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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66部分（第2页）

东晋诗人陶渊明毕竟是先知的，早就领悟了人生的奥秘。“凡圣无异居，清浊共此世。心闲偶自见，念起俱已逝。”管什么天上人间，论什么海北山南，讲什么悲欢离合，说什么月缺月圆，也许人生的一切，都在于这方寸之心如何去对待这些难移难了的现实。

他举杯而舞，吟出了脍炙人口、千古不朽的《水调歌头　雨辰中秋（兼怀子由）》：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低绮户，照无眠。不应有恨，何事长向别时圆？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

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苏子瞻绝不会想到，他在这段时间里唱出的这些诗词，同他在杭州唱出的《钱塘集》一样，又播下了灾难的祸根。

他也绝不会想到，京都的风暴再次腾起，已卷袭着洛阳司马光的“独乐园”。

篇十五　洛阳　独乐园

“谣言啄伤”闯入了“世外桃源”的篱笆　大内宦侍乘坐的华贵双马四轮车辇轰隆而来，悄然而去　“朝臣典范”司马光眼前一黑，扑俯在书案上说不出话来

洛阳，是大宋的西京，是泞京的陪都，是致仕老臣聚集之地，因而也就成了朝廷各种讯息首先扩散的场所。一年来“李逢、刘育谋反案”、“华亭弄权奸利案”及吕惠卿和王安石的激烈厮斗，已使这座古城人言沸腾、形势纷乱。唯有司马光的“独乐园”似乎仍然保持着“桃花源”般的寂寞与宁静。

熙宁九年（1076年）四月，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当吕惠卿上呈王安石“私笺”于皇上，欲置工安石于死地的时候，一种“啄伤”司马光的谣言也在洛阳御史留守台浮起，并哄传于洛阳街头。这种谣言，言简意赅：“《资治通鉴》之所以久不成，缘书局之人利尚方笔墨绢帛及御府果饵金钱之赐耳。”就是说，司马光贪图朝廷赏赐而故意放慢修书的进度，是诈骗皇上的不忠之臣。于是，说成道淡、谈是论非之语围着“独乐园”热闹起来。某些善于联想的御史留守台官吏，便借机丰富着谣言，诬陷喑哑无语的司马光与朝廷的厮斗“暗中关联”，散布司马光与朝廷致仕老臣邵雍、范镇等人的互访相聚是“结党营私”。

这些谣言终于渗入了“独乐园”的柴门和篱笆。

四月二十日午前，司马光的老仆吕直挑着担子去杂买务购买粮米，适逢御史留守台官吏冯安正在杂买务哗中取宠地高声散布这些谣言。冯安年约三十，作派轻浮，口齿伶俐，是个很会耍嘴皮子的人，任何事无论真假，只要从他的口里说出，就变得有板有眼，因而此时吸引了许多听客。忠诚于司马光的老仆吕直，当下气噎心胸，愤懑难忍，便挺身而出，以木讷之口为其主人辩解，遂与冯安争吵起来，引得众人围观，杂买务大乱。木讷之口终究难胜“如簧之舌”，吕直便动起“粗”来，抡起扁担向冯安打去。冯安屁股着打，仓皇逃跑。吕直气犹未消，挑着空担而归，闯进读书堂，把“谣言啄伤”之事，如实地告知了正在埋头书案的范祖禹和司马康。

范祖禹现时已是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的唯一助手，他闻讯惊骇，脸色变得惨白。长期的治史生涯，使他养成了“月晕而风”的敏感和“水银泻地”的思维：此等谣言卑劣而轻屑，原是不足畏的，但谣言引起的人心猜疑，却足以毁掉司马实君的清白。纷乱时日帝王的心总是脆弱多疑的，任何一种捕风捉影的错觉，都会造成难以预料的后果。而邵雍、范镇等人身k都带有“反对变法”的印记，他们与司马君实的友谊交往若被皇上视为结党为患，则灾祸更不可测了。再说，刘恕道原近日将由江西高安来到洛阳，欲以数月时间与司马君实共商史料中纷错难治之疑，刘恕道原也是因“反对变法”而遭贬的，若因谣言而枝生节外，或因谣言而干扰学业商讨，不仅是司马君实的不幸，也是《资治通鉴》的不幸了。唉，司马君实五年来一直是“喑哑”度日，还是没有躲过某些人的追杀啊！

司马康现为书局“检阅文字”，专司资料校对之事。他心头首先惊起的忧虑是怕身体日益虚弱的父亲经受不起这碎然的打击，是怕整日操劳的母亲经不起这样的惊吓，是怕年已七十的伯父司马旦猝出意外。他一把拉着老仆吕直的双手，急切请求：“吕伯，此事万勿为我父所知，万勿为我母所知，万勿为我年老的伯父所知啊……”

吕直这才意识到这事比自己所想的更为可怕。他望着沉思的范祖禹和含泪请求的司马康呆住了。

此刻的司马光，正在读书堂北面竹梢蔓草结建的钓鱼庵里，埋头书案，聚精凝神、一字不苟地删定着《隋纪》的最后一卷。他要用定稿的《晋纪》、《宋纪》、《齐纪》、《梁纪》、《陈纪》、《隋纪》迎接密友刘恕道原的到来，用书卷的笔墨芬芳为千里而来的朋友接风洗尘。

