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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部分（第1页）

一头撞了出去，造成严重的后果。这位天地人的最高统治者的性格特点与殷纣、周幽王差不多，全然不顾自己行为带来的后果。司马太公在《史记》中这样描述这两位继承祖先王位的不肖子孙的——

“帝纣资辩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好酒淫乐，嬖于妇人。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于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巨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丘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慢于鬼神。大最乐戏于沙丘，以酒为池，悬肉为林，使男女倮相逐其间，为长夜之饮。百姓怨望而诸侯有畔者，于是纣乃重刑辟，有炮格之法。”这就是纣，一个典型的两面性人物。

“三年，幽王嬖爱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废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为后。后幽王得褒姒，爱之，欲废申后，并去太子宜臼，似褒姒为后，以伯服为太子。……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说之，为数举烽火。其后不信，诸侯益亦不至。”此番爱美人不爱江山，导致周王朝迁都至洛邑。周幽王的下场却是“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女娲作为女性母爱的代表，炼石补天，取西塬之土、舍其经血，以自己的模样重新创造人类。可惜，司马太公生活的汉武时代刚刚经历过窦太后专权，再加上汉在初创时期的吕雉霍乱朝政和秦始皇不立皇后的事实，太史公作为一名后世敬仰的史学家也难免存在对女性的偏见，更何况他本身就是尊儒的一位史学家，他在《太史公全书》中没有给我们塑造一位和爱可亲的女性代表。在更早成书的《春秋》中，因为作者可能就是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他就更加不会去塑造一位有血有肉的女性形象了。而与孔子儒家思想基本同时代形成的道家思想却不同，他们坚持“一生二，二生八卦，八卦生万物”的“阴阳”共存理论，在倡导君权为大、男性为尊的崇尚武力征服的时代，在不经意间把女性代表创造的更加符合人性化，其实他们仅仅是因为没有丑化女性，只是真实记录女性而已。孔子虽然有不耻下问的优点，更有敢取认天下苍生为师的壮志雄心，但他却没有真实记录时代女性的眼镜，所以，他的徒子徒孙就会为尊师的这一遗漏填补上限制自己另一半的“三从四德”，作为标榜师从天下的吹嘘之功。

但，从道家经要的斑斑点点中我们发现对女性人性最完美的记述我们还不能给中华民族意识根源彻底平反，毕竟在两千年的封建王朝中女性是最无辜的受害者。深究其原因，其实不仅仅是孔子的徒子徒孙不肖，老子的徒子徒孙也不是好东西，他们因为在战国时期和秦王朝没有列入朝堂，就钻进了牛角尖，开始人类最早的化学研究——黄老学术，走上了不归之路，即使在汉初，老子的“无为而治”思想深入殿堂，但老子的徒子徒孙们却认准与时代发展不协调深奥的黄老术研究，最终失去传播自己万物归理的初衷。　。　想看书来

三皇五帝给我们民族的信心

在1996年出版的《中华全史演义》的前言中说蔡东藩先生是探索“小说救国”，其实观蔡先生十一部史料演义，我觉的这样评价有些欠妥，蔡先生经历的是世界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事实，作为一个深受儒教思想影响的学者，他首先想到的是以我们中华民族的历史来探求中华民族崛起东方之路，这也是鲁迅先生走的一条路。从历史的长河中寻找中华民族雄起东方之路，也是自清王朝看到西方各帝国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各种新东西后想要做的一件大事，这件事应该是从乾隆38年2月设立四库馆编撰《四库全书》开始的。是年，乾隆这位好大喜功的中国历史上没落王朝皇帝下诏：

“前经将旨，令各该督抚等访求遗书，汇等册府。……乃各省奏到书单，寥寥无几，且不过近人解经论学、诗文私集数种，聊以塞白。……此必督抚等视为具文，地方官亦第奉行故习，所谓上以实求，而下以名应，殊未体朕殷殷谘访之意。且此事并非难办，尚尔率略若此，其他尚可问乎？

况初次降旨时，唯恐有司办理不善，藉端扰累，曾令凡民间所藏书，无论刻本写本，皆官为借抄，仍将原本给还。揆之事理人情，并无阻碍，何观望不前以至于此？必系督抚等因遗编著述非出一人，疑其中或有违背字面，恐涉干碍，预存宁略毋滥之见；藏书家因而窥其意旨，一切秘而不宣，甚无谓也。”（乾隆三十八年三月二十八日谕）

在文字狱的淫威下，人们动辄得咎。然而，这场连疯子都不放过的文字狱的初衷却是一面对不利于政府的思想强行取缔，另一方面则大力提倡朱程理学，企图以此来统一思想。毕竟儒家思想在朱熹等人在宋代以来的发展，经历明代的洗礼，形成了系统的、带有宗教性质的管理思想。当清王朝的统治者看到西方文明的成就，必然要兴起寻根问源的浪潮，但儒家思想并没有掩盖清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没洛，同时迎进来的是西方文明的火枪洋炮。那么我为啥要把三皇五帝作为支撑起我们民族的信心来说？

