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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70部分（第2页）

在所谓“闲适诗”中，像上述几首那样写得很出色的还有一些。但类似的情怀写得太多，未免重叠复出，令人有千篇一律之感；而且有相当多写得很平庸。尤其是他总爱在诗里表白自己的淡泊高雅，哀叹自己的衰老孤独，谈论佛经的道理，实在没有什么趣味。

在讽谕、闲适之外，白居易还把自己的诗歌分出“感伤”一类，其中的《长恨歌》、《琵琶行》，代表了白居易诗歌的最高艺术成就。

《长恨歌》作于元和元年。据陈鸿的《长恨歌传》，白居易写《长恨歌》的本意是要“惩尤物，窒乱阶，垂于将来”，这可以说也有“讽喻”的意味。而且，《新乐府》中的《李夫人》诗中，特别提到“伤心不独汉武帝，自古及今皆如斯。君不见……泰陵一掬泪，马嵬坡下念杨妃，纵令妍姿艳质化为土，此恨长在无销期”，也正是《长恨歌》创作的主观意图的一个注脚。所以，《长恨歌》从写杨贵妃入宫到安史之乱，都对君主的耽色误国和贵妃的专宠有所讽刺。但是，这一意图并没有贯穿到底。白居易在描述杨、李爱情悲剧本身时，又抱着同情态度，用了许多动人的情节和语言把这场悲剧写得缠绵悱恻，这样就出现了双重主题彼此纠缠的现象。特别是诗中对玄宗与贵妃二人生死相恋、梦魂萦绕的那种带神话色彩的反复渲染，更把前一个主题大大地冲淡了。如诗中写到杨贵妃死后，玄宗的对景伤情：

蜀江水碧蜀山青，圣主朝朝暮暮情。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

在这段之后，他又以浓重的笔调继续写玄宗回长安后的孤寂：

“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盼望梦中相会，却是“悠悠生死别经年，魂魄不曾来入梦”。到这里，可以说是把生死间的苦恋之情写到了极致，但下面推开一层，又写了临邛道士鸿都客为玄宗上天入地寻觅，在仙山见到了死后归仙的杨贵妃。看来似乎生死悬隔的恋人可以相会了，但又一转，杨贵妃的魂魄却不能回去，“昭阳殿里恩爱绝，蓬莱宫中日月长”。这时读者会代唐玄宗感到一种绝望，然而再一转，又是杨贵妃请道士带去当年的定情物给玄宗，并重温旧日盟誓：

“但令心似金钿坚，天上人间会相见。临别殷勤重寄词，词中有誓两心知：七月七日长生殿，夜半无人私语时，在天愿为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这是一种深深的，又是只留下眷念而永远无法实现的情意，所以白居易在结尾处写下：

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

因而《长恨歌》留给读者的，主要不是“惩尤物”式的道德教训，而是对刻骨铭心的爱情的深深的感动。

写于元和十一年的《琵琶行》，则是一首感伤自己生平坎坷的抒情叙事诗。开头记述诗人秋夜在江州浔阳江头送客，听见江上琵琶声，于是便请弹琵琶女子相见：

千呼万唤始出来，犹抱琵琶半遮面，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

在听了一曲琵琶之后，女子诉说了自己的身世。原来这女子与白居易一样来自京都，也有一番由繁华而凄凉的遭遇，同病相怜的白居易深有感触：“我闻琵琶已叹息，又闻此语重唧唧。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最后，沉浸在哀伤中的女子再弹一曲，声音越发凄凉悲切，而同样沉浸在伤感中的白居易听毕之后，更是泪下沾襟。

在白居易的诗歌中，这一类叙事兼抒情的感伤诗是写得最成功的一部分。首先，在叙事抒情中，他往往采用精致生动、音声色彩与气氛相和谐的意象来勾勒一个个鲜明的画面，烘托出浓重的情绪氛围。如《长恨歌》中“行宫见月伤心色，夜雨闻铃肠断声”，用最能引起人情思的月色、夜雨、铃声，组成有声有色的伤感情景；“夕殿萤飞思悄然，孤灯挑尽未成眠。迟迟钟鼓初长夜，耿耿星河欲曙天”，从黄昏到凌晨，空殿萤飞、孤灯只影、钟鼓之声、耿耿星河，四种色彩、音声都给人以寂寞孤单感的意象，映衬出了玄宗彻夜不眠的苦苦情思。而《琵琶行》里，一开始就挑选了“枫叶荻花秋瑟瑟”这样的意象，以呈现怅惘伤感的氛围，接着以“江浸月”，即江水宁静地映着团团月色这样的意象，再给人以孤寂的感觉；而听了琵琶后，又以“唯见江心秋月白”这样静谧、萧瑟的意象再次呼应，烘托出凄凉寂寞的心境。其次，白居易很善于掌握节奏，他以变化的节奏把画面连缀起来，造成各种不同的气氛。如《长恨歌》写安史之乱中玄宗西迁的那一段，从“九重城阙烟尘生”到“回看血泪相和流”，画面变换急促，好像鼓点频敲，构成了紧张的叙事气氛；而写玄宗思念死去的杨贵妃的一长段，从“蜀江水碧蜀山青”，画面变换便舒缓下来，显得沉重缓慢，抒情意味便全出来了。这样的不同节奏与内容结合得十分巧妙。又如《琵琶行》描绘琵琶女的演奏，最妙的不是精巧的比喻——这种比喻在顾况、韩愈、李贺诗中也有，而是善于通过描写音乐节奏的变化来表现情绪的起伏。它开始零散，“转轴拨弦三两声，未成曲调先有情”，继而“低眉信手续续弹”，出现了舒畅的节奏。此后逐渐由慢而快，用了反复排比重叠的字句写出“大弦嘈嘈如急雨，小弦切切如私语；嘈嘈切切错杂弹，大珠小珠落玉盘”，诗的用字造句与琵琶声响交映成趣。最后在一个小小的回旋跌宕之后进入了高潮：“银瓶乍破水浆迸，铁骑突出刀枪鸣。”然后这惊天动地之后又突然煞住：“曲终收拨当心划，四弦一声如裂帛。东舟西舫悄无言，唯见江心秋月白。”归于一片寂静。在这里，不仅所描写的音乐是有节奏感的，诗歌语言本身以及诗中画面的变换也都是有节奏感的。这种绝妙的处理，便造成了起伏跌宕的感人效果。此外，这类感伤诗的意脉流畅而不呆板，明晰而不晦涩，抒情叙事结合得天衣无缝，语言也很明白易懂，这些就是白居易大多数诗歌都具有的共同特色了。

