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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7部分（第2页）

受理日期：1966年9月3日。

结案日期：1966年9月12日。

承办单位：××分局××科。

这是一份触目惊心的死亡档案。其中有案情报告、验尸报告、周菊娣陈述笔录、傅雷和朱梅馥遗书、上吊绳索照片以及查封物品清单等等。

这是关于傅雷夫妇之死的最准确、最详尽的历史档案。我逐页细细阅读着，我的视线被夺眶而出的泪水所模糊。我仿佛听见屈死的亡灵的愤怒呼号，仿佛又回到中国历史上那灾祸深重的年月。

依靠档案查清傅雷夫妇之死这件事，给了我深刻的教训，从此我更注意依靠档案，发挥档案的作用。

我在1986年第二期《报告文学》杂志发表的《傅雷之死》，被许多报刊所转载，并译成日文发表。就连远在纽约的我的表妹，也见到当地华文报纸连载，只是改了标题——《傅聪之父傅雷之死》，因为在海外傅聪的知名度超过了他的父亲傅雷。日本译成日文发表。

在纪实文学创作中，档案的运用是必不可少的　。

我和各档案馆有着许多联系，被视为在创作中运用档案最多的作家之一。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长期积累的档案库（4）

在我的作品中常可以见到引用档案材料。翻开《张春桥传》，便可看见一开头就写到档案：

我埋头于小山一般的“*”档案之中。

终日阅卷，我感到有点倦怠。正在这时，我信手翻开一卷档案，那短短的几行字，使我忍俊不禁，倦意顿消。

那是上海师范大学在1976年9月21日向*上海市委文教组送去的《情况反映（五）》，内中写道：

……我校分部附小二年级学生（八岁）在看电视时说：“张春桥参加追悼会时，一只眼闭着，一只眼睁着，要复辟。”

这里所说的追悼会，当然是指1976年9月18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的追悼毛泽东的大会。按规定，连小学生都必须收看现场转播的电视。

一个八岁小学生在看电视时说的一句话竟会印在呈报*上海市委的内部文件上！

更令人吃惊的是，当时*上海市委的三个头目，居然在这份文件上，为小学生的一句话写下三条批示：

“继续追查，并报公安局。”

“对传谣攻击者，应当严肃批判。”

“严防扩散，进行追查，严肃批判后处理。”

随着这“追查”，我看了一卷又一卷“炮打张春桥”的档案，进而又查阅了有关张春桥的档案。我走访了众多的“炮手”，也走访了当年张春桥的亲朋故旧，终于写出了迄今为止第一部关于张春桥的传记……

陶勇是原海军副司令、东海舰队司令、南京军区党委常委，在“*”中受*而死。虽说他的冤案后来得以昭雪，但是他的死一直是一个谜团。

我在《陶勇将军之死》一开头，也写及了档案：

我在档案室逐页细阅一大堆封面上印着“工作笔记”字样的小本本。那是上海某造反派头头的笔记本。他有一个莫大的优点──笔头甚勤，有闻必录。到‘市革会’开个什么会，张春桥怎么说，姚文元怎么讲，他都记下来；街头出现什么大字标语，有过什么*，也一一详记……

蓦地，一行小字，引起我的注意：“陶勇……”

我的心顿时收紧了。细细看下去，那竟是一份关于陶勇之死极为重要的原始材料！

确实，我最初是在某单位档案室查阅别的档案时，偶然发现关于陶勇之死的重要档案──陶勇死后不久，陶勇的夫人朱岚与那造反派头头的谈话笔记。笔记上还记载了一些重要的当事人的名字、电话号码、工作单位。我复印了这几页笔记，以此为线索深入采访，终于得到关于陶勇之死的真实情况，写出纪实文学。发表之后，多家报刊予以转载。

我曾查阅过数百种“*”报刊，某红卫兵报所载的关于柯庆施之死的所谓“调查报告”，引起我的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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