，却是最困难、最难办到的。”听众很清楚，他们即将听到的正是多少个月来充耳不想闻的东西。“我要说的只限这个范围的人听，且只准听，永远不准议论。当人们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对妇女和儿童该怎么办’时，我在这里也决定采取一个明确的解决办法。我觉得，我没有理由一方面消灭犹太人，就是说，杀犹太人或让他们被杀，另方面又让他们的孩子们长大后找我们的儿子、孙子报仇雪恨。必须作出一项强硬的决定——这个民族必须从地球上消失。”

他说，这是党卫军有史以来要承担的最繁重的任务。“执行此任务——我可以这样说——我们的人，我们的领导者，无论在精神上或灵魂深处，都未受到哪怕是最小的损伤。即使进行了集体屠杀，他们仍是武士。”厅内鸦雀无声。尼尔杜尔·冯·希拉赫回忆道：“谈到如何屠杀男女老幼时，他非常冷漠无情，就像商人谈他的货借以对比一样。在演讲过程中，他没有一星半点儿感情，其内心也完全一样。”

在讲完执行这项令人毛骨悚然的任务碰到的各种困难后，希姆莱便结束了这个话题。“现在，你们都知道真情了，大家必须保密，不可对别人讲。也许，在过了很长时间后，我们会考虑是否把这件事告诉德国人民。但是，为了替我们的人民承担责任（为这个主意和行动负责），我们还是把这个秘密带进坟墓为好。”他与布鲁特斯一样，强迫他的同事的手伸进恺撒的血泊。（*布鲁特斯，古罗马共和派首领，暗杀恺撒团成员——译注）“最终解决”已不再是希特勒和希姆莱两人的负担，而是他们的担子了——这副担子他们只好闷着头挑。

鲍曼宣布散会后，请大家到隔离大厅用午餐。吃饭时，希拉赫和其他长官们都无言地避免视线相触。大多数人都已猜到，希姆莱之所以向他们泄露真情，目的是要把他们变成同谋。当晚，他们大喝特喝，喝得许多人都要别人扶着才能上火车——开往“狼穴”的火车。在希姆莱讲话前曾向同一听众演讲的艾伯特·施佩尔，对这一醉酒的场面很是反感。次日，他竟敦促希特勒向这些党的领导人就自我克制问题进行训话。（*时至今日，施佩尔仍声称他对“最终解决”一无所知。有些学者指责他，说他参加了希姆莱的讲演会，因为在开会过程中，希姆莱的话有些是专为他讲的。施佩尔坚持说，他一讲完话便立即去了拉斯登堡。米尔契陆军元帅证实了这点。就算施佩尔不在场，人们也很难相信他会对灭绝营一无所知。从希姆莱的讲稿中，人们看得很清楚，他以为自己是直接向施佩尔讲话——并认为，他是高级同谋之一。）

（4）

希特勒之“新秩序”的受害者并不限于犹太人。数以百万计的其他人，尤其是在占领区，被枪杀、毒死或打死。不久前，当他前往“狼穴”时，彼得·克莱施特曾向元首本人递交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反对这一政策。“关于俄国占领区内的情况，你给我描述得很可怕”，希特勒在读后说。“用向民族主义政客所提的野心勃勃的要求让步的办法，去改善那里的条件的设想，这难道不是幻想吗？这些民族主义分子只会认为我们软弱，他们的野心就会驱使他们提出越来越多的要求。”克莱施特大胆地开口了。他解释说，他的意思并不是向他们的要求让步，而是创造使东方人民选择德国而不是苏联的条件。他继续往下说时，希特勒若有所思地听着，双眼看着地板。这就给了克莱施特一个难得有的机会去随意观察他的脸。“他的表情常常分成许多不同的单位，好像是由许多单独的成分组成的似的，而这些成分又组不成一个真正的统一体。这给我的印象很深。”

希特勒终于打断了他们的话。他一点儿也不生气，而是非常冷静。他边说边沉思，好像是自言自语：“我不能走回头路了。”说着，他两眼注视着空中。“我的态度若有改变，人们便会将它误解为让步，因为军事形势就是这个样子。它会引起山崩。”他虽然也答应，一旦在军事上获得了主动权，他会考虑采取较温和的措施，但克莱施特觉得，这只是说得好听而已。这种人的心怎么变得了？