以张籍、王建、元稹、白居易等人的乐府诗创作为核心的一股新诗潮，以其对社会政治问题的强烈关注，和与此相关的平易通俗的语言，突破了过去一段时期内狭隘的诗歌内容，改变了过分雕琢的诗歌语言习惯，恢复了中国古典诗歌关心社会现实和民生疾苦的优良传统，既开拓了诗歌的表现领域，也发展了新的诗歌语言。

但是，这一新诗潮过分偏激地强调诗歌的政治意义和理念化的倾向，也造成了另一方面的弊病。特别是在封建专制主义越来越严厉、个性受到的压抑越来越强烈的环境下，文人的真实感情受到来自外部与内心的双重压力，个人的理想、欲望被潜藏起来，而冠冕堂皇的儒家伦理观念便笼罩了诗歌。

白居易等人的诗在政治理念之外，还有真正为生活现实所激发的热情，后来的有些拙劣的模仿者就不免单纯或主要从理念出发，只是把诗歌当作工具，写一些毫无激情的说教文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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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刘禹锡柳宗元

对于中唐诗人来说，如何摆脱盛唐诗风的笼罩，开创新的诗歌境界，是他们的重要课题。所以，很多诗人都在各自的角度摸索，在不同的方面创新，由此而出现了一种多元化艺术追求的趋向。以韩、孟和元、白为代表的两大新诗潮固然最为引人注目，但在此之外，还有不少具有自己独特风格、独特建树的诗人，其中比较杰出的，是刘禹锡和柳宗元。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洛阳人（今属河南），贞元九年（793）进士，贞元末任监察御史时，与柳宗元等人参与了由王叔文、王伾领导而很快宣告失败的革新活动，因此被贬为朗州司马，此后长期在外地任职。至大和二年（828）才回到长安，先后任主客郎中、集贤殿学士。此后又曾出外任苏州、汝州刺史，继而迁太子宾客。有《刘梦得文集》。

刘禹锡早年随父寓居嘉兴，常去吴兴拜访作为江南著名禅僧兼诗僧的皎然和灵澈，据其《澈上人文集纪》自述，当时他“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这一早年经历对其后来的诗歌创作影响很深。那么，皎然、灵澈的诗歌主张是怎样的呢？皎然有《诗式》论诗，特别注意两方面，一是主张苦思锻炼，要求诗人在对词句加以精心锤炼之后复归自然，他认为这种自然才是诗的极致；二是极重视诗歌意蕴深远而气韵朗畅高扬的境界，认为“取境偏高，则一首举体便高，取境偏逸，则一首举体便逸”。而这“境”即意境来自创作主体的心境，“真思在杳冥，浮念寄形影”（《答俞校书冬夜》），即诗人主观心境与审美观照乃是最重要的。灵澈没有诗论传世，但据权德舆《送灵澈上人庐山回归沃州序》说，他“心冥空无而迹寄文字，故语甚夷易，如不出常境，而诸生思虑终不可至……知其心不待境静而静”；又说他常“拂方袍，坐轻舟，溯沿镜中，静得佳句，然后深入空寂，万虑洗然”，可见灵澈也重视在主体的静默观照中赢得意境的空灵深邃，而且语言也是追求自然的。这些见解一方面受到大历、贞元诗风影响，讲究字词锤炼，不露痕迹，一方面则来源于佛教重视“心”即主观体验感受的思想。刘禹锡深信佛教，得其中三昧，在很多年以后他还说，写诗的人应该“片言可以明百意，坐驰可以役万景”（《董氏武陵集纪》），前句即指语言的简练与含蓄，后句即指主体的观照与冥想。所以他一方面重视通过锤炼与润饰使诗歌的语言既精巧又自然，而反对多用生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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