首先，我要做一个假设，一个民族与其他民族更具有民族自尊心来自这个民族对自己民族成长史的肯定。在我们中华民族的成长史中，我们民族的是崇拜“龙”的，可是，据史学家们研究，中华民族最早崇拜的并不是“龙”，而是被我们诅咒的“乌鸦”，从“乌鸦”崇拜走向“龙”的崇拜，那是怎样一个漫长的历史？社会生产力极其低下，人们还在为填饱肚子而努力，为穿暖衣服而狩猎，对神秘世界的崇拜还处在极度赏识而又无能为力的阶段，从“乌鸦”走向凭空想象的“龙”，原始人类肯定要度过漫长的时间，经历来自自然界的无数的折磨。在现有能考据的文化中，两河流域文明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文明，其主要表现是在公元前3500年，这些区域已经出现了象形文字，并出现了一些城市国家；其次是尼罗河流域，大约在公元前3100年前出现了埃及人建立的国家。地处亚平宁半岛上的希腊古文明大约出现在公约前2600年，而且明显带有前两种文明的痕迹。这样肯定的就可以说，古希腊文明其实施两河流域文明与尼罗河流域文明的传承，属于第二代文明。

站在黄河流域的文明，目前我们只能从夏商周的青铜器和“龙骨”上看到，这就是中华文明，而且是目前世界上承认的一直被继承的人类文明。何以这样言之？这个问题被考古界搁置的主要原因是来自我们国人的创造力。可是，有一个被世界考古界疑问的是在我国辽宁埠新查海文化遗址出土的石子摆塑——龙，据考察已距今8000余年，同时出土的还有陶器上龙和蛙的贴塑浮雕。一个虚拟的动物已经被中华民族的祖先创造出来，何以没有文字？何以没有国家出现，哪怕只是一城邦？从地里的角度思考，古代中华民族的先人们居住地集中在现今的河南、山东、湖北、辽宁、宁夏、山西、陕西等地（这些地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区域内有河流，拥有距山或丘林地带平原地带，这是原始人类生存的必备条件），在中国历史上已经被考古界承认的三皇五帝就是在这些区域内主要从事农业生产的部落或国家，建立帝制或部落领导诚让制国家，首先要形成民族争斗的条件，而在我所设想的以上六个地区的周边都是被高山或大海包围，只有在区域内居民众多或部落足够强大，才能威胁到其它部落或国家。

历史往往是很会和人们开玩笑的，越久远越不容易寻到他的踪迹，我能借助的只有成书于公元前88年《太史公传》（史记），他是这样开始描述战争的：“轩辕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也就是说，在我上述的地域内各个诸侯王国或部族已经连片成一个统一的人类居住地。神农氏，即是我国有记录的一位传承制下的明君。我们今天所说的“三皇五帝”就是以他为开始的，因为此前的“盘古”、“天皇”、“地皇”、“人皇”、“有巢”、“燧人”、“伏羲”、“女娲”都是只能存在与传说中，神农氏传位于黄帝具有史考据是在公元前22世纪，而且这些文字都散落在已经失传的《周易》中。《周易》作为我国最早记录对神秘世界征服历程的书籍，成书于公元前11世纪末，我想司马迁是不会欺骗我们的，因为中华民族产生的禁书运动是从公元前226年建国的秦王朝开始的，而且秦始皇非常迷信，他是不会把这样一本关于阴阳学说的著作用一把火烧掉的，太史公从这一点上要比我们现在的人幸运的多。《周易》既然成书，那么我就敢肯定，在它之前的祭祀活动中我们的祖先们所用的祭祀用品中还有许多成文字流传的纪录，那肯定要比《周易》早得多。从目前考古界已经发现的“龙骨”看，基本属于公元前17世纪到公元前11世纪，文字的创造是古人类在漫长的生产生活中进行的，不可能在短短的几百年时间完成，那那些文字去了哪儿？

一个以农业生产为主导的民族，很少居住在山洞中的。这样其实就给考古界一个断代的考古问题。但可以肯定，自从神农氏开始，中华民族已经出现了国家，而且这个国家已经受到其他国家的威胁，并且他们把这种来自其他国家的威胁用文字表述了出来。古代的中国人书写是在竹简上的，竹简有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容易散落、腐烂、磨损，文字记录的失落就显而易见，但我们就不能说在目前没有考据出记录之前中华民族的祖先就没有文字。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两河流域文明和尼罗河流域文明，两河流域是明显的游牧民族居住地，虽然他们也有农业产生，但区域内主要以游牧为主，他们用以记录文字的是羊皮或石料，这些材料更加便于文字的保存。对于尼罗河流域就更加明显了，他们产生的文明也是农业文明，但他们利用的是石料纪录，且尼罗河自南朝东流淌，没有外来民族的侵扰，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其实早就消亡了（时间约为公元前11世纪）。