猛然间，希特勒抬头望着克莱施特。平静的、沉思的情绪已不翼而飞了。“这是个幻想”，他有点粗暴地喊，“你有权只想到目前，只考虑眼下压制着我们的形势，但这正是你之不足之处。我有责任想到明天和后天。我不能为目前短暂的某些小的成功而忘却未来。”用不了一百年，德国就会成为一个有1。2亿人的国家。“为了这些人，我就需要空间。我不能答应给予东方人民任何独立的主权，不能用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俄国去取代苏维埃俄国。为取代苏俄，新俄国会组织得更严密。政策不是用幻想决定的，而是用事实决定。对我，在东方来说，空间是个决定性问题！”

于是，他的压迫政策得到了继续执行。伴随着这种政策的是苏联战俘的残酷的饥饿。在致凯特尔的一封尖酸刻薄的信函中——这封信想必是由更加强烈的下级起草并扔给东部占领区部长的——艾尔弗雷德·罗森堡为此作了证。该信指控说，在360万苏联的战俘中，只有几十万人的身体健康。绝大部分苏联战俘不是挨饿便是被当场枪杀，从而制造了一系列置“潜在的谅解”于不顾的暴行。

他们还进行了一系列的医药试验，使无数的其他苏联战俘和集中营内非犹太犯人濒临死亡：有些人赤条条地躺在雪地里或冰水中；有些人在进行高空试验；有些人成了试验芥子气和毒气弹的牺牲品。拉文斯布吕克集中营内的波兰妇女染上了毒气造成的坏疽；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吉卜赛人成了满足医生们的好奇心的牺牲品——这群医生在试验；靠喝海水人类究竟能活多久。

作为对破坏行动和叛乱的报复，全欧洲的占领区行政部门也处决了许多犯人，方式五花八门。这种行动由于元首在“珍珠港纪念日”那天发布的命令而合法化了——是在希特勒省悟到不但占领莫斯科无望，连胜利也值得怀疑时发布的。这项标题叫“夜雾法令”（非常合适！）的命令说：凡危害德国安全者，除须立即处决者外，其余必须“消失”，不得留下蛛丝马迹，不得将他们的命运告诉家属。

到1943年秋，旨在维护共同利益而合并欧洲各国的“西欧新秩序”，已现了原形：一种掠夺经济。在数以百万计不愿只当臣民的人们面前，希特勒恼羞成怒，用武力代替了劝说。

他用强迫劳动和处决人质的办法去回答消极怠工、停工或破坏。在荷兰和法国，死亡人数已达2万多。合法的抢掠已成家常便饭，一车车的战利品（包括食品、衣物和艺术珍品）从挪威、荷兰、比利时、卢森堡、法国和丹麦源源不断地运回德国本土。这还不包括宠大的占领费在内。光法国一国每年就得为加入“新秩序”而支付70亿马克的费用。

在柏林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希特勒向全党的领导人透露了真情：“仍然还存在于欧洲的那些小国垃圾，必须尽快予以清除。我们的斗争目标是要创立一个统一的欧洲，只有德国人才能真正将欧洲组织起来。”

所谓统一的欧洲，当然，就是受德国统治的欧洲，由盖世太保及与之同流合污的警察力量实行统治的欧洲。然而，尽管这个“新秩序”对人民群众进行残酷压迫和报复，它并未在他们中燃起叛逆的精神。占领区的绝大部分人仍与纳粹政权采取合作的态度，以维持比较正常的生活。他们相信，实行总罢工，袭击德国监工或骚扰他们的政权机构或经济，势必导致大规模的报复或使他们的生活水平降低。这样，在他们看来，还不如与也许会无限期地统治下去的占领者搞好共同的事业。这样做不但容易些而且能够做到。正是这种求生存的欲望把抵抗活动减少到了最低限度。事实上，参加地下活动的人寥寥无几，且在共产党和非共产党的游击队间，例如在法国，又常常发生互相削弱的和流血的斗争。唯一较大规模的抵抗运动发生在南斯拉夫，而这个运动也由于共产党人铁托（他力图团结反希特勒的一切力量）和塞尔维亚民族主义分子米哈依洛维奇之间互相残杀而遭到削弱。

希特勒要将欧洲变为日耳曼帝国的目标现在虽昭然若揭，但其野心大到何等程度却仍未为人所知，甚至连他的许多敌人也猜想，这只局限在欧洲。在这个问题上，如他们看到了他手写的秘密笔记，肯定会大惊失色的。

为全世界利益故，英国目前的形势不予改变。由于种种原因，在取得最后胜利后，我们必须与之和解。

国王必须下台——由温莎公爵接替。我们将与他签订永久友好条约，而不是和平条约。

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埃比利亚半岛（西班牙半岛之古称—译注）他继续写道，将在“新秩序”下联合起来，从而实现查尔士大帝、尤金亲王和拿破仑梦想实现的欧洲统一。

