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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时何时战乱之时 五一四 不过是一个字 贱（第1页）

像是万历二十九年六月初六的苏州织佣之变，也是如此。�在这一日，苏州城二千多名饥饿而愤怒的纺织工匠手执绞棍，冲出玄妙观道院，在一名叫做葛成的机匠率领下，涌向苏州城东南葑门，税官黄建节当场被砸死。

这件事儿的起因，明年上的说法乃是：朝廷派驻苏州城的税官横敛暴征，贪而无厌。

万历二十七年，苏杭织造太监孙隆奉旨“带征苏松等处课税”，即督征苏州、杭州一带的各类商业税，税收衙门设在苏州织造局内。明代太监执掌税事，搜刮起来往往特别心狠手辣，这个孙太监一上任，苏州城就发生了“税务初兴，民咸罢市”的事情。及至万历二十九年春，苏州遭受水灾，民不聊生，但孙隆为完成年度征税额，不但不体恤民间，还加紧盘剥商民。他的参随黄建节勾结地方流氓，勒令织户“每机一张，税银三钱”，即设立“机头税”；“每缎一疋，税银五分，纱一疋，税二分”，所织纱缎，$顶$点$小说必须完税后由税官加盖官印之后，方准发卖。

一时间，百物腾贵，民不堪命，机户相率改业、罢工，而佣工无所趁食，要么铤而走险，要么坐以待毙。

进入六月初，这些“浮食寄民，朝不谋夕，得业则生，失业则死”的苏州织工开始聚于玄妙观，密谋暴动抗税。先是有佣工徐元、顾元、钱大、陆满等集众二千余人，随后加进来的织佣越来越多，这时候，昆山机匠成了他们的领袖，史料载：义士葛成，攘臂而起，手执蕉叶扇，一呼而千人人响应。

从六月初六到初八这三天，抗税的织工们将苏州城“诸税官皆次第芟尽”。这里有个细节，值得特别注意：抗税队伍曾一度包围了苏州税使孙隆办公的苏州织造局，孙隆请求苏州知府朱燮元派驻军镇压，但朱知府拒绝了他的要求。苏知府说：“不可，兵以御外寇者也。吾不能锄奸，以至召乱。若又击之，是重其毒也。且众怒难犯，若之何抱薪救火哉？”大意是说，军队是用于抵御外寇的，不可用来镇压民变。最后孙隆翻墙逃走，总算保住狗命。

朱知府说的倒是冠冕堂皇，其实说白了，这一次的抗税事件，乃是地方上的读书人和官府，和期货而来对抗万历皇帝。

注意，是对抗万历皇帝而不是对抗朝廷。

本书中前文就已经说过，由于明处延续下来的某些政策，导致商税奇低无比，而江南地区，又是商业极其发达的所在。

自从大明开国以来，奖励开垦，降低赋税，兴修水利，加上农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江南地区的粮食产量大幅提高与经济作物的种植，使得城市发展大幅度加快。而自从张居正张相爷当政，行一条鞭法，徭役、地丁，分摊入亩。由此，无地农民纷纷进城，并为手工业城市提供了大量的劳动力。仅江南一地，就出现了三十三个大中型商业和手工业城镇。水陆便利，商业繁茂。至万历年间，杭州居民“数百万之众”，扬州人口八十万余，“人烟浩穰，游手众多。”苏州城“自阊门至枫桥，将十里，南北两岸，居民栉比。”

城市可谓是极大繁荣。

单就苏州而论，在万历朝，苏州城里百工聚集，手工业者猛增。作为江南丝织业重镇，苏州纺织工人最多，机匠有千户。有官方的织染局，但更多都是以家庭为单位进行工作。城市中的人口，分为三个群体。占最大规模的，是城市中的手工业者，他们从事纺织业，从事各种日常生活品与奢侈品加工，但这部分人获利有限，仅能糊口；其次，是工厂主，或由乡绅转化而来，或由市民中的富裕阶层转化而来；最后，是生员，或已经考取功名的人，乃是享有特权的读书人。