司马太史公的幸运就在于他亲眼看到了《周易》这部人类征战史。在公元前22世纪初，神农氏的国家应该建立在黄河中游地区，随着人扩不断增长，他的领地渐渐口达到河北、河南、湖北、陕西、辽宁以及山西南部，他于公元前22世纪初把执掌的国家交给了我们从史料上看到黄帝，而我们这位姓公孙，名轩辕，“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徇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的祖先面临的正是我们另一位祖先——炎帝的侵扰。炎帝，据我从地理位置观察，它占据的应该是现在的山东、安徽、江西等地，作为一个神农氏手下的诸侯，山东、安徽富庶的土地让这位诸侯的人口迅速成长起来，尤其是当原始人类已经不依靠山中的猎物获取衣服，不宜山洞来居住，形成的对大自然主宰能力的发挥，战争一触即发。终于在黄帝继位后，炎帝已经按捺不住获取臣民的欲望，再加上处于西北角的黄帝所属之地也可以进行农耕、狩猎，也是部落成长的绝佳之地。这场战争终于开始了，而且这场战争一打就是三年，黄帝是“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三战，然后得其志。”中华民族的农业国家的战争在司马迁的描述下虽然这样只有短短几个字，但战争硝烟弥漫，战鼓凛凛依然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在《周易》中不会就这样用短短几个字来描述这场战争的，因为《周易》既然作为实现天地人的预测，肯定会把战前的准备，双方怎样摩拳擦掌全部记录在册，以及三年战争的具体进展情况也会描述清楚地，但不会记录在一起，毕竟《周易》是一部让后来人进行各种未知世界预测以及做准备工作的书。

后来，黄帝率中原诸侯还与占据北方的蚩尤进行了一场更大的战争。蚩尤应该是占据宁夏、陕西以及山西北部的以游牧为主、农业生产为辅的国家。这场战争最终以中原地区的黄帝集团取得胜利而告终，并把蚩尤赶到大漠以北。

此时，我们已经看到在中华大地上驰骋疆场的三个国家——“神农氏（黄帝）集团”、“炎帝集团”、“蚩尤集团”。疆土“东至海，西至空桐，南至江，北至荤粥，合符釜山。”我不知道司马迁笔下的“釜山”是否就是现在的韩国釜山，倘若釜山的地名从古一直沿用至今，那么，黄帝开拓的疆土应该占有整个朝鲜半岛。可惜，秦始皇的长城在连线上直到赵国的长城，也就是说，秦始皇统一了流过，并没有形成中华民族东部地区的统一，当然也包括汉武帝，同时也为民族融合已留下了问题。朝鲜半岛是不是在三皇五帝时期就进入中华民族大家庭当中，这要留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虽然，自朝鲜半岛有独立的国家以来一直是以学习中华民族文化为主，但从姓氏习惯上看肯定与中华民族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黄帝之后，被考古学界和历史学界认为还处在原始社会的中华民族统治者还有“少昊”、“帝喾（KU）”、“帝挚”、“唐”、“尧”、“禹”，随后就是奴隶制国家“夏”、“商”、“周”，直到封建制国家“秦”，至此已到公元前226年。其实，在我们现在所说的“三皇五帝”时期，也就是我国奴隶制的萌芽时期。在公元前22世纪初，没有国号的“禹”将国家政权交给自己的儿子“启”，便成立了一个有自己国号的国家——夏，此时的中华民族国家已经随着奴隶需求量的增多，奴隶主贵族们过上了豪华的生活。我们现在拜祖先时经常称自己是“炎黄子孙”，其实我们还忘记了另一个祖先——蚩尤，虽然在蚩尤与黄帝的争斗中，蚩尤以失去领地，散落部众，逃到漠北为告终，但这个部落却在秦始皇称霸中原、汉王朝称雄大地的时候再度进入人们的视野，而此时，蚩尤已经操另一种语言和文字来和中原诸侯争雄。当然，这个部落是不是被黄帝赶到大漠以北的蚩尤，还得留给历史学家和考古学界。

但，无疑黄帝进行两次战争，把中原带进了另一个文字和语言进化的进程中，这就是汉语和汉字。我们应该庆幸中华民族的的语言使用方块字来表述的，也应该感谢祖先给我们一个表述自己情感和发展历史的工具。

农耕文明的光芒

在世界历史上，我们中国不是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最早进入农耕文明的国家应该是古埃及，也就是位于尼罗河流域的人类古文明。中国应该是世界上第二个进入农耕文明的古国，大约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埃及人开始创建他们的农耕文明社会，在地球上开始征服自然的征程，古代中华民族的农耕文明也应该在这前后进入。农耕文明其实在一开始创造就面临着游牧民族的侵扰。但是，古代的埃及人就很幸运，这是因为他们的西边是茫茫大海，是不会产生任何游牧民族的，所以他们创造的农耕文明也就得不到进化和传承，而位于两河流域的古巴比伦人是不会给这样一个民族文明任何喘息的机会，在公元前3000年左右，古巴比伦人以游牧民族的的身份闯入古代埃及人住所，开始了对古埃及人毁灭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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