最后胜利的最重要的一点是把美国永远排除在世界政治之外，消灭他们的犹太社会为达到目标，戈培尔博士必须具有一位总督的独裁权力，以完成对种族混杂的劣等居民的全面再教育。在这方面，戈林也应尽一臂之力，主要是把有日耳曼血统的居民全部或至少百分之五十动员起来，进行军事教育，以获得民族主义的新生。

（5）

正当希特勒在制订征服包括五大洲在内的征服计划时，他的部队却在东方朝本土节节败退。在粉碎“堡垒战役”的胜利鼓舞下，苏维埃统帅部满怀信心，勇敢地转入反攻。在1943年后半年，红军在某些地方推进了400公里，把中部和南部的德军驱至第聂伯河彼岸。

这促使希特勒加速执行其“最终解决”的计划。1944年初，他批准向一大群非党员、非党卫军泄露这个秘密。1943年1月26日，希姆莱作了第三次讲话，是在波森的剧场里向260名左右的陆海军军官作的。他冷静地告诉他们，希特勒已把消灭犹太人的任务交给了他。“我可以告诉你们，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一阵掌声席卷了整个礼堂。有个靠近冯·格斯道夫上校（即那位要把希特勒和自己炸死的军官）的陆军军官激动地跳上椅子。在礼堂的后边，有个脸色难看的将军正在检查，看他的同事中有几个人没有鼓掌。他数了数，一共5人。

在尔后数星期内，希姆莱继续在进行他的启蒙运动。他向一群海军将领承认，他曾下令屠杀妇女和儿童。“如果我允许这些充满了仇恨的儿童在这场人反对非人的战斗中长大成人，那么，我就是个弱者，就是我们的子孙后代的罪人……但我们必须更加清楚地认识到，我们进行的是一场原始的、独创的、自然的种族战争。”在宗特霍芬，他对另一群将领也讲了几乎同样的话。“在德国，以及在占领区，一般来说，犹太人问题已经解决了”，他说。当他说到这个问题“未作妥协”

便解决时，厅内出现了掌声。希姆莱在“最终解决”问题上共作了15次演讲，听众广泛，但，意味深长的是，外交部的人一个也没有。

1943年的最后几天，压得希特勒喘不过气来。他的军队在列宁格勒和整个乌克兰面临着新的挫折。不仅如此。由于党卫军法官摩根终于挖出了布痕瓦尔德贪污案的网络，希特勒的灭绝计划受到了威胁。集中营指挥官科赫的同案人科勒害怕了，同意出庭作证。他被关进监狱，作为人证，但不到3天，他便死在狱中。在铁证面前，在摩根的无形审问下科赫顶不住了。他供认，除了靠犯人发财外，为了保住秘密，他处决了不少犯人。

对科赫的起诉虽然成功，但摩根并未因此而满足。他沿着贪污的线索追至波兰。在卢布林，集中营的指挥官热烈欢迎了他。该指挥官名叫维尔特，曾在贝尔赛克任格斯泰因的向导。他自豪地透露，他不但在卢布林地区建造了4座灭绝营，灭绝系统也是他建立的。他说，每个营都建得像一个波特金村庄。当火车开进假站台时，乘客都以为到了一个新城镇。维尔特津津有味地说，火车一到，他或他的代表，便向新来者致词表示欢迎（欢迎词是固定的）：“诸位犹太人，把你们带到这里来，为的是要将你们重新安置。在犹太州建立之前，你们当然得先学会如何工作。你们必须学会一门新手艺。”这些定心丸式的话讲完后，犹太人便无辜地列队走向死亡。

在摩根听来，维尔特的描述是“完全荒唐的”，但，在他参观了贮藏战利品的屋子后，他可不这样想了。看到堆积如山的宝物——其中有一大得令人不敢相信的表堆——后，他明白了，“某种可怕的事情正在这里发生。”他从未一次看到过这么多的钱，特别是外币，有世界各国的硬币。看见炼金炉及一大堆金砖，他惊奇得张大了嘴。

摩根参观了维尔特建造的4个集中营——马伊达内克、特莱勃林卡、索必波尔和贝尔赛克。在每座集中营内，他都亲眼看到了处决犯人的证据——毒气室，焚尸炉，以及大片大片的墓地。这里在大规模地犯罪，但他又无力采取行动，因为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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