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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8部分（第1页）

是场部勤杂班的，见面时自我介绍说姓程，又说许多年来我乐岭死了人都归他处理。他用手往山坡上指指，我看见了一大片坟包错落的墓场。有的长满了草，有的是光溜溜的新坟。看到这片坟场我不由想到我和陈涛埋葬老龚的那座叫太阳岛（不知怎么跟哈尔滨的一座公园同名）的墓场。相比而言，这小西地墓场要宽广得多，大概有几百座坟茔吧。一个萝卜一个坑，一个犯人一座坟，这是错不了的事。想想有这么多同类客死在他乡心里便沉沉地痛。墓地边沿有一排早就挖出来的墓坑，这样死了人就不用现挖。我们将曹大个子的尸体用绳子放进坟里，抽出绳子就开始埋土。埋完土，看看西面的太阳正慢慢坠落。

卖木梳的赵仁——

将赵仁冠以卖木梳的得解释几句才行。现代京剧《红灯记》里有个卖木梳的角色，是个奸细。于是犯人便把那些打小报告的叫做卖木梳的。某人只要被划到卖木梳的行列，人们便不再信任他，鄙夷他，躲避他，当面冷嘲热讽背地里骂他。这遭轮到我来骂赵仁。事情还得从那天出公差埋曹大个子说起，我好像命运不济，在清水塘时派我去杀牛杀猪，到了我乐岭又派我去埋死人。心里头别扭，忍不住发了牢骚，说叫埋人就埋人，反正咱是磨房里的磨。我从小西地回来傻朱把我堵在了监舍外，劈头盖脸就是一通骂，把我骂怔了。心想真是见了鬼了，刚埋的死人，要是出错该是曹大个子从坟里跑出来告的状，还会有谁？这自是瞎说了，死人要能站出来告状这世界就大乱了。我终归还是弄明白是我说的那句磨房的磨惹了乱子。这句歇后语的后半句是：听驴的。磨驴拉就动不拉不动，不是听驴的是什么？我立刻意识到有人把这句话告了，说我骂管教是驴。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还了得。也是急中生智，我很快想出一种说法来为自己开脱。我说这是我们老家的一句俗语，形容人做事不主动，像磨一样，推一推动一动，不推就不动。傻朱似信非信地看着我，大概我的解释确有些道理，他还是接受了，说你们劳动改造就是要积极主动嘛，否则怎能改造得好呢？我赶紧点头称是。这事就这么对挡过去了。当晚解若愚便告诉我是赵仁跑去告的状。我听了很生气，晚点名后回监舍的路上我问他今天是不是说了我的坏话。他说没有啊，咱俩无怨无仇我干吗说你的坏话？我说有人看见了，你赖不掉的。他不吱声了。我说对那句话我以前不信，现在信了。他问什么话。我说赵仁不仁啊。我听他嗓子眼里咕哝了几下，没放出声来。

梁枫——

梁枫是个小个子乐天派，整天笑眯眯的，那状况一点不像在蹲监，好像在自己家里过舒心日子似的。他把别的犯人也似乎当成家里的人，很友好，很关心，有事没事愿和人拉家常。他有个习惯，说起话来两手不停地打手势，像指挥唱歌那样，一拍都不停。解若愚说他最怕听梁枫说话，说叫他晃的头晕。傻朱更不客气，说梁枫你说话不叫手老实我就把你的手捆起来。可他身不由己，改不了，有回真的叫傻朱给绑了，以示惩戒。就是这回加深了我对他的印象。我说的加深印象不是指他被绑，而是绑起来后仍然认真学习毛著。他手不能翻书页了，就埋下头用舌尖舔着翻。他学毛著不是装样子，而是从内心里想学，也从内心里崇拜毛泽东。他被捕前是青岛一家报纸的编辑，青岛反右当中发生了一桩很重大的事件，即所谓“山大学生闹报社”。事实的起因和性质与K大学生“闹”人民日报社类似，学生对报纸发表的歪曲性文章不满，要求报社领导出来进行对话。领导不出来，到街上收买了许多闲杂人员充当革命市民对学生进行围攻。这行径被梁枫看在眼里，在后来的一次会上梁枫对领导的这种“不磊落”提出看法，这是问题之一；另外他还写了篇《社会主义国家会不会有悲剧》的文章，在反右之前发表出来，这也是个问题。“二罪并罚”就打成了极右。先是遣返回原籍，不久，被一个本家侄子揭发了反革命言论（具体是什么不详），就被逮捕判刑。

他头一次同我说话是我到我乐岭当天，刚进监舍门便有一个小个子犯人接过我的铺盖卷，两眼笑眯眯的，说我姓梁叫梁枫欢迎你。我当时很哭笑不得，没吭声。等我安顿好他又跑到我面前，说以后有什么事找他。我问句你是班长吗？他头和手一块儿摇晃说不是。后来我俩时不时地说上几句话，他也忙，需要他“照顾”的人很多，我俩也没有多少交往。但我得承认他是属于“好人阶级”范畴的，他是那种无论受到多少挫折都精神不倒且痴心不改的人。

我记得的第二次“重要”谈话是在一根绳休息时，他走到我跟前，说老周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我说什么事。他说不是事是问题。我说什么问题呢？他说你先保证对我说实话。我觉得这个要求怪怪的，什么年头了，还向别人提这种问题，在社会上都办不到，何况在无产阶级专政铁拳下的劳改农场呢。我不说话。他以为我默认了。就问了，说老周你说社会主义国家究竟有没有悲剧呢？我听了很容易便和他曾写的那篇文章联系起来，心想原来他是在搞“民意测验”，以求解仍存留心中的困惑啊。我说就这个问题吗？好回答：没有。社会主义国家没有悲剧，社会主义国家是人类最合理的社会，各尽所能，按劳取酬。人民有充分的民主和自由。这样的国家怎么会有悲剧呢？他两眼直瞪着我。我说这个问题你一定问过许多人吧？他点点头。我又说大家的回答和我没什么两样吧？他再点点头。我说这不得了。出于对他的善意，末了我说句，问题已经很清楚了，以后不要再向别人提这个问题了。他没吭声，眼里仍然弥漫着迷惑。