他是半个月前接到刘恕从江西高安老家托人捎来的回信的。道原重情重义，应诺立即起程来洛阳，共商“五代”这段历史中一些纷错难治的疑案，真是义薄云天啊！道原有通史之才，而且见识卓颖，有道原相助，司马光觉得心里有底了。半个月来，他清晨寅时走进“钓鱼庵”，深夜已时离去，一日三餐都是妻子张氏送上书案。他盼刘恕道原之早到，又怕《隋纪》未定而刘恕道原之匆至。

钓鱼庵，湖中之岛，茅草之屋，宽敞而清静。为了书稿的安全，不生火，不冒烟，真是隔绝“烟火”的仙境。每当司马光披着黎明前的春露夏雾，踏着忽悠悠的板木便桥走上岛岸，走进茅屋时，便似乎进入了一座华美圣洁的殿堂。

屋宇内的四周，摆放着范祖禹完成的唐代“长编”六百卷，刘攽贡父从泰州寄来的后汉“长编”三百卷，刘恕道原从高安老家送来的魏晋南北朝“长编”五百卷。司马光每当站在这些书稿面前，心里热浪滚滚，双眼泪花濛濛：刘攽贡父五年前贬知泰州，已不是书局的人了，仍操劳于汉史的蒐集、分析、考证、注疏，若非心怀日月，肩担史义，谁能如此？刘恕道原五年前已贬为南康军酒监，归居老家高安，虽“遥隶书局”，在职责上毕竟不再专职修书，仍以通史之才、博览之智，正褒贬、辨邪正、笃名教、厉风节、贱功名、尊王道，梳理纷错难治之业，若非相知以心，矢志于史，谁能如此？钓鱼庵，知识的宝库，友谊的见证，司马光黄面霜鬃、年衰愚鲁之人，若不遇贡父、道原、淳甫，岂能完成两朝圣上之托啊！

钓鱼庵，寂寞冷清的晨风夜露，耗损着一个老者日益衰弱的躯体，孕育着一部宏篇巨著的诞生。“简犊盈积，浩如烟海，其间抵牾”的史料，已累得司马光“骸骨癯瘁，目视近昏”，但著书的兴味和《晋纪》四十卷、《宋纪》十六卷、《齐纪》十卷、《梁纪》二十二卷、《陈纪》十卷、《隋纪》八卷，共一百零六卷的完成，似乎弥补了他躯体上的血肉损失。

今日午时正点，妻子张氏又送饭于钓鱼庵书案，看着丈夫消瘦的面颊怆然伤神。司马光拍打着刚刚定稿的《隋纪》八卷，笑语作戏：“有失有得，理合天造。”

妻子张氏哭笑不得。

为了庆贺《晋纪》和《南朝纪》的定稿，消解司马光半个月来日夜不息的操劳，活跃“独乐园”肃穆沉闷的气氛，张氏特意做了几样拿手菜肴，捧来自酿的米酒，摘来园圃中半熟的青杏、沙果，把当日的晚餐搬进了读书堂南面流水潺潺的“弄水轩”。司马光抛开书稿中那些古圣先贤、英主明君、侠士烈女、佞臣大盗，欢愉地为哥哥司马旦敬酒挟菜，与范祖禹碰杯畅饮。范祖禹、司马康会心地隐藏着“独乐园”外谣言啄伤的忧虑，装出极高的兴致。可吕直却对午前杂买务那场争吵殴斗转不过弯来，他愁眉苦脸，低头不语。司马康见状急忙举杯相邀，并以目光示意。吕直似乎记起了司马康在读书堂的急切请求，强作笑容，猛地举起酒杯喝了起来，借以压住憋在胸口的怒火。吕直向司马旦、司马光分别敬酒之后，便借故与司马康离开了。

文人相聚，总是以朋友间交谊的趣事为乐道的话题。在范祖禹向司马旦敬酒时，这位七十岁的老人欣喜而饮，亲切询问范祖禹：“景仁公近年身体如何？”

景仁，是范镇的字，范镇与司马兄弟交谊至深，遭贬致仕后卜居许昌。范祖禹急忙恭敬回答：“祖公近年来身体尚好，去年还和老师（司马光）爬过一趟嵩山呢！”

司马旦点头称赞：“好，好！景仁小我两岁，长君实十一岁，算来已是六十八岁的人了。六十八岁而登游嵩山，令人羡慕啊！”

司马光亦颇为得意，遂口吟出他上个月寄给范镇的两首诗来：辛夷花烂开，故人殊未来。

愁看柳渐绿，忍更折残梅。

叠石溪上春，茅茨卜（筑木）新。

前言如不践，山蝉又笑人。

司马旦笑问弟弟：“‘前言’为何？何‘不践’耶？”

司马光笑而回答：“景仁举止言行，弟敬仰至深，虽几十年来对古之‘礼’、‘乐’争辩不休，势难调和，但相处知心，争亦坦然，辩亦坦然，数月不见，颇焦心神。去年春时，弟与景仁登游嵩山，拨散荆棘，攀越岩峰，倘祥于山水草木之间，沐浴于云雾仙界之中。景仁虽年近七十，策杖而行，举步有法，措足有则，弟扶臂牵衣，窥视良久，忽从其举止之间，悟其行路之道，遂题于嵩山寺院以记：”登山有道，徐步则不困，措足于平稳之地则不跌，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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