而厂主与生员群体，往往是同构的，有钱者使子女获得较好的教育，以使下一代能走入仕途，获取政治身份，这是传统社会的常规进取之道。

大明朝商税是真不高，商税没有到朝廷银子里，反倒是都变成利润流进了这些商贾的腰包，而这些人，和读书人的关系又是千丝万缕的。做官的，掌握朝廷大权的，基本上都是读书人。而且江浙那边文化鼎盛，出来的读书人尤其多。

正因为有着这些关节，是以皇帝屡次想要征收商税，都是被朝中的大臣坚决抵制了，有些甚至直接对皇帝破口大骂。若是换做洪武永乐那等强势的皇帝，怕是就要大开杀戒，只是后来的明朝历代皇帝，可是没这个魄力。

最后万历皇帝没了法子，便想出这么个主意，直接派太监下去收税，这就不必经过那些大臣们同意了。

可以想见的是，这一举措激起了多么激烈的反弹，整个万历一朝，关于这个的骂声便是不绝于耳。万历几十年不上朝，和这些也是不无关系。

而这一次的苏州抗税事件，便是矛盾到了一定程度激发出来的产物，是读书人群体对皇帝的一个反击。

要说那太监横征暴敛，那是肯定的，明朝有名的太监，除了郑和等寥寥几个之外，其它的多半都是这德行。但这些税，其实不是直接落到那些纺织工匠头上的，而是落在那些厂主士绅们头上。要说这税有多重？那也未必，那些厂主士绅肯定是能承受得了的。

只是他们根本不愿意承受。这些大明王朝身体上的寄生虫，磨牙吮血，吃着大明王朝的肉，喝着大明王朝的血，却是不愿意拿出一分银子来！在他们看来，不交税，那是天经地义的！

我凭什么交税？

所以他们把征收的税，巧妙的转嫁到了那些纺织工匠的头上，然后再挑拨他们，顺理成章的就出了这么一件震惊朝野的大事！

那朱知府，可也是读书人。

所以在大明朝，最不好惹的就是读书人，尤其是那些郁郁不得志的底层读书人。你跟他们比横，那还真是比不过。他们不少人都是自认科举无望，眼瞅着昔日自己的同学都考中举人考中进士升官儿发财了，自然是心里不平衡，这心里不平衡的时间长了，便是郁结着一股不平之气，这股子不平之气使得他们往往对这个社会，对这个制度都很是敌视，因此被人稍一教唆就会做出很极端的事儿了。

脑子一热，指不定就怎么着。反正在他们看来，自己也没什么好失去的，再说了，国朝数百年优容养士之风更是让他们有恃无恐连烧了董宅那等大事都不过是十来个人被革除了功名而已，他们怕什么？朝廷难道还敢对咱们这些读书种子动手不成。

所以董策若真是被他们闹这一通，怕是真就得完蛋了。

这种人，其实就是一个字儿：贱！

他们最是欺软怕硬，在明朝时候那么横，靠的什么，不就是国家优容么？但是到了清朝，人家可不管他们这一套，该杀的杀，该抓的抓，这帮子骄横无比的读书人顿时屁都不敢放一个了。

像是雍正四年，内阁学士、礼部侍郎、江西考官查嗣庭以《诗经句“维民所止”命题考试，清廷诬称“维止”二字，意在取“雍正”二字之首乃大不敬，逐将查捕狱问罪。不久死狱中，戮其尸，株连亲属。同年，汪景琪任年羹尧随笔，随年西征，因文章讥讽朝廷，被判大逆罪，立即斩决，妻发黑龙江为奴。

因上述二人均系浙江人，以文字得罪朝廷，故清廷停浙江文士乡会试。

停了浙江的会试了，这是怎么个概念？

意思就是以后浙江的士子读书人们，走正途，走科举，再也当不了官儿了！

这相当于是绝了整个浙江一省士绅读书人的活路啊！

若是在明朝，怕是早就闹翻天了，但是在雍正朝呢？却是一个敢言语儿的都没有！为何？给杀怕了！最后还是李卫替浙江文士说了许多好话，方才恢复了浙江文士的乡会试。如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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