这一次是在“马厩”里他找到的我。说他写了两首诗，（天啊，怎么一当犯人都诗兴大发呢，莫非劳改农场真是个富于诗意的地方？）想请我批评指教。连日来我一直烦着，情绪低落，起因是苏英那封来信。我不耐烦地说我不懂诗，怎能批评指教你？他说毛主席教导说文艺要为工农兵服务，向工农兵学习……我打断他说，服务、学习都到不了我这儿来呀，我是个什么东西？是工农兵吗？他说咱们虽然是犯人，可干的是农活，应该属于农民范畴吧。我听了哭笑不得，觉得无需再推诿了。既然他想让你听他的诗朗诵，不达目的就不会罢休。我说指教谈不上，学习学习，你念吧。他清清嗓就点头摆手地将他写的《倾诉》朗念起来：

痴三丁，腿儿弯，

对着主席来诉冤。

你诉什么冤？

我要跟着主席走，

别人叫我来坐监；

坐监就坐监，

死了也心甘。

念完《倾诉》，他又念他写的第二首，《梦中见毛主席》：

晚夜风雪激

相会在北京

正欲倾盆吐

忽闻狱卒声

我说好诗好诗，表达了对毛主席强烈的崇敬之情。但个别地方须斟酌一下，比方第一首中的“冤”字用语不当，党和政府要把我们改造成新人，这是恩德，怎么能说冤呢？第二首中的“狱卒”也用语不当。狱卒是旧中国对看管犯人的人的蔑称，用在新中国的管教干部身上是错误的。他点点头，要说什么，正这时听班长张克楠吆喝干活了开始干活了。谈诗也就到此为止。

马厩——

吃饭时，高云纯亮出一副用枣木制作出来的刀叉，大大小小四五件的样子，并且用刀叉开始了这顿晚餐。高云纯制作刀叉的时候大家都看见了，以为是闹着玩，没当回事，现在见高云纯真用上了便都围上前看热闹。高云纯先用木刀将窝头切成若干片，然后又如法炮制将萝卜咸菜切成片，将食品加工完好后便开始食用。用一副大叉叉窝头片，用一副小叉叉咸菜，吃得一丝不苟。看热闹的人中有的吃过西餐，有的没吃过西餐，无论吃没吃过都以一种讥笑的神情看着吃饭的高云纯。高云纯也不理会，依旧一样一样叉着吃。后来解若愚先开言，说高云纯你闹啥怪呢，人家外国人是怎样用刀叉吃饭的，用刀切面包抹奶酪，切牛肉，然后叉着吃。没这套家什不行，咱吃窝头咸菜用得着这些东西么？纯粹的出洋相。高云纯将最后一片窝头用叉送进嘴里，边咀嚼边说中国人外国人都很重视餐具，不是有句“美食不如美器”的话么？比方同样吃窝头咸菜，用刀叉和用筷子味道就不一样的。解若愚问怎么个不一样？高云纯说用刀叉吃是西餐味儿，用筷子吃是中餐味儿。解若愚说胡说。高云纯说不信试试。梁枫接话说老高把刀叉借我用用，尝尝味道一样不一样。边说边从高云纯手里取走刀叉，切起了窝头咸菜，之后又学着高云纯的样子叉着吃起来。高云纯问老梁你觉得味道变了没有？梁枫一边用嘴品着滋味儿，一边说怪了，真怪了，窝头的味道真的变了。梁枫的话引得大家轰笑起来。又有人借用高云纯的餐具，吃了同样说味道不一样了。高云纯扬扬自得地看着解若愚说，怎么样，你不试试？解若愚说我不试。高云纯又转向大伙说我还保存一部分枣木，谁要做刀叉的话可以和我讲。梁枫说我想做一套，可没技术。高云纯说我教你。接着又有几个人表示要做一副刀叉，并请高云纯当老师。高云纯一一应承。这顿饭吃得满热闹。

袁光——

袁光袁书记要离开我乐岭农场了，据说上级要给他换一个好些的环境，很可能是回北京。大伙听了这个消息很是替他高兴，同时也不觉得奇怪，理所当然似的。像袁光这样级别的高干也在劳改农场改造总给人以处理不当的感觉。共产党挂在口头的政策是“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实际掌握的却是“大人物从宽小人物从严”。从肃反说起，“历史反革命”中的国民党高级将领被枪毙的甚少，有的抓起来关关就放了，还有的一“统战”又做了大官，而对那些小巴拉子就毫不留情了。相当一部分被“突突”，剩余的被判以重刑。这不是要评说什么，只是讲出一个基本事实。至于反右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现行反革命”性质的右派分子，毛主席有句话叫“一个不杀”（这句话从有些人嘴里说出来好像给了很大恩典似的），这总算给右派们留了一条活路。而在处理上职位高的仍然是大受优待，基本上是不抓不关，任务只是好好学习，而那些如我辈等就一鞭子赶到改造场所改造了。同样也不是对此加以评论，要说的只是袁光这位大学书记，不知怎么成了通常中的一个例外。

我说过一直对袁光有一种歉疚之情，也一直想找机会对他有所表示。但要找到这样的机会也不容易。听说他要走，我就想无论如何也要在他走前交谈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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