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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2部分（第1页）

hischer　Beobachter）上把它们发表出来，还要随一封短信火速把它们寄给《奥格斯堡人报》（Augsburger　Zeitung），这样它们就能通过这个途径同时告知公众了。”

罗斯柴尔德代表他们在远方的受难同伴们的干涉事件很快就传遍了整个犹太圈，随后海涅也就此事于《路特西亚》（“Lutetia”）发表了评论。“我们必须给右翼首席拉比（Chief　Rabbi），”海涅写道，半开玩笑地提到塞纳河右岸的铁路工程，“展示他为以色列家族（House　of　Israel）所表现出的高尚的同情之心以信用保证，而不像他博学的对手、左翼首席拉比M·贝诺伊特·福德（）那样，当自己的同族正在叙利亚受着由法国领事教唆下的酷刑折磨的时候，还能向希勒尔（Hillel）般沉着冷静地在下议院（Chamber　of　Deputies）里就地租和银行利率改制发表精彩的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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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政府觉得有义务满足他的要求

由于1840年战争的谣传使得军队开支急剧上升，帝国的财政问题再次迅速加剧。而私人业务也困难重重。到了1841年中期，与政府有着频繁的业务往来的四大银行之一陷入了运营危机。这是盖伊穆勒（Geymuller）银行。梅特涅不惜一切代价地想保住银行不破产，他与罗斯柴尔德银行和其他各大银行进行了长久的谈判，而那些银行不是没能力资助就是不愿资助。现在只剩下了三大银行——罗斯柴尔德，希纳（Sina），和Arnstein　&　Eskeles——继续做着国家业务。尽管国家需要大量金钱，但证券价格却很高，在1841年7月14日，三大银行按104％的比值报销5％的债券，共报销三千八百五十万弗洛林币，其中罗斯柴尔德认购了一千四百万。

在达成这笔交易之后（这之间的关联无可质疑），所罗门·罗斯柴尔德提交了另一封请愿书，希望能在众多限制犹太人权利的法规中获得一项豁免。

维克奥兹（Witkowitz）的铁制品最初是属于瑞道夫大公（Archduke　Rudolph）的，之后传给了瑞涅大公（Archduke　Reiner）。但由于后者并没有获得大多数的选票，铁制品就准备出租给所罗门·罗斯柴尔德。能对此构成影响的请愿书是在1833年9月递交上去的，但最后一刻维克奥兹却被奥姆特大主教（Archbishop　Olmutz）科泰克伯爵（Count　Chotek）买下。当诺德巴赫（Nordbahn）的工程开工时，罗斯柴尔德不想依赖外国铁矿，于是大主教就将铁制品以与盖伊穆勒银行同份额的形式租给了罗斯柴尔德。与此同时，铁制品业迅速发展，正如所罗门在给宫廷提交的一封请愿书中说到的那样，在1841年“这已经成为君主国里最为非凡和多产的机构了”，同时还给一千五百人提供了就业机会。

当盖伊穆勒银行陷入困境，同时大主教也急需资金时，罗斯柴尔德就能借助大好时机将所有关注都引入到自己的领域里。当时的困难是，在奥地利的犹太人不允许建立工厂、为某种原因购置必须的房产，甚至不允许涉足采矿业。于是罗斯柴尔德要求在这些条规中为他做出一个例外。看在当局刚刚从罗斯柴尔德那儿获得的贷款的面上，他们唯有同意他的请求，于是，所罗门不仅允许购置维克奥兹、扳机、枪托和金属管，同时还有权进入采矿业和制铁业。

这个时机挑选得恰到好处。罗斯柴尔德人在让政府觉得有义务满足他们要求上越来越聪明了，并且很懂得如何趁热打铁。他们常常让政府心里过意不去无法拒绝他们的要求，同时又不让他们垄断银行业务。

阿姆谢尔的手腕

在同一个家族中，法兰克福的阿姆谢尔·梅耶也使用着类似的手腕。这让贝特曼银行失色不少。正如斯切维姆（Schwemer）所说，阿姆谢尔的手触及每一块蛋糕：他与联邦德国交易的同时，也和民主德国政府保持着贸易往来，同时还为当时各地所有在建的铁路提供资金。他与黑塞宫廷（Court　of　Hesse）保持着密切的关系，振兴自己的家族。

在1831年的时候，老选侯威廉二世（Elector　Wilhelm　II）的儿子为了情妇离开首都，他就是之后被指派到卡塞尔（Cassel）联合摄政的选侯腓特烈·威廉一世（Elector　Friedrich　Wilhelm　I）。他自降身份与一位普鲁士中尉莱曼（Lehmann）的离异妻子格特鲁·法肯斯坦（Gertrud　Falkenstein）结了婚；1831年，他把她提到了斯查姆伯格（Schaumburg）女伯爵的位置，之后他又给了她哈瑙公主（Princess　of　Hanau）的身份。1846年，他们已经有了五个孩子。阿姆谢尔·梅耶在生活上给予他们财政支持，这让王储和他的女伯爵常常得以“在家与他们的商界友人共进午餐”。

不只是选候人，还有许多别的德意志王储都向罗斯柴尔德借钱。罗斯柴尔德通常会与一些银行达成协议，但条件是这些银行能够负担一部分这些众多小气的德国统治者的贷款。正如他对如何保持能让自己乐于效劳的高价证券那样了如指掌，他也清楚如何压制一项贷款。

在拜仁·梅瑟汉根（Baron　von　Mensshengen）的报告中，我们可以看到：“罗斯柴尔德已经在1835年的俄罗斯—波兰彩券贷款中充分证明了自己的实力。因为主要的认购者华沙的弗兰克（Frankl）银行家拒绝让他参与交易，也因为俄罗斯政府对伦敦罗斯柴尔德接手的这笔贷款已经开始厌烦了，突然终止了与罗斯柴尔德家族的交往，并把它交给了阿姆斯特丹的赫帕（Hope　at　Amsterdam）银行，罗斯柴尔德不断地让这笔安全、利润丰厚的证券贬值。

与梅特涅的深厚友谊

梅特涅长时期以来一直都敬仰罗斯柴尔德家族的权势，但是他却不能容忍罗斯柴尔德人在外交政见上与他的分歧。在1841年贷款谈判期间，所罗门希望在条约中加上一条为有可能爆发的战争做准备，梅特涅以他首相的身份回应说，他无法不拒绝这样一项条款：“因为我不可能同意战争与和平这件事由任何银行家的态度所左右。”所罗门回复道，他完全欣赏梅特涅的观点，此外就没再有什么弦外之音了。基本上，罗斯柴尔德是唯一获得大臣真正信任的家族，接下来的情形就完全表明了这一点。

在1841年8月，维也纳和的利亚斯特（Trieste）的业务陷入了困境，政府决定允许三大银行申请四百万的资金以缓解在维也纳的压力，同时一百万缓解的利亚斯特。奇怪的是，三大银行还能决定由谁来获取这一笔款项。但很快这笔应急款就激起了巨大不满，同时大家对财政部的分配方式也牢骚满腹。希纳和阿尔斯坦&厄斯克斯两大银行尤其受到指责，因为他们的业务熟客与政府的那笔钱有着关系，并得到了他们的支持。

梅特涅小心地介入这场纠纷，最后他决定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国家秘密委派所罗门·罗斯柴尔德驾临于另外两大银行之上，处理此事。

“从三大银行的运作情况来看，”他写道，“在分配经济补贴这个问题上，自然是政府（其提供者）有全权对这三大银行的运营进行控制。我指的控制是三大银行应该就提供给他们的资金开出一份固定账户。所罗门在处理这件事的过程中会感到自己被削弱了，因为他害怕在他的势力中会激发敌对情绪，而且再加上他长久以来对维也纳银行业集团的蔑视之情，就更是如此了；更何况，作为一个商人，他将自己在维也纳的地位视为一个外来者一般，所以他只会与政府做生意。”

梅特涅对所罗门给予了很大的信赖。而这全靠的是他们之间的私人交往。所罗门对梅特涅一家的厚待远超出了他所得到的。“我们的朋友所罗门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总是让我感动。”在所罗门拜访过公主之后，她这么写道。夏天的时候，梅特涅一家在法兰克福近郊的一所房子里受到了热情的款待，比如给他们花园赠送的美国驯鹿，并且银行家的家人们常常去拜访他们。“在到访客人中，”米兰妮（Melanie）公主在她1841年9月5日的日记中写道，“是罗斯柴尔德一家人，总共有五个。他们是所罗门、詹姆斯、他们的侄子安东尼、所罗门的儿子和阿姆谢尔。阿姆谢尔盛情邀请我们下周二时到法兰克福与他共餐。詹姆斯从巴黎给我带来了一个精美的珍珠母和青铜礼盒，里面装满了糖果，并且品质上乘。”

1843年，梅特涅一家在伊斯切尔（Ischl），所罗门也在那儿。每逢圣诞节的时候，罗斯柴尔德就会给“梅特涅的孩子们送去许多可爱的小玩意，常常引得他们的母亲也亲自和他们玩耍”。

对所罗门而言，对这些友好的表示得不到回报是没有什么好抱怨的，因为在奥地利严厉的体制下，犹太人还只得遵守，有大把的理由会是这种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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